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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读刘强教授《四书通讲》之前，我刚看完一本书《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让人非常压抑，因为它讲述了晚清和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中国主流知识界对传统的批判，以及要从家庭和人伦的角度彻底瓦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比如，康有为设想废除姓氏和家庭，以出生的某院、某室、某日为人的名称；张东荪希望废除家庭后让儿童和老人进行共产公养，斩断父子之间的亲情，就能瓦解“家庭的弊病”；蔡元培和胡汉民等人则对是否要保留姓氏、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而进行严肃讨论，蔡元培主张废除姓氏后用其他“符号来代替”；甚至连吕思勉都认为，可以用“儿童公育”取代家庭和父母的功能与价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此之外，各种如梦呓一般疯狂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中如野草般蔓延。在这个氛围中，线装书应该被抛入厕中，连汉字都被视为负有原罪，更遑论担纲了“文以载道”承载体的经史之学了。

冯克利教授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后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但这个学习的时间节点非常不幸，因为1870年普法战争后的西方进入到一个糟糕的状态，普鲁士式的国家统治经济与军国强权的模式，逐渐替代了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式旧欧洲。随之出现的，便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義等各类现代激进意识形态。（冯克利：《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自晚清最后十多年以来开启的，便是这样一部开足马力、不断激进化的轰鸣机器，一路狂飙向前，奔往看不见的“美丽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