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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辛丑:从丧权辱国到平视世界

2021-09-12应琛张懿月

新民周刊 2021年33期
关键词:杨成外交

应琛 张懿月

1972年2月21日,美國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欢迎。

今年3月18日至19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

会后,有两张照片在网络上热传——一张照片是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字仪式上,满脸屈辱的清政府代表;另一张照片则是2021年,面对美方傲慢施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掷地有声地反击:“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今年是《辛丑条约》签订120年,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此,《人民日报》等媒体在微博上发起了“两个辛丑年的对比”话题标签,掀起一波讨论热度,并登上微博热搜榜。

外交背后向来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从1901年的割地赔款到2021年中美战略对话中的唇枪舌剑,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下,如今站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已经是阔步走进世界大国之列的中国与焕然一新的中国人。

可以肯定的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正在不断开创新局面,谱写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崭新篇章。

战场上打不过,谈判桌上谈不赢

在1901年的这张图上,坐在右侧第二位的就是签订这个条约的中方代表李鸿章。

长久以来,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在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眼中,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实际上,战场上打不过,谈判桌上又岂能谈得赢?这个道理李鸿章深深地体会到了。对代表中国的外交官来说,这个宿命随后几十年间,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但也正因为他的才干,李鸿章成了一个悲剧人物,“生不逢时”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兴起,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这引起了外国侵略者敌视。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携光绪仓皇西逃。随后,慈禧电令李鸿章进京,和庆亲王奕劻一起,代表清朝与八国联军谈判,收拾残局。

李鸿章再次踏上屈辱议和之路。在西班牙驻华使馆的谈判桌上,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趾高气昂,各国代表虎视眈眈。

1901年9月7日,无力回天的李鸿章和奕劻被迫与列强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沦为列强们的傀儡。至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李鸿章也再次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可悲的是,听闻条约签订后,慈禧却说出了那句遗臭万年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着实令人心寒,李鸿章在为赔款的减少据理力争之时,背后的清政府却只想着保留自己的地位,在求得自己想要的“和平”的同时,弃百姓安危、国家尊严于不顾。

“李鸿章确实签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作为外交家的历史贡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超越李鸿章所处的历史语境而按照今时今日的标准,纯粹以外交结果为导向去评价。囿于清朝晚期相较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十分孱弱的国力,李鸿章更像是一个戴着镣铐被迫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去追求和捍卫王朝利益的悲剧主角。客观条件先验地决定了李鸿章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实在是很有限,固有的弱国身份迫使这位公认的名臣不得不委曲求全,尽管屈辱但仍然是尽量地在一个可以去争取的范围内去维护大清王朝的利益。”

在杨成看来,如果李鸿章不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结果可能更悲剧,“说白了,把谁放在那样的历史位置上,可能也很难争取更好的结果”。

李鸿章这样总结自己的外交理论:“国家之间其实并没有外交,完全在于本国的立地,就像是交朋友一样,双方都有相当的资格,我想要联系他,他想要联系我,然后才能谈到一个交字,倘若自己一事无成,偏偏等着别人帮助,就算是有七嘴八舌,不论怎么说都于事无补。”

说到底,这是一种悲哀——因为国家的虚弱,让代表国家的外交官们挺不起腰杆。不过,杨成表示,尽管国家实力比较弱,但不代表李鸿章个人不被人尊敬。

实际上,战场上打不过,谈判桌上又岂能谈得赢?这个道理李鸿章深深地体会到了。对代表中国的外交官来说,这个宿命随后几十年间,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弱国有外交,然而有限度

时间来到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此时距离《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过去了近18年。其间,中国经历了政权的更迭,国家处于巨大的转变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遣14万劳工前往欧洲战场,用生命为中国赢来了战胜国的地位。然而,当5名中国代表满怀期待来到巴黎凡尔赛宫时,却被告知中国是三等战胜国,仅有两个席位,只能由代表们轮流参加。

巴黎和会上,美、英、法、意、日五大国联合瓜分着战后利益,谈到中国山东主权问题,日方提出自己与德国曾签订合约,有继承其权益的权利。中方则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后来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据理力争,将日本的要求悉数驳回。

但国际外交向来处于复杂的局面,各国的联合、利益的牵制都让在谈判中处于上风的中国无法如愿夺回属于自己国家的山东主权,这也让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愤怒离去。

残酷的现实让沉浸在战争胜利喜悦中的人们逐渐清醒,纵使处于战胜国的地位,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够强大,仿若“战利品”一般被瓜分国家利益令人愤怒,也令人无奈。但仔细一想,正如顾维钧所言,“我不相信弱国无外交之说。唯其弱,故依赖外交较强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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