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唐朝诗人李商隐《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诗句来形容我在《福建文学》从事编辑工作16年的经历，可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我人生中一段身心愉悦的美好时光。或者说，文学编辑是我非常喜欢，也契合我个性的职业。

从18岁开始工作到61岁退休，我当过知青、工人、编辑、教师。头尾43年工龄里，当知青和工人只有5个年头，剩下的主要是从事编辑和教师职业，时间几乎对半。

1977年12月，我从知青点顺昌县洋墩公社蔡坑大队招工进国营福州面粉厂当工人。随后于1978年考进福建师大历史系，成为福州面粉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留校时，历史系领导庄淑专老师代表系里找我谈话，说经研究决定我当大学生辅导员。我谢辞，希望去校图书馆当管理员。系领导大感意外，尊重我的坚持，但要我推荐了一个同学接替我出任辅导员。当时我内心是想以马克思为榜样，在图书馆读书、写作，圆我志存高远的作家梦。也许因为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的缘故，我后来被分管人事的校领导从校图书馆调整去保卫处（校部三层）当秘书，主要负责编写一个月一期的校园安全工作情況简报。校领导可能认为我在校图书馆当管理员是大材小用，殊不知这是我的夙愿——我在师大读书期间，周末几乎都是泡在离家不远的福建省图书馆度过的。

因为岗位调整的小插曲，我来到独立于长安山校园之外的欧式校部办公大楼，年轻的同事有办公室秘书蔡奇、宣传部干事肖东、统战部干事吴建生、教务处干事陈家华等，一群快乐的单身汉下班之余，都在做着美好的文学梦。其实早在闽北山区当知青时我就在煤油灯下开始文学创作。最早写诗，所谓“山乡诗草”写满三大本，纯属自娱自乐。上大学后我转而写小说，写散文，留校后尝试向报刊投稿。

1982年，“榕树”丛刊第4期（郭风主编）发表我的散文处女作《随想录》。1984年《福建文学》（前身为1951年1月15日创刊的《福建文艺》）6月号发表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我们303室》，责编是《福建文学》老资格的小说组组长张是廉。同期还发表徐平（今著名女作家须一瓜）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因为有了她们》。巧的是恩师张是廉继慧眼识荆发表我的小说处女作不久，就被提拔为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省文联）办公室主任，急需一个办公室秘书当助手，他认为我是合适人选。

1985年1月，恩师张是廉费大力把我从福建师大调进福建省文联办公室。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举国上下充满浓郁的文学氛围，但凡被人称作“文学青年”，可算一个雅号。就连勇敢刊登征婚启事的人，都要标榜自己“热爱文学”，似乎“热爱文学”就能高人一等。而事实上一旦被人视为“文学青年”，的确能够被旁人高看一眼，就连大姑娘也更愿意嫁给“文学青年”，起码是“热爱文学”的人。那些年，“热爱文学”仿佛一面爱的大纛，迎风招展，猎猎作响;又像一面促战的铜锣，铿锵激越，回声久远，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所以，当年我从福建师大调入拥有《福建文学》《台港文学选刊》《故事林》，后新增《散文天地》四家刊物的福建省文联，知道的人都认为我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

1986年4月，在我担任省文联办公室秘书一年三个月后，恰届“而立之年”，转任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兼《故事林》杂志副主编（主持协会和刊物全面工作）。在办刊的同时，我继续辛勤笔耕：1986年8月号《雨花》杂志由徐明德编辑（后任《扬子江评论》主编）发表我的短篇小说《“酋长王国”》，被1986年11月号《小说月报》转载，收入1991年由福建省作家协会主编的《福建文学四十年》。这在我而言算是不小的喜讯，因为当年《小说月报》每个月最高发行量突破180万份——在全国遐迩闻名。

1987年《福建文学》4月号经小说组组长杨国荣（后任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刊发我的短篇小说《四鸡图》，被1987年11月号《小说选刊》转载，收入2001年由福建省作家协会主编的《福建文学五十年》。恩师张是廉对我还在浙江《东海》（即《浙江文学》）、上海《少年文艺》等全国各地文学期刊先后发表的一组8篇“鸡公系列小说”其他篇目更是喜出望外。

1990年7月，我改任《台港文学选刊》编辑3个月。1990年10月，我调任《福建文学》杂志编辑，后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兼《散文天地》主编，直至2006年调到福州大学任教。算起来，我在福建省文联四家刊物担任文学编辑20年，其中在《福建文学》当编辑就有16年。当年择优编发过许多初出茅庐的新作者的处女作和代表作，他们中不少人已成为当今福建文坛的中坚力量，这是我最感欣慰的事情，且撷几件往事记趣。

余岱宗如今是福建师大文学院博导、教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在《收获》2004年秋冬卷“长篇专号”上发表的《无关声色》，真实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情感困境，引起热烈反响。这让我想起1998年4—5期合刊《福建文学》“中篇小说特大号”上，由我编发的余岱宗的《心太软》，一样是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困境问题，一样采用的是诙谐幽默的叙述语言，当年就赢得读者的赞誉。关于余岱宗小说创作的这一独特长项，我自认比较早就给予肯定。有孙绍振教授在余岱宗博士毕业论文《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上所作序言为证：

“他在大学生时代就写过小说，被当时享有很高权威的全国性刊物《小说选刊》转载过……《福建文学》副主编施晓宇先生在一次会上说，余岱宗是我们省小说作家中最有希望者之一。”

1995年5月下旬，我应光泽县文联主席俞景明邀请，前往闽北光泽县为“高家水库笔会”的当地作者开讲座，辅导写作，由此认识了邱贵平、李再雄、赖丹萍、林淑英、林建平等作者。由于此前我在1993年5月号《福建文学》上，将责编郭碧良送审的邱贵平中篇小说《鸟人》排在小说栏目头题，所以记住了邱贵平的名字并在笔会上预言，时年27岁的邱贵平小说日后将会冲出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果然，后来邱贵平的长篇小说《五朵厂花》获得首届全国产业工人文学大奖长篇小说一等奖，福建省第26届优秀文学作品奖一等奖;长篇小说《大陆新娘》（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获福建省中长篇小说双年榜长篇小说提名奖;长篇小说《普希金时代》发在《中国作家》“长篇小说专号”上，获第三届全国网络文学大赛一等奖;长篇小说《红道》（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入选首届福建文学好书榜，2020年获第九届福建省百花文艺奖二等奖。

1999年，为迎接21世纪到来，《福建文学》前所未有地以4—5期合刊形式推出“本省新人小说特大号”，一共编发了10位福建小说新人的4部中篇小说和6篇短篇小说，他们是：池敬嘉、叶子、杨光伟、余岱宗、邓韶征、杨雪帆、苏宏涛、杨静南、王鸿、黄明安，并请评论家林焱写了评论《艰难的努力》同期发表。

编发这期刊物时，有编辑对漳州女作者叶子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向日葵之门》予以否定，说是不知所云。我阅稿后认为作者笔力固然稚嫩，但创作风格颇具特色，力主放在特大号第二篇发排，以表示对本省文学新人的鼓励，也借此主张福建小说创作可以有多种语言风格，多样表现手法。

叶子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后来从执教的漳州第二职专调到漳州市图书馆工作，先后出版中篇小说集《咖啡人》、长篇小说《安身立命》、散文集《秋风带凉亦漂亮》、长篇历史小说《板桥林家》、中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虚构》等。

我进《福建文学》杂志开初，担任散文和报告文学栏目编辑。《福建文學》小说编辑最多时曾有十几个人，当时只剩下郭碧良、陈健;散文编辑是黄文山兼任;报告文学编辑是哈雷（后任《海峡姐妹》杂志主编）;诗歌编辑是陈钊淦;评论编辑是徐荆、北村;美编是龚万山、陆广雄;编务是陈淑熙;总校是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郭风之子郭景能。主编是蔡海滨;副主编是王炳根;编辑部主任是黄文山。当年分管《福建文学》的省文联领导是小说家季仲。季仲先生退休后，分管《福建文学》的文联领导是散文家章武。

继我调入《福建文学》之后，编辑部又陆续调入郭志杰、吕纯晖、骆红芳、石华鹏、小山（原名贾秀莉）、练建安、刘志峰等同人，从1990年10月到2006年1月，我在《福建文学》与以上同人融洽共事的时间最长。

2006年1月，我被福州大学以人才引进方式正式调任人文学院教授。我坚辞不当院长、也不当中文系主任，专心致志在中文系任教（此前已是多年客座教授）。回想起来，从1985年1月我调到福建省文联至今，一晃36年过去了。在福建文学杂志社，我经历了中国文学的第二个春天，那真是一个如火如荼的火红年代——一个个文学报刊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一个个作家凭借发表文学作品而改变命运。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

记得为庆贺《福建文学》创刊50周年，2001年5月由黄文山策划，魏世英、陈侣白主编出版了《我与<福建文学>》纪念文集，收入我写的《我进<福建文学>前后》。眨眼间，《福建文学》已经问世70年了，70年间，经《福建文学》发表的文学作品无以计数，优秀作品不胜枚举，由《福建文学》培养成长的作家更是成千上万，知名作家也数不胜数。故而我又应约写下《此情可待成追忆》，以此缅怀先贤，饮水思源。

令人高兴的是，《福建文学》新一代编辑已然顺利接班，业绩斐然。他们的个人创作也渐入佳境，有的正如日中天。我衷心祝愿《福建文学》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期待为之百岁庆生。

责任编辑杨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