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振

摘要：媒介涉及“文化自信”的内容建设，需要从源头上加以辨析、从中国历史进程去把握，关键是表达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掌握好传播导向。在媒体融合传播时代强化“文化自信”，需要信息技术更替，更需要内容认知强化与方向准确把握，理性而厚重地发声，更好展示“文化自信的气度”。

关键词：文化自信 传播 媒体责任 数字鸿沟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最核心的软实力，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精气神。自信的文化，传播与弘扬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冲破传统的讲授、承继与表达手段和方法。就内容建设而言，在信息爆炸时代，报刊、书籍、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渠道对文化以及“文化自信”的有效传播，更需要厘清内容主体和认知重心。作为主旋律课题，在文化及“文化自信”传播过程中，编码、解码都需要遵循权威和主流定义、判断，从而构建起认识、强化“文化自信”的思想脉络和理解框架。

本文希望通过传播学视角，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框架内“文化自信”的认知与传播，并以文化本身即是媒介及其所承载的内容为分析文本，论述“文化自信”的传播思路。“文化自信”有极严肃的政治语境，在传媒技术日新月异、泛媒介信息爆炸环境中，如何防止主流文化被繁杂泛滥的商业信息和消费主义解构，保持其鲜明独到的内容特色和行进方向，是传播理论和实务需要深思的问题。在媒体融合传播时代强化“文化自信”，需要信息技术更替，更需要内容认知强化与方向准确把握，理性而厚重地发声。

一、文化传播的前提：独特性的保持

媒介文化学者尼克·史蒂文森认为，文化是一种“公众所信奉的现象”，它有益于提供同一性的源泉、社会交往的途径和共同体的意识。他提醒说，在20世纪的进程中，社会民主国家的诸种文化继续不断地被商业化和市场化，并建立起基于“更加大众化快乐”的全球文化。这种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泛娱乐的文化现象广受质疑。保持文化形态的特质，是思想交流与精神传递的重要前提。文化不可趋于过度的“消费主义”，异化为社会负担。

每一种文化范式都有它的独特性，独特性能让一种文化保持“交流而不随流”的格调。关于这一点，李约瑟对科技文明的见解值得借鉴思考，他认为“在科学革命之前，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持续从东方向西方传播，经历了20个世纪”，但是“尽管有些不同文化的传播，却丝毫未曾影响到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模式的特殊性。虽然有交流存在，这种模式建立保证了可贵的独立性”。虽然各领域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多有不同，但总体而言，文化的出现却总是依赖于人的观察与思考以及物的生产与使用，文化的独特性也基于人与物的独特性。

按麦克卢汉“媒介即是讯息”的思路来理解，文化形态或许也是“人体的延伸”，比如思想、意识的延展同样会带来新变革。因此，作为具备特殊性的文化形态，本身就包含着“媒介”属性，并能促进其所承载内容的传播与变革，认识文化这种“媒介”，能更好理解其所承载内容所关涉的群体活动和心理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认识“文化自信”中的“文化”内涵，就可以对软实力、“民族精气神”进行深入了解和理解，从而构筑起“自信”根基。

“文化自信”的认知与传播，媒介的基础性职责是明确文化的政治属性，即应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前进方向，媒介需要多形式、长时间进行正确阐释，把具备鲜明民族色彩和政治内涵的文化范式讲清楚。文化作为精神世界的特殊事物，总是处于一种动态模式和不断创造的状态，时代性和民族性是它的两大特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框架内，必须把重心放在“文化自信”的三大源泉上：在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形态。需要强调的是，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个“坚定”的过程，也是媒介在积极发挥作用的过程，特别是在泛媒介环境中，主流媒体更需要在“文化自信”的阐释与传播上加大音量，突出主旋律，增强内容吸引力，进而强化舆论引导力和思想引领力。

在经济社会发展复杂多变、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下社会环境中，人们对物质水平提升的追求，容易导致焦虑情绪和“群体疲惫”，比如当下社会热议的年轻人“躺平”现象，就可以认为是一种群体疲惫感的集中释放。缓解社会压力、激发群体斗志，不少人都提出了解决方案，包括物质层面的降房价、强保障，制度层面的打通阶层流动通道等等，在精神层面，“文化的回归”或许是一种可行的建议。传媒的责任在于对严肃文化内容的选择、解析、包装、推送，生产更精细、更醒目的媒体产品，去影响激励“躺平”的年轻人。

二、“文化自信”的传播：传媒三大责任

政治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要在更深层次上促进“文化自信”，对媒介显然有更为具体的要求。对“文化自信”的理解，媒介的文化內容建设需从源头上加以辨析、从中国历史进程去把握，把正确、清晰的概念、内涵及外延了解清楚。传媒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文化自信”的解读与传播，有严格的政治要求和纪律规范，其中的关键，是准确把握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及传播导向。

传媒责任之一：阐释好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最深厚、最根本的文化软实力。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改革探索中，都浸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比如先秦诸子百家、隋唐儒释道、宋明理学等留下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治国处世智慧，就是其中精华。不管是何种形态的媒介平台，耕耘优秀传统文化，都需要在内容建设上把“文化深度”作为自我考评的一把标尺。

传媒责任之二：呈现好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蕴含着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近代以降，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征途，是世界反压迫、争权利、求进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历程中，中华民族伟大的抗争精神得以强化，中国人民用鲜血和智慧锻造着坚强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集体主义精神、长征精神熠熠生辉，照亮、指引着中国前进的道路。主流媒体传播红色文化，是其非常重要的日常责任，在信息过载时代，关键是如何把红色文化内容做得更具吸引力，让革命精神、革命传统有更宽广的辐射范围。

传媒责任之三：表达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过程中取得的精神文明成果。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媒体表达，离不开对文化培育方式的呈现，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释放了巨大文化活力，再如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升级，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泛更深层的传播、培育等。即使在商业信息平台、自媒体崛起而造就的泛媒介环境中，深刻体现科学性、时代性、人民性的文化内容，都应该出现在媒介信息空间的重要位置。

数字时代的主流媒体，更应该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揚者;媒体从业者的日常学习，“文化自信”板块不可或缺，因为文化贯穿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有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概念和内涵，才有可能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更好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阐释、补充、拓展、完善，提升文化辨识能力，深化对“文化自信”的认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在复杂舆论环境中更好发挥舆论引领力。

三、阐释传播软实力：秉持理性态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国人民独特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本身是一座“新闻富矿”。从传播实践来看，毫无疑问的是，在挖掘与传播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强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而文化作为一种“无形媒介”，也在内外因作用下不断地进行内容和形式的变革，这种变革蕴含着文化传承的内生力量和文化创新的时代精神。

具备身份识别功能的“文化印记”，常常被人怀念，这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孕育出许多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的精神力量，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媒介职责，就是通过各种具备信息技术支撑的新颖方式去捕捉、展示、传播这些新的力量。传播实践中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正能量，也是媒体机构、平台自身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的释放。一些借传统文化之名传播迷信、糟粕之实的案例客观上也存在，这种纯粹以博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传播活动，法律、舆论和时间都会给出公正的评判。

从正能量角度观察，传媒表达的具体意象和所描述的历史内涵，集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上，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以及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鉴。又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担当意识、爱国情怀、社会风尚、荣辱观念，潜移默化泽被后世，但要实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传媒任重道远。

就全球格局而言，“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塑造“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构筑“文化自信”的重要行动。当下，全球化趋势遭受挑战，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沟通世界，践行“德性之天与自然之天结合为一”之道，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生产更多优秀文化产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持续深入走向世界、拥抱世界，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自觉”，有“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对文化的来龙去脉、内涵与特色有深切了解，能以健康心态与理性精神，如实分析其历史作用、利弊得失与未来发展的契机、潜能或困境，这是“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义。媒体需要在文化阐释、补充、拓展、完善和传承方面做文章，努力推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容相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力量。

促进资源均衡让各类人群充分共享关于“文化自信”的信息，填平“数字鸿沟”十分重要。“数字鸿沟”假说理论提醒，寻求知识的动机是缩小知识沟的关键因素，但一个人仅有寻求知识的动机显然不够，还必须有接触信息的机会。赫伯特·席勒尖锐地揭示了“信息富裕悖论”，即信息新技术的发达丰富了可以使用的信息，但也出现了信息特权阶层和“信息穷人”;商品信息泛滥的同时，社会信息变得缺乏，当信息成为可交换的商品，购买力就决定了信息使用的不平等。在“文化自信”传播与构筑过程中，务必重视强化教育资源公平供给、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共进，推动“文化自信”信息普惠共享。

万变不离其宗。“文化自信”的传播，核心表达是凸显、强化软实力。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展现了强大生命力，这是“文化自信”得以充实的精神根基。媒介对“文化自信”的表达，需要集中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鲜明特质，以及积极表达这些文化力量在世界文化体系、人类文明进步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传媒表达要传递的独特信息，正是由此而生的“文化自信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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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贵州日报报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