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攀

清季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吁求小说从“细支末流”的文化传统中脱化出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紧贴历史现下，统摄政治生活，观照社会人生，是为小说之勾连群治，以翻新文化传统，重整现代中国。衡南劫火仙在《小说之势力》中指出：“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绩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然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世间而已。”近现代中国的“群治”，是建立在国族观念基础上的关切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概念;而经历了启蒙与革命之变奏的20世纪，当代中国再谈群治，似乎已是恍然有隔。但相通之处在于，现代中国小说发轫之初即蕴蓄的群治诉求，已成为中国文学“感时忧国”传统中的内在伦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而始，文学“向内转”的趋向日隆，但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书写等依旧回应着一个世纪以来的“群治”命题，商业化与大众化在新世纪逐渐影响着小说功能的转变与修辞的衍化，然而小说的社会功能、现实担当、历史使命始终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