沈世伟，肖韵媚

社会、家庭、个体：社会性别理论下女性旅游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沈世伟，肖韵媚

（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浙江 宁波 315201）

以南浔古镇为案例地，采用深入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研究影响女性旅游就业的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独特的社会性别文化是影响女性参与旅游就业的重要因素，体现在三个层面：（1）社会层面包括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性别平等理念意识的发展和婚姻观念的转变；（2）家庭层面包括工作与家庭的协调、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对家庭的生活责任感；（3）个体层面包括经济利益的驱使、文化教育背景、性格和兴趣、以往工作经历、现有工作认知、女性独立观念的显现和以及一些客观因素。

社会性别理论；女性就业；旅游就业；影响因素；南浔古镇

一、引言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家庭不再是女性唯一的生活空间[1]。传统的家庭分工观念日益受到冲击，女性进入职场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相比其他行业，旅游行业的就业门槛较低，服务方式多表现为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女性被认为比男性在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直觉推断能力等方面更显优势，能观察到周围环境的细微变化，并迅速对之做出反应[2]。旅游供给市场对女性的需求量大，为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多[3]，在餐饮和酒店服务员工中，女性的占比甚至高达90%[4]，形成了“女性旅游就业”现象。与此同时，有研究表明，旅游业在妇女的性别意识觉醒并重塑性别角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

社会性别研究结果显示：性别角色不仅由生理因素决定，更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6]。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缓慢、渐进的“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会建构起不同的社会性别观念[7]。社会性别理论与社会性别分析框架至今均以西方话语为主，而在国内开展社会性别相关研究，理应考虑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性别文化，即将社会性别理论本土化。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是英文gender一词的中文翻译。英文中存在两个表示性别的词——sex和gender，前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后者指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性别[8]。社会性别既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又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9]。换言之，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通过社会后天习得。在琼·斯科特看来，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10]，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11]。

西方社会性别理论研究涉及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制度，关于旅游与性别研究涉入较少。已有研究涉及游客对旅游地感知的性别差异[12]、旅游动机的性别差异[13]、旅游决策的性别差异[14]，旅游就业的性别差异[15]，旅游市场营销与性别[16]和性旅游[17]等方面。国内学者多将社会性别理论运用到民族旅游研究中，从民族旅游对目的地女性的影响出发，探讨女性家庭社会地位的变化[18-19]；为数甚少的关于社会性别角色的旅游学术文献则主要集中在性别角色影响因素、性别角色表现以及性别角色变迁等方面[20-21]。总体而言，现有的社会性别角色结合女性就业的研究较少，缺乏基于具体案例对社会性别理论的重新构建。

（二）女性就业影响因素

影响女性就业因素不仅有个体因素，还有社会因素。女性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极大地影响她们参与就业的程度[22-23]，同时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协调和时间配置[24]、宗教因素[25]、种族歧视[26]和性别歧视现象[27-28]也是影响女性选择就业的重要因素。

旅游就业能给女性带来积极影响，但影响面和影响度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例如，即便同在当代中国的西南地区，旅游就业给属于不同民族的女性带来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云南大理新华白族旅游村落的女性通过参与旅游发展，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得以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却仍未根本消除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影响[29]。对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景区——金竹、平安、龙脊三个壮族村寨的研究虽也显示旅游开发提高了当地壮族女性的经济地位，但对其参政的积极影响却不显著[30]。然而对同属龙脊十三寨中唯一的瑶族村寨——黄洛瑶寨的红瑶妇女的研究却揭示了旅游开发对其参政意识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1]。对成都龙泉洛带古镇的案例研究则表明，当地客家妇女深入参与旅游发展，不仅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被摈弃，还让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在当地渐入人心[32]。事实上，一方面，女性希望通过旅游就业，打破性别歧视，实现性别平等[33-35]和自身价值[20]，提高自身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20]，但又不忘寻求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协调[36-37]；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工作经验[38]、性别认知[39]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由此生成的习俗、制度等[40]。

社会性别是影响女性就业的重要因素，由于旅游业是许多乡村社区的女性在农业之外少有的就业渠道，因此旅游业成为考察社会性别影响女性就业的重要领域。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影响女性旅游就业的因素[41-43]，至今却鲜有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的深入分析。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文献梳理以及对南浔古镇女性旅游就业的观察与访谈，尝试基于社会性别理论，从社会、家庭、个体三个层面来研究影响南浔古镇女性旅游就业的因素。

三、案例地概况

南浔古镇地处杭州、南京、苏州、上海之间，于2005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08年与西塘、乌镇、周庄、甪直、同里一同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5年获评国家5A级景区。自2000年发展旅游以来[44]，南浔古镇游客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逐年增加，新冠疫情发生前三年的经营数据尤为出色（表1）。通过采访湖州南浔旅游投资发展集团公司负责人得知，目前南浔各类旅游小微企业众多，从业人员以女性居多，女性约占南浔古镇旅游劳动力的60%，工作岗位覆盖旅游酒店餐饮（含特色小吃）、旅游商品（如文创品与手工艺品）店铺、景区讲解、景点检票、游船操作（船娘）等。

表1 南浔古镇景区近三年景区数据统计

资料来源：湖州南浔旅游投资发展集团公司

四、研究方法

（一）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运用访谈法对访谈对象进行资料搜集，以求最大限度地涵盖各种可能情况，不以追求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为目的，访谈中不再出现新的信息时便可终止访谈[45]。

笔者于2019年8月22-25日和2020年6月13-15日前往南浔古镇随机选取访谈对象，共18人，年龄分布在25-55岁之间，平均年龄35岁。抽样标准：南浔古镇各个旅游景点工作妇女，能较为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且同意接受访谈。排除标准：难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不愿意接受访谈的妇女。访谈内容包括：个体基本情况、家庭状况、从事现有工作原因、工作经历、工作内容、工作感受、工作对个体及家庭的影响。由开放式聊天进入研究话题，在受谈者知情并同意情况下进行访谈录音，记录访谈内容，与每个访谈对象聊天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左右。当访谈至18位时，受谈者透露的信息基本与前17位一致，即没有实质性的新增信息，因而不再开展新的访谈。通过前后2次合计7个日夜的访谈，总计获取访谈文本3万余字。

以“拉丁字母缩写+阿拉伯数字序号”的YB-01的方式将受访对象编号，以YB-01表示第一位访谈对象，YB-02表示第二位访谈对象，依次类推（表2）。

表2 访谈人员情况

（二）数据分析方法

扎根理论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之前不做理论假设，而是确定一个待研究的议题，对原始资料不断进行概念化、范畴化，然后构建理论。“扎根”过程严格遵循固定的研究范式，即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选择式编码三阶段依序推进。本文获取的访谈文本资料严格按照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并借助NVivo定性分析工具得以实现。

开放式编码需要逐字逐句阅读访谈文本材料，对资料反复进行分解、比较，进而将其概念化和初步范畴化。笔者对女性旅游从业者进行开放式提问，从访谈中提取众多关键词，并将其编码命名为合适的概念。这些概念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同类属或并列的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将同类属的概念编码到同一个集合之中，即初始范畴化。

轴心式编码，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开放式编码的初始范畴之间的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部分之间的潜在逻辑，发展主范畴[46]。

选择式编码是研究者最终处理提炼数据的编码，建立在前两步对范畴形成较为明确的认识的基础上，通过逐步加深对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比较，将范畴更加具体化、精细化，并用模型把相关范畴整合起来，从而构建理论[47]。

五、研究分析

（一）编码结果分析

1. 开放式编码

笔者共提炼出173个概念，然后根据概念本身属性及意义，将相关概念初步合并为27个初始范畴：“亲友介绍”“福利待遇”“薪酬”“离家近”“专业相关”“学历”“性格”“兴趣”“工作经历”“个体独立”“融入社会”“工作氛围”“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愉悦心情”“工作与家庭都重要”“避免家庭矛盾”“家人帮忙带孩子，分担家务”“家人支持工作”“孩子学习”“照顾家人孩子”“家务责任”“缓解经济压力”“稳定轻松的工作”“男女平等”“女性30岁之前适合结婚”“不为结婚而结婚”（表3）。

表3 开放式编码示例

2. 轴心式编码

鉴于开放性编码分析中得到的27个初始范畴的意义宽泛且多样，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晰，笔者反复比较和思考不同受访者的访谈内容及其涉及的概念和初始范畴所代表的意义，进而探讨各范畴之间的关联，从27个初始范畴中提取出13个主范畴，将其归纳为社会、家庭、个体3个层面（表4）。

表4 轴心式编码示例

3. 选择式编码

根据扎根理论，选择式编码是研究者最终处理提炼数据的编码，建立在前两步对范畴形成较为明确的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主题，笔者发现可以用“女性旅游就业影响因素”来概括其他所有范畴，故将其定义为核心范畴，基于社会、家庭、个体这3个层面来构建影响女性旅游就业因素的模型。

（二）影响女性旅游就业因素分析

1. 社会层面

编码结果显示社会层面影响女性旅游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性别平等意识的发展和婚姻观念的转变。“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这一父节点（主范畴）和“女性适合稳定的工作”这一子节点（初始范畴）共同表明在传统的性别文化中，女性被赋予特定的社会期望，以及女性遵循这种社会期望去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比如期望从事护士、文员、秘书等更具稳定性并被认为更适合女性的职业。性别文化内涵对女性影响至关重要，以至于受访女性自身都普遍认为需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例如“拥有国企待遇和五险一金，很稳定”是受访女性入职南浔旅游投资发展集团公司其在南浔古镇从事旅游行业的重要原因。

“性别平等”这一父节点和“男女平等”这一子节点共同表明：受访女性不再认同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制度所维护的权力关系，即男性处于统治和主导地位，女性处于被统治和从属地位，换言之，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对当今女性的影响力已显著减弱。性别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这一深刻转变，即由男性主导向男女平等的转变，促使中国女性普遍走出其先辈或自身原有的生活空间，在家庭之外建立起社会网络关系，使其得以通过同事、朋友介绍更多的工作机会，追求更丰富美好的生活。

在“婚姻观念”这一父节点之下，编码显示“女生30岁之前就应该结婚”子节点和“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子节点各占比50%。这表明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思想解放，许多中国女性挑战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不甘处于被统治的、从属的地位，而是追求个性和自我，持新型婚育观；与此同时，仍有不少中国女性认同传统社会性别制度赋予女性的角色和责任，认为女性还是要在30岁之前结婚并承担起生儿育女的责任。

2. 家庭层面

编码结果显示家庭层面影响女性旅游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工作与家庭的协调、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对家庭的责任感（照顾家人孩子）。结合“工作与家庭的协调”“对家庭的责任感”父节点和“工作与家庭都重要”“照顾家人孩子”等子节点，可见能够在实现工作、生活和家庭三者协调的基础上承担起家庭责任，是受访女性选择旅游就业的重要原因。

女性在工作中扮演着社会角色，在家庭中扮演者妻子和母亲角色，当其一方面以社会角色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另一方面又以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承担家庭责任时，难免会产生角色冲突并引发社会和家庭问题。不仅如此，由于女性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跨度往往比男性大得多：在工作角色上，人们对成功女性的要求并不低于对成功男性的定义；而在家庭角色的要求上，人们对成功女性的要求更是显著高于成功男性。已婚女性寻找工作时往往将家庭、孩子、家务等和工作联系起来，或多或少受制于传统观念，潜意识里认同自身须承担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责任，由于旅游行业中的不少岗位可使其实现兼顾家庭与工作的愿望，因而成为其就业目标。

“家庭地位提高”父节点下包括“避免家庭矛盾”“家人帮忙带孩子，分担家务”“家人支持工作”三个子节点。“避免家庭矛盾”是指女性旅游就业之后，有了自己的收入，可有效减少夫妻之间因经济因素引致的摩擦，尤其是原本务农的低收入女性，在通过旅游就业实现增收的同时还能照顾到老人和小孩，依然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使得她们在家中的话语权和财务支配权得以提升，家庭地位也随之提高。

3. 个体层面

编码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影响女性旅游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文化教育背景、性格和兴趣、以往工作经历、现有工作认知、女性独立观念显现和一些客观因素（如离家近、亲友介绍）。“经济利益”父节点包括“福利”和“薪酬”两个子节点，这表明如今的中国女性不仅在经济上不再依附于男性，而且在选择一份工作时还会考虑所获经济利益是否达到自己的预期[48]。

“教育背景”父节点包括“专业相关”和“学历”两个子节点，文化程度更高的女性，可供选择就业岗位与机会更多，对职位的期望也更高，更倾向于选择自己喜欢、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且技能要求高的工作，例如有受访者表示：“我本科学历，做产品研发，在南浔工作了5年，一毕业就回来工作了，主要负责南浔古镇浔迹品牌旗下文创品的研发，比如常见的冰箱贴、钥匙扣、手机壳、丝巾和毛笔等。”（YB-03）相反文化程度低的女性，更多地想拥有一份工作，不想成为留守农村的妇女，例如另一受访者表示：“我初中文化，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每天干家务活，和邻居聊家常，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YB-07）

“工作认知”父节点包括“工作氛围”“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愉悦心情”四个子节点。“工作愉悦心情”这一子节点表明，当代中国女性不再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观念，主动参加工作并认为自己能从中获得快乐。尽管像南浔古镇这样的旅游景区提供给女性的工作，大多不需要专门技能，但是求职女性还是会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会重点考虑经济收入及一些客观因素（如离家近）。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南浔古镇作为案例地，基于社会性别理论，尝试分析了影响南浔古镇女性旅游就业的因素，发现影响女性旅游就业的因素包括社会、家庭以及个体三个层面。

在社会层面，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性别平等理念意识的发展和婚育观念的转变显著影响女性选择旅游就业。女性由于其生理上的某些天性，被社会认为更适合“轻松”“稳定”的工作，而女性也通常会按照由性别文化建构的社会期望去扮演相应的角色。在社会制度转变、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性别平等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与保障之下，本文调研的诸多女性显然都已不再屈服于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制度所维护的旧有权力关系，选择像男性一样投身到社会劳动大军之中，通过主动就业积极参与南浔古镇旅游业的发展。

在家庭层面，工作与家庭的协调、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对家庭的生活责任感都会影响女性旅游就业。女性通过参与南浔古镇旅游的发展，获得了经济收入，有效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同时出于对家庭的生活责任感依然主动承担起照顾家人和孩子的责任，由此使得自己在家中的话语权和财务支配权均得以提升。女性在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来回切换身份，难免会产生诸多冲突，故女性在找工作的时候，往往将家庭、孩子、家务等和工作联系起来，而旅游行业中的不少岗位可使其实现兼顾家庭与工作的愿望，因而成为其就业选择。

在个体层面，经济利益驱动、文化教育背景、性格和兴趣、以往工作经历、现有工作认知、女性独立观念的显现和以及一些客观因素均会影响女性旅游就业。女性选择从事旅游行业会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原因，尤其在自我独立意识日渐觉醒的当今社会，她们在选择一份工作时会特别衡量所获经济利益是否达到自己的预期。另外，由于旅游行业中的众多岗位直接面向游客提供服务，性格是否活泼开朗，是否喜欢与人交流，以往工作经验的积累，文化背景以及是否热爱旅游业等因素也都会直接影响女性是否选择旅游就业。

本研究验证了以往研究的一些结论，例如中国女性选择旅游就业是基于工作与生活协调，证明自身价值，实现男女平等，提升家庭地位等因素；同时也发现了中国女性选择旅游就业时受到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仍普遍希望在工作的同时可兼顾家庭，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这既是她们对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的反抗和摒弃，也体现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女性思想的解放。

后续研究，既可基于对同类型古镇旅游目的地或其他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就影响女性旅游就业因素的多个维度开展实证研究，以验证本文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也可通过长期跟踪，对影响女性旅游就业的因素开展历时性的研究，并尝试关注女性旅游就业可能带来的跨区域移民、城乡流动、阶层流动等现象。

［1］ 张秋俭. 女性就业现状与前景——调查、统计与分析[J]. 社会学研究, 1996(4): 13-24.

［2］ 牛翠珍, 王国梁. 我国女性旅游从业者就业现状及优劣势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0(5): 71-76.

［3］ 吴晓萍, 何彪. 略论性别分析在民族旅游影响研究中的意义[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4): 62-65.

［4］ 唐雪琼, 朱竑. 旅游研究中的性别话题[J]. 旅游学刊, 2007, 22(2): 43-48.

［5］ 赵捷. 云南旅游业中民族女性角色分析[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2): 65-69.

［6］ 庄渝霞. 中国性别理论研究综述[J]. 学术交流, 2005(6): 126-128.

［7］ 郭爱妹. 社会性别: 从本质论到社会建构论[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 87-94.

［8］ 刘霓. 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6): 52-57.

［9］ 杜洁. 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理论在发展中的运用[J]. 浙江学刊, 2000(2): 94-98.

［10］贺萧, 王政. 中国历史: 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J].社会科学, 2008(12): 141-154, 186.

［11］张彦花. 社会性别理论: 女性农民工流动研究的新视角[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5(5): 58-61.

［12］CARR 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gendered differences in young tourists’ perception of danger within Lond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 22(5): 565-570.

［13］GIBSON H, YIANNAKIS A. Tourist roles: needs and the life cours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2): 358-383.

［14］JOHNS N, GYIMOTHY 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prediction of tourist behavior: The case of Bornholm, Denmark[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2, 40(3): 316-327.

［15］MCGEHEE N G, KIM K, JENNINGS G R. Gender and motivation for agritourism entrepreneurship[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1): 280-289.

［16］LEE Y, KIM S, SEOCK Y K, et al. Tourists’ attitudes towards textiles and apparel-related cultural products: a cross-cultural marketing stud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5): 724-732.

［17］RYAN C, KINDER R. Sex, tourism and sex tourism: fulfilling similar needs?[J]. Tourism management, 1996, 17(5): 507-518.

［18］张瑾. 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与红瑶妇女生计变迁——以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8): 72-79.

［19］阚如良, 史亚萍, HSIANG-TEKUNG, 等. 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地妇女社会角色变迁研究——以三峡步步升文化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14, 29(4): 19-27.

［20］赵巧艳.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民族旅游与社会性别的互动——以龙胜金坑红瑶为例[J]. 人文地理, 2011, 26(6): 67-71.

［21］唐雪琼, 朱竑. 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父权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基于撒尼、傣和哈尼三民族案例的比较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25(1): 123-128.

［22］MEHROTRA S, PARIDA J K. Why is th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declining in Ind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98: 360-380.

［23］郝冉. 我国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1): 114-117.

［24］石红梅. 我国女性就业与家务时间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6(6): 64-68.

［25］ABDELHADI E. The hijab and Muslim women’s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19, 61: 26-37.

［26］ENGLAND P, ROSS G B. Women’s employment among blacks, whites, and three groups of Latinas: do more privileged women have higher employment?[J]. Gender & society, 2004, 18(4): 494-509.

［27］PARK J H, TAK J K. The effects of women employees’ perceived sex discrimination in organizations on career commit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J]. Kor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8, 21(2): 245-263.

［28］李实. 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3): 56-69, 205-206.

［29］杨丽琼. 旅游开发中少数民族妇女社会角色变迁研究——基于大理新华白族旅游村的案例分析[J]. 旅游研究, 2011, 3(2): 48-51.

［30］吴忠军, 贾巧云, 张瑾. 民族旅游开发与壮族妇女发展——以桂林龙脊梯田景区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0(6): 99-104.

［31］张瑾. 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与红瑶妇女生计变迁——以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8): 72-79.

［32］陶长江, 郭凌, 林瑶. 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的地位变迁研究——成都龙泉洛带古镇的个案调查[J]. 旅游学刊, 2016, 31(10): 94-104.

［33］崔佳春. 川东北乡村旅游中农村妇女就业问题探析[J]. 技术与市场, 2016(3): 175-176.

［34］CAVE P, KILIC S. The role of women in tourism employ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ntalya, Turkey[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0, 19(3): 280-292.

［35］秦金芳, 杨钊. 北京高星级饭店女性员工性别感知分析[J]. 旅游学刊, 2015, 30(9): 63-71.

［36］FOSTER D, REN X.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three Chinese airlin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5, 26(12): 1568-1585.

［37］褚玉杰, 赵振斌, 张铖. 民族旅游社区妇女的时间利用方式研究——以四川省桃坪羌寨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16, 43(1): 8-17.

［38］李沐纯, 韩冰晨. 乡村振兴背景下影响女性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因素[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2(5): 54-60.

［39］FIDAN D, BOZTOPRAK H, USTA T, et al. The effect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places of business: a report on the tourism industry[J]. Review of business, 2016, 37(1): 56-71.

［40］卢彦红, 徐升艳, 吴忠军. 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以贵州岜沙景区为例[J]. 民族论坛, 2008(9): 51-53.

［41］王伊欢, 王珏, 武晋. 乡村旅游对农村妇女的影响——以北京市延庆县农村社区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6(3): 52-60.

［42］周爱萍. 纳西族女性在丽江旅游业参与中的角色分析[J]. 思想战线, 2010, 36(S1): 143-148.

［43］唐雪琼, 和亚珺, 黄和兰. 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影响研究——基于云南石林五棵树村和月湖村的对比分析[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1, 23(5): 7-12.

［44］金杉. 江南古镇旅游标志形象感知与设计研究[D].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2019.

［45］赵莉, 叶欣. 英国公众眼中的中国环保形象——基于图式理论的访谈研究[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1, 74(2): 118-128.

［46］戴光全, 梁春鼎. 基于扎根理论的节事场所依赖维度探索性研究——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为例[J]. 地理科学, 2012, 32(7): 777-783.

［47］王汝辉, 吴涛, 樊巧. 基于扎根理论的三圣花乡旅游景区原住民生存感知研究[J]. 旅游学刊, 2014, 29(7): 31-38.

［48］金少萍.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3(5): 55-59.

Society, Family and Individual: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Women's Employment in Tourism Approached from Gender Theory

SHEN Shi-wei, XIAO Yun-mei

（Ningbo University and Angers University Joint Institut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01, China）

Taking the old town of Nanxun as the field of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women’s employment in tourism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interview, observation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We find that China's unique gender culture is the major factor influencing women's employment in tourism. To be specific: (1) at social level, it includes expectation of social gender role, awareness of gender equality, and understanding of marriage; (2) at family level, it encompasses compatibility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status in family and responsibilities towards family; and (3) at individual level, it includes economic interests seeking, personality tastes, education and work experiences, expectations of current job, ideas of women’s independence and some objective factors.

gender theory, women’s employment, tourism employ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ld town of Nanxun

F592

A

1001 - 5124（2021）05 - 0103 - 08

2021-02-21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年度一般项目“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地方性要素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省2市8村的调查”（LY20D010001）

沈世伟（1975-），男，浙江宁波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旅游、乡村旅游、遗产旅游。E-mail: shiwei_shen@163.com

（责任编辑 周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