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

近期，笔者在各地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采用超常规的、指令式手段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为了让村庄动起来，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下指标”的办法，层层加压。地方政府将集体经济发展当做“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集体经济发展数量和增长速度成为衡量村干部业绩的主要考核指标，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成为一场新的“基层运动”。

一场新的“基层运动”

江西某贫困县，村集体经济大多薄弱，县政府2019年发文，要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在2018年基础上增长10%，2020年在2019年基础上增长5%，同时允许新增收入的10%—20%作为奖励资金。当年目标任务未完成的，乡镇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进行诫勉谈话，同时取消该村及村定补干部的党建工作评先评优资格。连续两年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村，扣除该村定补干部当年50%的绩效报酬。

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空间十分有限，除了少数发达地区集体经济相对发达之外，绝大多数村庄集体经济薄弱，这是地方经济发展条件造成的，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无关。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很多地区只能依赖申请“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在贫困地区，基层村庄普遍是“空壳村”，地方政府也缺乏财政资金支持，主要依赖上级政府提供的产业扶贫专项资金和驻村单位提供的帮扶资金。

湖北某山区贫困镇F镇，自2016年到2021年，上级下达的专项扶贫资金总计3000多万元，其中用于产业经营的达2000万元。扶贫资金必须按年度分到村庄，由村申报项目、乡镇审核、上报县扶贫办集中审批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