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豫皖经陕北转战到达四川巴中，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我的父亲苏明德（原名郑仕金），时年11岁，感觉到了世道发生的变化，跟着身边的人闹起了革命，从此，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1921年12月24日，父亲出生在四川巴中县（今巴中市恩阳区）尹家铺村一个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贫困和疾病，其父也就是我的祖父郑夫万、祖母蔡氏，在他8岁那年相继去世，留下他们兄弟姐妹7人，相依为命。父亲在家排行老五，上有三哥一姐，下有一弟一妹，一家子，缺父、少母，可想日子之艰难，为了生活，父亲小小年纪就到地主家放牛。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巴中，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苏维埃。

父亲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父郑仕友，成了村里苏维埃政權的领头人，刷标语、发动群众开会，忙得团团转。年少的父亲感觉到很新奇，时时追在他二哥的屁股后面看热闹，听着一些新名词，他似懂非懂。问，什么是革命？二哥答：革命，就是让我们穷苦人有衣穿有饭吃。

父亲后来给我们回忆：“听你二伯说，革命就是有衣穿有饭吃，我可高兴了。一定要革命，因为我常饿肚子，穿破烂的衣裳，能不想革命吗！”于是父亲后来成了村中儿童团的一员，父亲的二哥后来也当上了村里苏维埃的主席。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红四方面军由进入川陕根据地前的15000余人扩充到近8万人。我二伯父郑仕友带领他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管辖区内的2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这200多名青年后来被整建制编成了一个红军营。二伯父也由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转换成红军营长，父亲跟着他二哥，闹着要参加红军。可他时年还未满12岁，红军首长说，年龄太小，等几年再当红军吧。

当时，二伯父非常喜欢这个小他9岁的二弟，也就是我的父亲，并且也不想让他参加红军，毕竟年龄太小，可敌不住弟弟的执拗，便利用自己当红军营长的职务便利，做主同意二弟当上了红军，让二弟在身边当勤务兵。

事隔多年，父亲用他非标准也完全失去四川乡音的东北话说：“我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长征路上的“红小鬼”

当上红军，就有了出操、训练这些活。父亲后来时常给我们描述：家乡有一棵大黄葛树又称大叶榕，一树分成3个大枝杈，大枝杈上又分小枝杈，枝繁叶茂。

在这棵大榕树下，父亲时常挎着小马枪每天出操、训练，十分卖力，也十分的神气。小红军呢，想法天真，好玩，完全没有料到后来的革命道路上，会吃那么多的苦、遇那么多的难。

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调集百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被毛泽东称赞的、排名中央苏区之后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思想指导下，继中央苏区之后也被捣腾丢了。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5月，未满14岁的父亲跟随他的二哥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离开大巴山前，喝了口家乡水，踏上了长征之路。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61年第5期的《诗刊》。在上面，一个署名陆棨的作者刊发了一首诗，写的是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集结出发地——大巴山中的旺苍。他知道我父亲是从大巴山走出的小红军，就将这首诗抄写给了我：

通（江）、南（江）、巴（中），

红军老家，

家门口，

就在旺苍坝。

万里长征，

从此出发，

百丈关前杀白匪，

旺苍河下饮战马。

喝口门前水，

万里不忘家，

马蹄印里，

丛丛杜鹃花。

我将这首诗念给父亲听，父亲听完神色庄重，好一阵儿还没回过神。我猜想，父亲又在回忆过去了。过了许久，父亲说了句：“是那么回事。”

非常痛心的是，我的二伯父郑仕友，投身革命、追求革命，却未能盼到革命胜利的那天。在红军过草地时壮烈牺牲，时年23岁。

长征的艰难，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的，有人坚持下来了，也有人坚持不下来。父亲回忆说，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一早醒来，可能就会有哪位战友坚持不住而离队了。二哥的牺牲，让不满14岁的父亲感到了孤独，不由想念家乡的亲人。他当时产生了回一趟家乡探望亲人的想法，于是父亲找到首长。面对这位小红军，讲革命前途、理想，定是似懂非懂，于是，首长说出了下面一段话：你不能回去，你是小红军，你哥是红军的营长，如果回去万一被白匪抓住，是要杀头的。道理非常的直白，父亲听的也明白，回家乡探望亲人的念头，就这样埋进了父亲的心底，事隔多年才冒出来。

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一件事，1971年夏天，父亲身体欠佳，组织上安排他住进了湖南医学院附二院十四病室（今湘雅二医院十四病室），即老干病室，同期住进了一位还在湖南株洲某部服役的胡伯伯，也是一位老红军。两人一交谈，原来也是四川巴中的老乡，家乡村庄甚至相距不是太远，同年参加红军，只是部队不同，没有产生交集。

胡伯伯说，当年那么艰苦，哪有不想家的，不过我没向首长提回家乡探望亲人的要求，暗地里嘀嘀咕咕，可这暗地里嘀咕反倒坏了事，被认作有逃兵嫌疑，五花大绑押到了首长面前。当时，当逃兵是有可能要杀头的。首长旁边还有一位首长，我很熟悉，便大声抗辩：我没想当逃兵，只是想回乡探望一下亲人。那位首长趁机说，这小子我了解，不会当逃兵。胡伯伯这时指了指脖子上的脑袋，望着我父亲笑了笑：“老苏，这事我还真不该跟旁人嘀咕，应当像你一样，直接找首长说，也就不会受到五花大绑、差点掉头之惊吓。”

父亲所属的部队，为红四方面军第九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历时一年零七个月，途经4个省，行程10000余里。父亲这位年纪小小的红军，与那些红军大哥、大姐、叔叔、伯伯一道，翻过4座雪山，走过两回草地。这万余里的行程，父亲的步幅小，体力消耗自然也要大些。那种艰难、困苦，在父亲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一路乞讨，寻找党组织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在西北集中，形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

10月下旬，父亲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在军长孙玉清的率领下，渡过黄河。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

众所周知，接下来，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同军阀马步芳部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到了1937年3月中旬，父亲所在的第九军已被敌人打散，军长孙玉清在酒泉南山不幸被俘，后在西宁英勇就义。部队被打散后，父亲就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路上，他有幸遇上两位年长的红军，于是3人结伴开始了逃亡、同时寻找党组织的艰难路程。

白天，3人不敢外出行走，怕遇上搜捕的敌人，只能选择夜行。可他们也不能完全昼伏夜行，还要想办法填饱肚子，年长的红军外出找吃的，容易引起外人的注意，于是父亲主动承担起这个任务。白天，父亲扮成叫花子外出讨饭，讨得食物带回躲藏地；夜里，3人再结伴而行。

很多年后，父亲跟我们讲起这件事总是略显遗憾，因为当时也没有问问那两位叔伯姓甚名谁。我们插话，也许是当时残酷、险恶的环境，谁也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后来，3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驻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又用汽车将3人送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另外两人被送往延安。父亲明白，这两人一定是首长，他壮着胆子想问个究竟。办事处的同志笑答：“小同志，你只要知道他们是首长就行了。”

父亲不能像那两位首长一样去延安，而是留在了西安办事处，工作是印刷书刊、文件。1938年下半年，父亲被派往延安抗大政治部工作，随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组织上又将他送往抗大陆军中学，后转入抗大七分校继续学习。1945年至1946年，父亲又被派到延安中央特别党训队学习。

记得1991年，我工作的单位从外地调来一位领导。一个星期天，他带着8岁的儿子到湘潭市青少年宫玩，前坪有一架退役的周恩来总理坐过的飞机，看完飞机，他们又登楼参观了湘潭市健在老红军图片展。后来，当他听别人说我父亲也是老红军时，连忙问我，那个展览，怎么没见姓郑的老红军？

于是我跟他解释，这个中央特别党训队，是专门培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机构。为了工作需要，父亲由郑仕金改名为苏明德，此后一直延用此名，这就是展览里没有郑姓红军的原因。

听党指挥，征战四方

在中央特别党训队学习结束后，组织上计划将我父亲派往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可是，因父亲离开家乡太久，本该有的四川口音，变得“面貌全非”，组织上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了原计划，另做安排。

这时，抗战已取得胜利，国共两党在东北开始了角力。党中央决定，派出大批干部挺进东北。父亲当时正生病拉肚子，首长指着我父亲对调遣干部工作的人开玩笑：“这里有个病号，要不要，别看年纪小，可是个走过长征的年轻老干部。”就这样，父亲到了东北齐齐哈尔，在西部护路军司令部警卫连任政治指导员。1948年，四野成立铁道兵团，父亲又被调到铁道兵团一师二中队，任政治教导员（营级），后任加强营中队政治教导员、铁道一师材料处政治协理员、器材处代理处长（团级）。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父亲是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后勤保障人员。为了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保障铁道线的畅通，作为师军械科科长的父亲，因战场生活条件艰苦，工作繁忙，患上了疾病，组织上为此曾替父亲申请回国治疗，由于战事紧张未获批准。父亲带病坚持工作，有时不得不由警卫员搀扶到前线参加被毁铁道的抢修战斗。

1953年7月，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父亲回国。1954年8月，父亲转业到河北省石家庄运输公司，任党总支书记、副经理。1956年，父亲调河北邯郸峰峰基本建设局，任器材处副处长；后又任人民检察室主任、武装部部长等职。1960年，父亲又调到煤炭部第四工程处，任副处长。后响应毛泽东主席“要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号召，南下到湖南湘潭市，担任湖南省煤炭四处副处长，湘潭煤机厂副厂长，1981年离休，享受厅级干部待遇。

魂归故里

父亲离休后，就其安置问题，组织上曾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在煤机厂旁找块地，建个小院；二是回四川，由组织上在父亲老家帮忙砌个房子。

父亲召集我们子女，征求意见。说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但他先发言定调：“第一，（煤机厂旁）砌个小院，是组织上给我的待遇，我不在了，你们的妈可以享受，你们的妈不在了，你们不能享受，应该搬出去，我看就算了；第二，我的意见还是回老家去。”可我妈，生、长都在辽宁沈阳，是城里姑娘，嫁给我爸时在沈阳市电话局工作，是由组织出面介绍的，自然难以适应老家大巴山区的生活环境。我们子女都在湖南长沙、湘潭工作，父亲母亲回老家，路途遥远，如何照顾父母也成了问题。

父亲发言定下的两条意见，第一条，我们拗不过父亲；第二条，父亲妥协随了我们。

2010年1月，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時年90（虚）岁。

2015年8月18日，大哥，小妹，我及我爱人4人开启了大巴山寻根之旅，在巴中市火车站，我们见到了前来接站的两位堂兄和一位堂弟。回到家乡尹家铺村，我们远远就望见了父亲常提起的那棵大榕树，心中一阵酸楚，仿佛见到了儿时的父亲在大榕树下挎着小马枪操练的身影。走近大榕树，看到几片落在大榕树下的落叶时，我更是明白了父亲召集我们就其离休安置之事的家庭会的感受，也许，我们子女过于考虑自己，没有考虑父亲的感受。

从这一刻，我们才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魂归故里，可怎么回？

世上有很多难题，但终有破解之道！堂兄在招待我们的家宴上说，你们回来，应到那个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看看，那里葬着许多你父亲当年的红军战友。

第三天，我们一行到了位于巴中市城南南龛山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参观了将帅碑林长廊，长廊嵌碑全都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我爱人提议说，常听爸爸说要魂归故里，不如就在碑林里给爸嵌一块碑，也算是完成了他老人家的遗愿嘛。

我们兄妹三人一听，茅塞顿开。待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说明来意后，博物馆方面当即要我们提供父亲的生平资料，并特别告知，嵌碑的一切费用由博物馆负责。最终，在博物馆领导的关心下，父亲的英魂以碑的形式进入红四方面军将士碑林，回到曾经养育过他的大巴山。

当年为了革命，父亲离开了家乡，现在这位游子，终于叶落归根。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