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如何能战胜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其他类人物种？主要是得益于语言文字的发明与讲述故事的手段的进步。用文字撰写的典籍正是人类为记录历史、传达思想而发明的重要传播手段。典籍对于各个民族来说都是重要的文化载体，但是它对中华民族有特别重要的文化意义。从本质上讲，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后人常说重文轻武是赵宋王朝的时代特征，其实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都是如此。《尚书·武成》记载：“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偃武修文”后来成为历代君主莫不崇尚的立国精神，历代思想家的论述更将此种精神上升到民族文化性格的理论高度。墨家主张“兼爱”与“非攻”，当然将和平视为至高的原则。儒家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但实现大同的途径却绝非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武力征讨，而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文化怀柔。《论语》中说“和为贵”，《中庸》中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都包含着重视和平的思想。即使是中国的“武圣”孙子，也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像西方军事家克劳塞维茨那样将“消灭敌人的军队”和“占领敌人的的国土”视为最重要的战争原则。中华民族并不害怕战争，但是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非义战争，拥护的只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卫国战争。《左传》中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杜甫说“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