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

1941年8月22日，奥尔加·别尔戈丽茨（1910—1975，苏联女诗人）进入列宁格勒广播委员会文学—戏剧编辑部工作。当时列宁格勒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军的包围，陷于慌乱的市民第一次在广播上听到她的声音。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别尔戈丽茨很可能会以“二流苏联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女友”的身份终其一生；但持续872天的列宁格勒大围困改变了她的命运，她被人称为“大围困缪斯”“围城列宁格勒的希望之声”，进入了苏联文学历史的教科书。她的名字在“二战”之后成了一个符号，直到2010年，别尔戈丽茨诞辰百年之际，一本《被囚禁的日记》的出版，才使得这位女诗人从整个大围困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呈现出有血有肉的一面。

一

别尔戈丽茨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父亲曾作为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像所有接受苏维埃集体主义教育的苏联儿童一样，她很早便把自我牺牲和奉献视为人生信条。1923年，13岁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我的歌声可以传遍四方，愿这些朴素的歌曲可以医治那些疲惫的、劳累不堪的人们，愿所有读到它们的人，都能重新从乐观向上的一面来看到生活……我最渴望得到的不是荣耀，而是给人们一些帮助，发自内心的帮助。”她坚定地拥护共产主义信仰，甚至当父亲在家中发表对时局的批评言论时，她也在日记中猛烈地批判他短视。她站在主人翁的立场上抨击时政，对各项公共事业都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并时常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从别尔戈丽茨早期的日记可以瞥见一个标准的“苏联新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

“苏联新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与20世纪30年代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关。一般来说，这一群体指的是成长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的政治语境下，认同和践行以集体主义为代表的新道德、新观念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正式的命名，但这一指称的含义很早就反映在官方公文中。在1939年召开的全苏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18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布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并使用了一些能够表明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更新的材料来印证这一结论。他指出，苏联出现了新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工人和农民阶级表现出友好的态度，总体上拥护智力劳动工作者，并完全地支持工人阶级的理想和目标，尊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而这些方面，正是青年别尔戈丽茨在日记中树立的理想。

这也就不难理解1941年大围困爆发，别尔戈丽茨投入到广播站的工作时，内心会被怎样强烈的战斗情怀充盈。她对法西斯的残暴行径愤慨不已，对列宁格勒市民的遭遇充满同情；同时，面向围城的宣传工作又给她带来无尽的自豪感。1941年9月13日，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像只猛兽一样加紧工作，写作‘鼓舞精神的诗歌和文章——并且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这太神奇了！”

如今在圣彼得堡广播大楼的入口，仍然镶嵌着一面别尔戈丽茨的全身铜像。别尔戈丽茨身材瘦削，嗓音不高却很平稳，说到动情处会嗓音颤抖，这是整个大围困时期，列宁格勒最具有辨识度的声音。由于“德国铁钳”的封锁，超过250万的居民忍受着断电、缺水、停暖、食物匮乏的极端处境（到围困解除时，全市人口已锐减至56万人）。对于每个饥寒交迫的家庭来说，别尔戈丽茨的嗓音就是他们每天期待的精神食粮。

她几乎每天都会广播，播报的内容有来自前线的报道，也有她自己撰写的评论，或者是她献给大围困的诗歌作品。通常，她会这样开始自己的播音：“同志们，我们度日如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但是我们没有被忘记，我们不是独自在作战——这就已经是一场胜利。”

二

事实上，相比满腔理想信念的少女时代，此时的别尔戈丽茨又增加了不少“社会阅历”。斯大林体制的政治高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上出现的负面现象开始出现在她的日记里，她书写的基调发生了很大变化。1938年，别尔戈丽茨的第一任丈夫、诗人鲍里斯·卡尔尼洛夫因为反革命罪行被枪毙，不久之后，她也被捕入狱，罪行是“参与反革命活动”以及“蓄谋杀害日丹诺夫”。监狱经历在她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尤其是，入狱前别尔戈丽茨已经怀孕，监狱的恶劣条件以及连续的审讯导致孩子在腹中便已经死去。因此，在经历了171天牢狱之灾之后，投入广播事业的别尔戈丽茨并非全然被苏维埃政权感召的“传声筒”，她的敬业更多地源自甘于奉献的天性，以及被法西斯非人行径激发的、保卫家园的义愤。

既要代表“大围困”的普通列宁格勒市民，又要代表苏维埃当局，这让别尔戈丽茨在工作中时常陷于矛盾的境地。前线的不利形势和周围人的遭遇让她对未来充满焦虑，这不可能不影响她的情绪；然而这些情绪不能在广播中流露出来，因此日记成了别尔戈丽茨最大的精神寄托。

1941年12月1日，别尔戈丽茨已经连续3个多月用自己也不确信的前景鼓励列宁格勒市民，她渐渐感到了迷茫：“我的写作，我的诗歌，甚至那些不久前让一个军队的指挥员们读完都潸然落泪的文字，对于列宁格勒来说，在重要性上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它们不会给这座城市换来一块面包、一发子弹、一件武器——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只有这些。要是列宁格勒人不再读我的诗，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一年冬天是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之一，室外温度一度降到-34℃。11月7日，苏联在德军逼近莫斯科城下时，依然按时组织了红场阅兵——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阅兵之一，受阅部队在阅兵结束后直接开赴前线。然而，首都军队的声势浩荡，也掩盖不了列宁格勒战区恶劣的形势。德军在封锁所有陆上交通线路的同时，还对城内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从而造成了城内的粮食储备大量被消耗。另外，由于气温骤降，热水和暖气中断，大量的列宁格勒市民被冻死家中。人们开始燃烧家具、书籍、木质建筑材料来取暖，从此时的口粮供应标准来看，原本每天可以领取400克面包的普通工人，在11—12月份降低到了250克，而老人和孩子的份額更是降到了125克。在这期间，苏联当局开始沿结冻的拉多加湖向列宁格勒运送食物，同时也开始了市民的撤离工作。

12月8日，别尔戈丽茨预感到将会有撤离。她充满期望地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明天我会被列入（撤离名单），就让我的嗓音最后一次响彻美丽的列宁格勒那些濒死的、被围困的街道吧。这是我能为它做的所有事了，我知道，它也不需要这些……”但很快她就明白自己错了，撤离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她的名字，她的命运还要和列宁格勒捆绑在一起。随后在20日的日记里，她的情绪有些低迷：“看来——还要坚持，要工作……是的，要活着，一直到站不起来的时候。要知道情况也还不算差，从12月5日开始，德国人已经不向我们发起炮击了，只是机枪扫射……”

这些心情起伏只出现在别尔戈丽茨的日记中，她从未在广播和自己写的诗歌中表达过撤离的愿望。就像她的一首诗歌的名字那样，诗歌的抒情主人公要“与列宁格勒共同呼吸”，尽管这里没有充足的食物，没有饮用水，没有取暖的燃料，每天都有人因为饥饿或者法西斯的炮弹而丧命。在公众面前的别尔戈丽茨，是杜绝了一切求生欲念的英勇战士，是与列宁格勒共存亡的保卫者：

我至今仍是你的意识。/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我分担你所有的痛苦，/就像曾经分享你的庄严。

（《四一年秋天》）

三

别尔戈丽茨还未从五味杂陈的情绪里走出来，就突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新年临近，要准备一场特殊的晚会。苏联当局希望列宁格勒不惜一切代价，在围困中坚持下来，并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祖国站岗”。经历着极端恶化的生存环境，列宁格勒市民和前线的战士普遍精神萎靡，亟需一针“兴奋剂”鼓舞士气，而别尔戈丽茨是完成这一“政治订货”的最佳人选。在日记中，别尔戈丽茨详细记叙了准备晚会的过程：她坐在自己家中，周围的气温是-4℃，房间里没有供水，她用一件羊皮大衣裹着双腿，手戴一副肮脏的手套，思考着晚会的框架。

这场晚会最终取得了空前的成功。12月29日，别尔戈丽茨作为晚会的主人公，向听众们宣读了致围城之外父母的诗歌《发往卡玛的信》。诗歌中，别尔戈丽茨发挥了一贯的乐观积极的做派，鼓舞列宁格勒市民不要退让，要活下来，坚决抵抗，不允许德国法西斯践踏他们神圣的城市。诗歌中最扣人心弦的是最后的几行诗句：

这是给列宁格勒人的献歌——他们浮肿，执拗，亲切。/我以他们的名义，向围困圈之外发送电报：/“我们活着。我们会挺住。我们会胜利！”

这样的诗句带有别尔戈丽茨以及大部分主流大围困诗作的典型特征：以对话的特征取代抒情主人公的独白，以“我们”这一称谓强化大围困状态下的集体身份。它无疑拉近了所有围城居民的内心，使他们受到了极大鼓舞。据此后的大围困亲历者回忆，这场1942年的新年晚会给他们很深的印象。而播报完这一期节目，别尔戈丽茨收到了列宁格勒市民和前线战士寄来的大量来信，他们对这位女神一般的人物表达了敬仰之情。别尔戈丽茨阅读信件的心情是激动的，她由衷感觉到自己坚守的价值，甚至完全忘记了自身的需求：

这的确非常壮观：列宁格勒人，大量的列宁格勒人躺在黑暗、潮湿的角落里，他们的床瑟瑟发抖，他们在黑暗中虚弱无力，无精打采（上天啊，我是多么清楚自己当时失去了动力，没有希望，陷入沮丧时的状态），和世界唯一的联系便是广播。这时候，诗句，我的诗句从外面的世界来到这个黑暗的、隔绝的角落，顷刻间，这些角落里饥饿的、绝望的人们变得轻松起来。如果说我能够给他们带来这种快乐的瞬间，即便是转瞬即逝的，即便是虚幻的 ，那也意味着，我的存在是值得的。

（1942年5月13日日记）

四

当局对别尔戈丽茨委以重任，但这也并不意味著她可以完全按照个人的想法安排广播节目；即便在大围困这样的极端形势下，宣传部门的审查力度也没有丝毫减弱。1941年的12月5日，别尔戈丽茨写作了诗歌《与女邻居的交谈》。这首诗以抒情主人公与女邻居达利娅·弗拉西耶夫娜关于大围困的谈心为主要内容，朴实自然，富有感染力。她想要在广播上朗读，但却没有通过资格审查，直到1942年11月，苏军在战场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首诗才被上级同意播放。究其原因，苏联有关部门认为诗中提到了面包的匮乏问题，会对听众的情绪产生不好的影响。别尔戈丽茨在日记中表达了不满。她这个时候的出发点是完全个人的：作为一个诗人，她认为这首优秀的诗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几乎是同样的情形，1942年的1—2月份，在大围困最艰难的阶段，别尔戈丽茨饱含深情地写出了诗歌《二月日记》。她在日记中评价，这是自己整个战争年代最好的作品。诗歌很快便被送到了斯莫尔尼党的审查者那里，最先给出的反馈是：应当立即将该诗歌单独刊印成小册子。然而，当这首诗返还到广播委员会时，上面的批示却是“需要再修改”。别尔戈丽茨对诗歌进行了简单的改动，广播委员会主席В.А.霍多连科又将它送到市党委宣传委员会书记Н.Д.舒米洛夫那里审核。2月22日，就在第195期《广播通讯》节目开始前的15分钟，从斯莫尔尼向广播委员会发来要求，“撤掉该诗歌”，撤销原因近乎荒诞：不能容许别尔戈丽茨代表整个列宁格勒发声。

我们如今在过着两种生活：/在围困圈里，在黑暗里，在饥饿中，在悲伤中，/我们呼吸着明天的，/自由而慷慨的空气，/我们已经夺取了这一天。

（《二月日记》）

不过，最终这首气势宏伟的诗歌还是躲过了审查者的严苛目光。1942年7月5日，《共青团真理报》完整地刊载了《二月日记》，没有进行一处删减。别尔戈丽茨长舒了一口气，从她在7月9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于这样的结果她还是很满意的——“这些诗歌，应当坦率地说，是非常棒的。我在报纸上读着，自己又忍不住激动满怀，眼含热泪。”

别尔戈丽茨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播音工作，多少还是养成了政治上的自觉。她虽然心存疑虑，但依然规规矩矩按照上级审查部门的要求撰写广播稿。与此同时，她更加珍视日记中的那个自我，所有不能向公众表达的“负能量”情绪，她都留在了日记里。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别尔戈丽茨习惯了使用“两种符码”写作——面向公共大众的、对国家话语的模仿和复制，以及面向私人空间的独白式写作。这样的策略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她的个性，同时又保证了她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民众心中的地位，使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五

在她围困期间所有不为人所知的遭遇里，最惨痛的一桩与第二任丈夫尼古拉·莫尔恰诺夫有关。莫尔恰诺夫是一名记者，围困期间身体非常虚弱，1941年12月16日，撤离名单公布后两天，别尔戈丽茨在日记中写道：“我们12月14日没有走。从各方面来说，这都要更好一点——我们会累得奄奄一息，而科里卡（尼古拉）没准会死在路上。”1942年1月29日，就在策划完新年晚会后不久，莫尔恰诺夫因为过度虚弱而去世。别尔戈丽茨怀着悲恸，请求医院的人将他埋在壕沟里，“我们在前线，就让他作为一个战士被埋葬吧”。

做一个木箱子需要250克面包，挖一个墓穴需要800克，再用雪橇拉着他走过整座城市，跑到欺负人的政府部门，路过民政局和其他地方——为什么呢？难道他需要这些，还是说这能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我对他的爱？莫非现在这样做能帮助到他？还不如把这些面包给浮肿的玛露霞，让她能吃点东西，用面包祈祷他安息。

他会极力支持我这么做的。“我要告诉他这些，”我想了想，做出了决定，“他会支持我的。”

（1942年1月30日日记）

从《被囚禁的日记》可以看出，莫尔恰诺夫的去世给别尔戈丽茨带来的阴影始终没有散去。在1942年7月的日记中，她提到自己忘不掉那些大围困中死去的人，那些身影里有她的丈夫，有曾经在街头偶然遇到、请求她救助的小女孩儿。但在同时期的广播中，她却从来没有公开提到这些创伤。或者说，她将这些“罪感”体验转化成了具有史诗意义的“苏联人民受难曲”，甚至上升到宗教的层次。譬如1942年11月22日，别尔戈丽茨在广播上读了自己的诗歌《列宁格勒的秋天》，在诗中将路上遇到的一个抱木板的女人还原成宗教场景，用来取暖的木柴则成了十字架的一部分：

一名妇女怀抱着木板伫立；/阴郁的嘴唇紧闭，/那满是钉子的木板——仿佛耶稣受难的一部分/俄罗斯十字架庞大的残余。

事实上，被宗教化的不只是这些搬木板的市民，别尔戈丽茨本人也在这场围困中被封圣，成为统一民间和官方力量的“政治/宗教”符号（在大围困的回忆录中，她曾被人称作人间的“圣母玛利亚”）。1943年1月8日，当列宁格勒围困最终解除，别尔戈丽茨并没有立即结束广播电台的工作，上级委派她继续工作了几个月，主要负责播报列宁格勒战后如火如荼的建设。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面对一言难尽的现实，别尔戈丽茨选择了长久的沉默。“围困”已经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她和她曾引以为傲的历史一起被尘封。直到1975年去世，她出版的作品都很少，更遑论日记，那是与这位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最不搭調的部分。

如今，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保存的别尔戈丽茨档案中，有71个笔记本都是日记和札记。在她生前，苏联政府一直将它们作为专门的文件保护，一直到1991年解体后，所有的档案才对外开放。

作为神话一部分的“围城列宁格勒的希望之声”，别尔戈丽茨在历史的深处被重新赋予血肉和呼吸。而那些与主流宣传不同的声音，也正应了她曾经写下的诗句：“你聆听那些石头的声音吧，你要知道，谁都不会被忘记，什么都不会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