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鲜明而响亮的政治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中，党的统一战线，为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广泛凝聚共识和智慧，提供了不竭力量，成为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

借力：成为公开合法的大党

关于统一战线的力量，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就有着清醒的认识。1919年4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刊载《共产党宣言》，并加编者按强调这个宣言“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劳工的联合”，并热情地鼓励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联合，来完成中国的变革。同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刊登《民众的大联合》，阐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重要观点。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党的队伍由50多人发展到195人，党的地方组织也有所增加。同时，党在领导工农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也逐步加深了对国情及自身的认识。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开幕。这次会议在党史上承前启后，创造了许多“第一”，其中就包括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这可谓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发端。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迫切意识到：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经过慎重选择，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仅30多人。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翌年初，国民党一大于广州召开，李大钊等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等当选候补执行委员。

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惲代英、邓中夏、施存统、向警予、李立三、沈泽民、刘重民等党的精英开始参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做了大量具体而有实效的工作；因组织工作实际由他主持，并负责国民党党员的重新登记，被称为“代组织部长”。毛泽东和恽代英等还曾指导松江等县建立党、团组织，以及国民党组织。曾任执行部宣传部干事的刘重民在工作总结中说：由于毛泽东等人的积极活动，“上海的一般青年、工人，甚而一般市民，对于本党（指国民党）的言论，因注意而讨论而认识而信仰，所以不久在各学校各工厂便先后成立了不少区分部”。毛泽东等人的工作，直接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

那时，孙中山在广州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也有许多共产党人参与其中，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则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关于申城、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报考学生在上海的复试工作。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在上海参加复试被录取的就有徐向前、蒋先云（“黄埔三杰”之首）、方志敏（因故未能赴广州入校）等人，他们后来成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在黄埔军校，党的影响力不但逐步扩大，而且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为了通过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而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1924年7月，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以国民党名义开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先后办了6届，主任（所长）都是共产党员，教员主要是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彭湃、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农讲所”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后来党的许多重要农运干部都是在那里学习过的。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要求复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由此引发的五卅运动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随后发生在广州与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0余万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依托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北伐部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从广东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随着北伐军所到之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开展起来。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人。

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的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这里，党领导组织和建立了农民武装，各县仅梭镖队就达数万人，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518万人。1926年8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进入湖南郴县，看到郴县等地民众支持北伐的热烈场景，听到下属赞誉郴县等地民众参战、助战、慰问的情况，也是赞叹不已：“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以湖南为最有成绩。”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队伍小，力量有限，影响不大，并处于秘密状态。凭借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影响和团结了一批国民党左派，而且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中国共产党迅速从秘密状态的小党发展为公开合法的大党。党成功地组织工农运动，也为自身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中共三大时全国仅有党员420人，到1925年初中共四大时发展到994人，1927年中共五大时则迅速发展到57900多人。

联合：“唤起工农千百万”

1927年春夏，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他们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革命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惨遭杀害的共产党人约2.6万人，2.4万名共产党员脱离党组织，全国党员人数锐减至1万多人。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在接下来的土地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能够很快立足、巩固和发展，与当地农民武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后来，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途中发布的《红四军布告》和《告绿林弟兄书》也起到这样的作用。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54年，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瑞金时期是最纯洁了，最清一色，但那时是我们特别困难的时期，结果失败了。真理不在于清一色，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我们当时是很纯，但力量也很小，导致失败导致长征。”

为了使红军冲破国民党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当时已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到会昌后，认为可以利用粤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并向周恩来提出了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的建议，得到中央采纳。后来中央派代表到江西寻乌与粤军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这次谈判的成功，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巧妙地利用陈、蒋矛盾，实施统战策略的一大胜利。中央红军借道陈济棠防区，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不仅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而且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和封锁。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在各派军阀间隙穿插，创造了四渡赤水的佳话。接着毛泽东又利用云南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指挥红军未经激烈战斗迅速通过滇东北渡过金沙江。

进入川康地区后，中央红军洞悉地方军阀“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的心理，采取不进入四川腹地而沿西部山区北进的策略。同时，朱德向过去熟悉的川军将领写信，说明红军只是路过北上抗日，要其警惕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大大减少了损失。

红军长征时，经过了苗、瑶、壮、布依、彝、藏、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党也把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向，明确规定“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针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云南官渡经过回民居住区时，朱德亲自到清真寺宣传红军的民族平等主张，次日就有几十名回民加入红军，并在红军中组成回民队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頭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借路北上，顺利通过200里彝地，为红军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广泛赞誉和拥护，也为红军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四川大凉山地区越西县短期内就有七八百人参军；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率200名羌族勇士加入红军，担任通司（翻译）、向导和部队前卫工作；阿坝地区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在5000名以上……

这一时期，党中央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下层士兵中开展兵运工作，因此，1928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出现哗变、起义事件，最著名的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

第二十六路军为冯玉祥旧部，早在1925年就受过党和大革命的影响。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蒋介石出于消灭异己的目的将其调至江西“剿共”，导致该部对蒋情绪日益不满。后在“剿共”中，该军的27师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官兵厌战情绪日益增加。利用这一时机，上海党中央指示该军的共产党员首先在该军建立党组织，发展士兵和下级军官，进而发展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入党，后又由赵博生争取了所属的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等旅团长，掌握了该军的主力。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约1.7万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在宁都宣布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为红军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对正处于革命低潮的革命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是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的一次重大胜利。

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不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壮大工农红军。这也成为红色政权能够建立、存在，并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以及红军突出重围，并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聚力：中国抗战的真正希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国民党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础上率先形成了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靠着这种正确的策略，红军迎来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党中央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并最终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显示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当时，曾有人跑到毛泽东住处，十分惊奇地问道：“怎么！要放掉蒋介石？”毛泽东耐心地解释：“是啊，放掉他，一切为了抗日嘛！我们现在对待蒋介石不能记私仇，不能关他的窑洞，更不能杀他。”从全民族抗战大局出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视野和胸怀！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延安抗战动员大会上，一同升起了我们党的镰刀锤子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表示了国共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决心，大会发出“我辈皆黄帝子孙，身负千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的誓言。

为了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尽管蒋介石后来在全民族抗战中搞了不少摩擦，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但中国共产党以不破裂合作为限度，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后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

毛泽东说过，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1939年1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中央统一战线部”。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的著名论断；同年12月，他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抗战初期，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通过该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他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经常保持密切联系，使他们明确党的抗战主张，增进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好感，进一步巩固了党在各条战线上的阵地。

马寅初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腐败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他在狱中度过六十生辰时，周恩来等人联名书写“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相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被释出狱。

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作家和文化界人士送到延安或香港。日本占领香港时，周恩来又指示有关同志用一切办法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转移到安全地带。

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期间，还多次向康心如、吴晋航、卢作孚等民族资本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持他们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周恩来还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释我党关于民族资本家的政策，鼓励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高兴亚根据周恩来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那时，党也很重视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41年，周恩来派华岗到西康，向川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后来，刘文辉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并于1949年配合解放军的行动，通电起义。

1943年3月，中共南方局又派华岗到云南，与龙云、卢汉等人加强联系，推动他们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龙云后来秘密参加了民盟，春城成为“民主堡垒”。党的这些统战工作，削弱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力量，有利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

不仅如此，周恩来等人与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乃至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例如，1940年6月，李济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就职，此后一直在桂林从事抗日与民主活动。宋庆龄、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等物资到桂林，李济深尽力帮助运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撤往香港；太平洋战争后，又撤回内地。这些人进出途经桂林时，大都得到李济深的帮助。

在延安，毛泽东、朱德经常抽出大量时间与国内外记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国民党人等会谈交流，向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号召促成并维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向世人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外界广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就连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也在其报告中多次建议“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

另外，中国共产党根据多党合作理论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日趋深入人心，“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像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當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和另外10名同志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被党中央采纳，并在各解放区贯彻执行。

重要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引了大批人士奔赴延安，凝聚了抗战力量。人们由此确信：延安就是中国革命的样板，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的希望。

到1945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121万余人，人民军队主力发展到91万余人，民兵220万，人口近1亿。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阵线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已成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

团结：建立新中国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热切希望能以和平、民主、团结的方式建设国家，可国民党蒋介石却不愿组建中国共产党提议的“联合政府”，一意孤行，为争取发动内战的时间，1945年8月19日至23日，蒋介石以“和谈”为名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前往。他说：今天，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我们共产党人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我们若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计，他就可以借口说，共产党不要和平、民主、团结的中国，而要打内战。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特别是在谈判过程中，中共表现了极大的和平诚意，争取了人心，对我党统一战线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先后3次来到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借住的民主人士鲜英的宅院——“民主之家”特园，推心置腹地交流救国主张。张澜提醒中共，蒋介石在演鸿门宴。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是非，这场戏也就有大价值了。张澜建议中共：“现在是你们与国民党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后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了《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呼吁公开谈判内容，实现国内和平。在中共的诚意和张澜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重庆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并且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更是抓住每个机会开展统战工作，使党的方针和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1946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大家申明：“我们的态度是全面的长期的停止内战，把已经谈好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方案签字，召开政协，改组政府，这才是和平民主的轨道。”同时，他还谴责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严肃指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对于这类暴行如再不制止，再不惩办，再不追究，找出根源，则可以扩大到全国。”

7月25日，陶行知因过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赶到，心中极为难过。他及时电告中共中央：“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随即，他又指示办事处关心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民主人士，为之送去钱款和衣被。

在周公馆，周恩来还曾宴请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众多民主人士，阐述党的主张；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她介绍国内局势；招待电影界人士，漫谈进步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接见几位漫画家，建议可发表些反映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社会漫画……

解放战争时期，争取和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投诚，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46年夏，周恩来在南京秘密接见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对在国民党军队中如何进行统战工作，给予具体指示：“要多向蒋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耐心工作，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率三个半师起义，为我军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为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韩炼成将军率国民党46军起义，事先他在南京同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联系好了……后来起义成功，对战役起了重大作用。”

解放战争中，我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使众多国民党军队自动放下了武器，充分发挥了统战法宝的独特优势和特殊作用。北平的傅作义起义，湖南的程潜、陈明仁起义，云南的卢汉起义，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全体官兵600余人在上海吴淞口起义，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仅推动了全中国的早日解放，而且也为城市和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1948 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迅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而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建立起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为了向一些北上的民主人士阐述、解释我党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周恩来“更是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除个别交谈和小型座谈外，还多次举行报告会……亲自向他们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针对他们的思想，解答问题”。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为了使全体代表对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所遇到的问题有所了解、统一认识，周恩来“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他对代表们的饮食起居，则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使全体代表深受感动”。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时刻，周恩来多次教導党的干部，“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

当时，组成后的政务院，4个副总理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2人；21个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11人，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个负责人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2人。许多民主人士交口称赞中国共产党的周到安排和博大胸怀。

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就是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并通过协商建国的方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心：建设新中国

1949 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标志，也是统一战线服务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开端。贯彻执行统战政策，做统战工作，也成为每个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职责。

毛泽东说过，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张友渔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吴晗的生活小事就惊动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我说：‘我和吴晗同志是对门而居，非公事不相往来。毛主席当即反问了一句：‘难道统战工作不是公事吗？毛主席这一反问，虽然语气很温和，但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周总理在讲整个工作时，也讲到统战工作。讲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战工作的意义……总理继续讲，一定要重视做好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一定要使他们真正有职有权。减少一菜，好像是小事，实际上可能对统战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必须教育行政人员十分注意。”

1961年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名称由周恩来亲自确定，其行政关系隶属全国政协办公厅，业务上接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指导。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工作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倡导并开展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特殊工作内容。

全国政协聘任的文史专员，包括清朝末代皇帝、原国民党将级将领、历史名人之后、重要统战对象亲属等各方面人士。他们有的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多方面的经验与特长，在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被毛泽东称为“天才的统一战线执行者”的陈毅和潘汉年等人在初进上海时，就会见了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代表、科技界专家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与他们共同商讨建设新上海的政策。当时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中间，有一句口头禅：“我们真正了解共产党，是从与陈毅结识而开始的。”当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陈毅和潘汉年等都是亲力亲为，针对各个领域的情况分别开展工作。陈毅告诉主管文化工作的同志，党的干部在与知识分子交往的时候，要做到不要急躁，更不得不礼貌、不耐烦地对待，一定要礼贤下士，对他们的事情加以重视，要经常去拜访他们，而不是只随意地打个电话，叫人家到自己机关来谈事。“做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

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刘靖基（1902—199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顾问）说得更加诚恳坦率：“以我个人来说，我常常讲，解放前夕我从香港回到上海，是‘试试看的。如果没有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同志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苦口婆心地对我开导教育，使我在事实面前受到很大感触，我是不大可能留下来跟着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1949年刘靖基搭乘泛美航空公司从香港到上海的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上海，迎接解放，并果断地把解放前留在香港和海外的资金、原料和机器分批调回上海。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劉靖基在棉纺同业中率先申请公私合营，在上海及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后，刘靖基利用广泛的海内外联系，积极宣传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在晚年，时时把祖国统一挂在心上，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做了大量工作。

上海著名实业家包达三（民主建国会初创成员之一）早年与蒋介石兄弟相称，但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曾冒险掩护周恩来，并因此被蒋介石勒索了10万大洋，几乎破产。解放战争期间，包达三的别墅成为民建秘密举行活动的地方，周恩来、邓颖超等经常来此与上海民主人士聚会，商讨救国方略。1946年下关惨案中，包达三作为和平请愿团代表之一被国民党特务攻击，周恩来连夜慰问。新中国成立后，包达三担任第一届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不久，即将全部财产分几次无偿捐献给国家，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有几个党比只有一个党好”，并正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年9月，中共八大专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列席，9月17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向大会敬献一件象牙雕刻的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时的礼品，寓意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

改革开放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把“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改为“爱国统一战线”（此名称一直使用至今）。统一战线由过去阶级的联盟改为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是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明确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促进祖国统一。1982 年党的十二大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础上，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极大地丰富了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方针的内涵，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外资中有 60% 为侨资，引进的外企中有70% 为侨企，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95% 以上是华侨华人”。此外，邓小平创造性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为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模式，也为海外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

进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其范围扩大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回顾党的统一战线发展的百年轨迹，可获得两条重要启示：一是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统一战线才能够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二是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优势和作用的前提与保证。

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的过程，就是统一战线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事业的规模有多大，与之相匹配的统一战线工作格局就应该有多大。只有积极构建与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相匹配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才能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才能达成更广泛的思想共识，汇聚改革智慧，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为全面深化改革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力量。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