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高

1

母亲刚结婚那阵，随当干部的父亲在城市生活，后又随父亲下放农村劳动。

回想那时的母亲，并不是务农的好手，因身体虚弱，干着和别人一样的农活，却常常累得吐血。

但母亲有母亲的长处，她是女红好手，村子里谁家的老人要做寿衣，哪家的婶婶要剪鞋样，谁家快出嫁的姑娘们要学刺绣，都来找她。母亲乐此不疲，于是我家的煤油灯就夜夜亮着。煤油灯亮着，母亲不睡，村庄就不会睡。屋檐上的草，油灯上的火苗，夜风一一将它们吹动。夜风，将母亲的头发一根根吹动。

夜雨滴落，母亲额头的汗珠滴落，眼里的泪水滴落，指头上不小心被针刺破的一滴血滴落。

母亲，就这样将左邻右舍缝合在一起，将村子的白天和黑夜缝合在一起，将我们的日子缝补得红红火火。

2

旱烟熄灭，过一会儿再点亮。这后半夜醒来的孤独，像瘦成一根线的、走出故乡的小路。总得有人，一个人走上这路。

月光透过牛肋巴窗，照在炕上。父亲瞅着皮包骨头的五个孩子，瞅着他们白天用来遮体，晚上用来枕头的，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心想走西口的日子，先人也有过。

后来我一直认为，那一刻父亲的心里只有我们，没有远方。

远方有什么呀，在儿时，远方有干馒头，粮票、布票，冬天的一车煤块。唯独没有认真想过，远方还有掏厕所、拣矿石、运废料，没日没夜劳作的父亲。

命运使然，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父亲当年搞副业的地方工作。我第一次接他来，他转了一天，兴奋地告诉我，什么什么地方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变化大哩。

那一夜他躺在床上，兴奋得睡不着，他告诉我，这地方不欺生，亲切。

这夜漫长。这漫长，散发着城市的花香。父亲说，他第一次感觉到，城市里的花是香的。

这一夜，路灯一夜未灭，父亲一夜未眠。

这一夜，父亲在回忆里，一遍遍抚摸着天上的月亮。

3

大姐初中毕业，算是那个年代的文化人。那时她刚满18岁，闺房未启，教书先生寻上门来，爱文化的父母就这样决定了她的婚事。

我想大姐的心应该是摇摆过。我看到，大红被子上裹着的红纱巾，金黄的鸳鸯在娶亲的马车上摇摆着;教书先生家雕花的窗格上，大红的双喜字在冬日的寒风中摇摆着;比红纱巾还要轻还要薄的无奈，从眼眶里摇摆了出来。

父亲说，人总要走这一步，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的事，农村的习俗，谁家的姑娘不是十七八岁出嫁呢？

尔后我就看到大姐笑了，教书先生也笑了，这笑从教书先生的脸上漫向大姐时，大姐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陷于寂静。

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人，大姐没像模像样地谈过对象。但大姐听话，听父母的话，听习俗的话，听爱情的话。

想起大姐，又想起她转身之际，脸上泛起的那一抹羞涩。

4

二姐不曾上过学，上学的年龄去给远方的亲戚带孩子，稍大些又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以垫补家里的生计。后来她总说如果让她念书，肯定能念出个名堂来。

每次听二姐这样说，母亲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二姐，觉得二姐的青春，开了一茬荒花，没有结出个果实来。

春天回故乡，看到二姐家的柳树绿了，杨树也绿了，它们把藏在心里的最柔软的花絮挂满枝头。二姐站在杨柳树下，漫天飞絮迷离了她的双眼。这么多年了，二姐的心仿佛就是这零乱的飞絮，被春风的剪刀剪碎，悬在春天的风里。

后来二姐身体多病，心绪也就烦乱。心里苦时，就没日没夜地下地干活，外出打工。她说，别担心她，她的烦乱长在杨柳树的芯里，不妨碍树的生长。

这几年，她的几个孩子长大了，就像树枝上的鸟儿，为她带来欢快的歌唱。二姐站在树下，突然觉得生活美好了起来，觉得杨花柳絮，是春天最温暖的花。

5

弟弟15岁时，遇到一位南方木匠来村里做木工，好奇于不用一根铁钉不用一块胶，门窗家具都打造得精精致致，遂提出要拜师学艺。

弟弟说，他喜欢和木头在一起，喜欢把木头打制成他喜欢的样子，把生活打造成他喜欢的样子。

父母默许了弟弟，他一年出徒，第二年收徒，16岁做起了师傅。

弟弟说，他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几块几尺几寸的木板，能从一棵树上看到箱、柜、桌、椅。我按他的说法看过去，却只看到老枝横斜，几只麻雀在枝上叽叽喳喳，风吹起羽毛，如盛开的花朵。我说，这样的大树砍了，太可惜。

弟弟笑着说，我们不能阻止太阳变成落日，更不能让一棵树白白地老去，树如此，人何尝不是要用在当时。

后来我发现，一棵大树被砍掉后，弟弟会在树坑里栽上一棵小树。

前几年回老家，发现许多人家都用着弟弟打造的家具。走在村子外面，到处是半大的白杨树，一排排，歪歪斜斜，仿佛弟弟写在大地上的，几行蹩脚的诗。

6

妹妹小時候腰肢柔软，打车轮、翻跟头说来就来，且胆儿贼大，趁大人不注意，双手双脚扒在牛车轱辘上，随着牛车的行走而转圈，惊得赶车人一身冷汗。

她说她就喜欢这样无拘无束地玩耍。

玩罢了，一个人回家，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赶快去吃剩饭，尔后扮个鬼脸，相视而笑。当她把饭摆上桌子，会对自己说，坐这儿，吃吧。

到了恋爱的年龄，她突然宣布自己有了男朋友，让我们着实吃了一惊，父母略加反对后同意了他们的婚姻。过了几年，她又突然宣布要离婚，接着再婚。

我感觉她把婚姻玩得和扒牛车轱辘一样让人惊心。而她看上去像是翻了一个跟头那样平静。

她说，她要把自己归还给自己，要让这个爱别人的人，也爱一爱自己。

父母听得云里雾里，只有我在心里清楚，我是这个家里写诗的人，她是这个家里把自己的日子当诗一样过的人。

7

大伯言语不多，儿时见面，总是摸摸我的小秃头，笑一笑，什么话也不说，但又能让人觉得出他的好来。

生产队有个果园，大伯是管理员。老树临秋，出墙的果实常被人偷摘，大伯说摘得应该，他只管墙里的事，墙外的事管不了啊！有人从园墙外边走过，园子里会扔出几个杏或李，大伯说是枝上坠落的，看护得再紧，还能看住别让熟透的果实往下坠？

后来我常常想，在饥饿的年代，大伯是善良的幸存者。包产到户后，大伯种了一片瓜地，瓜熟的季节，明知道我们几个是出了名的小毛贼，每次看见我们，还让我们替他盯一会瓜地。有一次偷瓜时发现，大伯站在不远处看我们，正不知所错，却见大伯转过身去，像是什么也不曾看见。

后来就常常梦见大伯，他的脸一会儿变成太阳，一会儿又换成月亮，不说一句话，只管温暖，只管散发淡淡的光，偶尔惊醒，却见天上星星眨着眼睛，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尔后迷迷糊糊睡过去，大伯就又出现在迷迷糊糊的梦境里。

现实中的大伯可是一点也不迷糊，哪家遇到不顺心的事，他都要去陪人家坐坐，不说一句话，人家叹口气，他也叹口气，让人觉得，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似的。

当然，哪家有了喜事，他也会前去祝贺。那年我考上大学，要离开家乡了，大伯用衣襟兜了许多的李呀杏的，放在我家供桌上，看着我，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出息了！”

8

二叔和父亲是双胞胎，他当生产队长那阵，我十四五岁，正是叛逆的年龄。

那时学校放暑假后，但凡能干点活的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二叔让我去放马，我们几个半大小伙子每天来场赛马会，让我去浇水，我们把水放在涝池里，聚成游泳池，只顾游泳，忘了浇水的事。

二叔说，玉不雕不成器，看来朽木头怎么雕，也雕不出个材料来。

也许是为了惩戒我，以后派工，二叔就把我派去和妇女们一起干活，我心里自然有些憋火。记得那年春天，让我和妇女一起减谷苗，就是谷子苗太密，把瘦弱的苗拔掉。我见二叔来检查，故意把硕大的苗拔掉，二叔气得瞅我半天，问为啥？我说大的拔不掉，小的怎么长大？

二叔再见我父亲，就说娃子长大了。那年暑假，我十六岁，和大人们一起去腾格里沙漠拔蒿子，早晨天不亮进到沙漠深处，中午背百十斤蒿子回驻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一声一声二叔地叫。

我工作后，有一次二叔和父亲来看我。吃饱喝足，我突然想起减苗的事，遂笑问二叔，还记不记得？二叔愣了下神，反问我：“你还记得啊？”

尔后我们都笑了，父亲也笑了。

9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爷爷说，四叔上过朝鲜战场。但朝鲜战争毕竟离我很远，因此爷爷自豪的表情，并没有蔓延到我的脸上。

稍大一些后，看了电影《奇袭白虎团》《邱少云》《激战无名川》……突然感觉朝鲜离我好近。

那以后我就盼着上过朝鲜战场的四叔，在城里工作的闲暇，能回趟老家，我想偷偷地看看，四叔的腿上或是胳膀上，被美国鬼子打下的伤疤。

过了不久，四叔果然回来了，我盯着他看，发现他身材高大魁梧，鼻梁高挺，眼窝深陷，说话粗声大气，感觉就像电影里的美国鬼子。四叔见我愣神，就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块糖，把我打发走了。

后来我就后悔，几块糖，让我忘了偷看四叔身上的伤疤。但我坚信，他身上一定有一块美国鬼子留下的伤疤，并在同学中炫耀，以此为荣。

再次见到四叔，我已经是高中生了，那时四叔老是胃痛，我就问四叔，是不是朝鲜战场饿下的病根。四叔笑着说，什么朝鲜战场，我随部队刚开到鸭绿江边，战争就结束了。

惊愕之余，再看四叔的脸庞，仿佛那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又变得和我们一样了。

10

五叔是村子里唯一的赤脚医生，写得一手好字。那时村子里文化人少，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买了玫红纸，到五叔家去写春联。

我家只有两间房，一張纸是够了，父亲早早地拿了纸去写，总是很晚才回来，母亲就不停地让我去催，只见五叔家院子里摆满了写好的春联，五叔写一会，就有人递了烟或茶，备受尊重的样子。大家都着急，要先写，父亲就一再往后让，所以去得早，写得晚。

有一年春节，该轮到给我写了，不巧没有了墨汁。我听过一个故事，就照故事里讲的，用盛过墨汁的砚，在春联纸上盖了七个印，大家诧异之时，我振振有词地念道，上联：天下秀才都死尽;下联：斗大元宝滚进门。

五叔的脸色就青一阵红一阵，父亲一把拉过我，在我屁股上扇了几把掌，算是对五叔的歉意。

后来五叔遣人送来了两幅对联，父亲高高兴兴地贴上去，而我怎么看，那春联都像是心头的火苗。

次年我读一年级，略略识得些字，便拿起毛笔写起了春联，也有人找我来写，不管写几幅，都一个内容：“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有一次就遇到了和五叔同样的问题，最后几幅，一滴墨汁都没了。正无计可施，看到了母亲从锅底清除下来的黑灰，我用它兑上水，研制成黑水，以此写出了对联，赢得在场者赞誉。

之后五叔给我了几根电池中的碳棒，让我在地上练字，我突然就感激起五叔来。

后来我成了省书协会员，每当大家夸赞我有一手好字时，就不由得想起五叔来。

11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六叔所在的城市工作。六叔那时50岁出头，是企业的一般职工，已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挤在职工宿舍。

六叔应该识字不多，因我没见他读什么书，也从没与我谈书论道过。他见我来，二话不说，先去买几瓶啤酒，一包花生，再吩咐六婶炒几个菜，一边喝，一边聊。几杯啤酒下去，话题就绕到当年我父亲在矿上搞副业，三天三夜没合一眼，硬是将10吨矿石运下了山，挣了180元，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结果父亲累得吐了血。

每次聊都这几句话，六婶就不耐烦了，对六叔说，那你不也是累得爬不起来了。

后来我问过父亲，那活是六叔帮着揽下的，也是六叔帮着干完的。

以后我去六叔那儿，就忍不住提上几瓶啤酒，喝多了，反过来是我喋喋不休地感激六叔，若不是当年的六叔，我家哪来的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那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自行车的人家一个村子没有几户。

讲得多了，六婶就无奈地叹气，你们这爷俩，能不能聊点别的。

我就想，这样的话题，一辈子时间哪能聊得完。

12

那年回乡，看见八十多岁的爷爷，佝偻着身子，背着一捆芨芨草，缓缓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

原本一米八的身板，躬到了一米五左右。人啊，有时不得不向命运低头。

爷爷一生背负得太多，宽厚的脊背，背过六个儿子、三个女儿、二十三个孙子，背过饥饿、埋怨、委屈。现在老了，老得只能背动一小捆草了，亦然没闲着。

听到我呼唤的声音，爷爷吃力地转过身来，仰起脸瞅着我。从缓缓舒展开来的笑容里，我感受到了爷爷对亲人相见时喜悦的仰视。我知道，那也是爷爷对幸福的仰视，对自豪的仰视。而我，岂敢让爷爷仰视。

我躬下身子，卸下爷爷身上的草扛在自己肩上，搀扶着爷爷缓缓前行。爷爷气喘得说不出话，一路上，只听见手上木杖落地的咚咚声。

如果说，俯身，是爷爷向故土深深的谢意，那么以手杖叩地，该是爷爷向故土的求助了。

到了我家门口，爷爷歇了会才缓过劲：“草你背回去，我先去你叔家，待会再过来。”

一条小土路上，爷爷躬着身子，拄着木杖，踽踽独行。走到小路尽头时，吃力地转过身来，吃力地挥了挥手中的木杖。爷爷，他知道在小路的另一头，茕茕孑立着肩扛一小捆芨芨草的孙子，在目送着他哩。

后来回家，看见芨芨草编织的两个草筐，斜挂在我家老屋的墙上，就又想起从草墩子上一根根拔取芨芨草的爷爷来。

爷爷说过，人呐，一辈子面朝黄土忙乎着，也就是图个临终了能在黄土之下安闲哩。

我想爷爷是安闲的，因为我看见，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是看着满含泪滴的一屋子儿孙，面带着微笑闭上眼睛的。

13

对奶奶的回忆，更多地来自母亲的叙述。母亲说，奶奶39岁就当婆婆了。

我就一直想着，39岁的婆婆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不下田干活？不入厨做饭？只是坐在堂屋里发号施令：大媳妇挑水、二媳妇烧火、三媳妇和面……

母亲笑着说，你还挺会想的。

母亲没肯定，也没否定，只是补充说，你奶奶有时琢磨不定哩，开朗起来说说笑笑，安静下来一言不发。

那时家口大，来往的亲戚多。亲戚之间往来要事，就是给人家做一碗像样的饭。做什么，做多少，全凭奶奶拿捏。奶奶让做一碗汤面，端上桌又骂开了：“这些媳妇们啊，让做干拌面，结果给做了碗汤面条。哎，亲戚们，凑合着吃点，下次来我亲自做。”

每次聽到奶奶的训叨，母亲和婶婶们就不爽，这不都是你安排的吗？

我告诉母亲，你们可能误会奶奶了。在那个半饥半饱的岁月，以这样的方式待人接物，既给了亲戚面子，又长了自己精神，是何等的智慧啊！

母亲说，有时你奶奶一个人坐着，哪也不去，什么话也不说，让人心里发慌哩。有一次该吃饭了，谁去叫她都不动，不知道怎么了。后来又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该说说，该笑笑。

我突然觉出奶奶当初的无奈来。说实话，谁要是坐在一个大家族婆婆的位置上，那她注定是这个家族里最孤独的人。她能看到这个家族里所有的秘密，却又不能说破，就如同俯身向下的星星，只是更多的被人仰视，而自己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闪光、发亮。

听我这么讲，母亲点着头说，其实你奶奶凡事心中都有个谱系哩，在她离世前，婆媳说过很多知心的话。我不知道奶奶对母亲说了什么，但我知道，那些话，让母亲一直都感受着奶奶的好和不易。

我想奶奶和其他婶婶说没说过类似的话呢？我没有可能去问已过世的婶婶了，但按奶奶的智慧推断，应该说过！

生活中，谈笑之间蕴含着的风趣幽默是一种美，孤独无言中信守着内心的秘密同样是一种美。

奶奶，今夜，当我仰视一颗星，当我伸出自己的手，我看见那颗星，划过孤独的夜空。

责任编辑 王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