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中，笔者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相关概念》为题，概要讲述了经济史、财政史研究中的“经济史”“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量入为出”“量出制入”“财政”“税收”“税率”等相关概念。由于时间的限制，只是泛泛而谈。本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

“量入为出”即《礼记·王制》篇说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陈澔注：《礼记·王制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是先秦以来的传统财政范式，被视为征敛有度的“仁政”。而“量出制入”在传统社会间或有之，被视为征敛无度的“弊政”。

对“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的两极评判，最早见于唐人陆贽的论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 （唐）陆贽撰，（宋）郎晔注：《陆宣公奏议注》卷一四《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册第183页。 由此，“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成为量入为出的标签，“取之无度，用之无节”，成为量出制入的标签。

宋代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类似陆贽的论述很多见。宋人李光称：“圣人制经国之术，必量入为出，上之用度有节，故不伤财，取于民有制，故不害民。” （宋）李光：《读易详说》卷一○《下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0册第446页。 明人王志长称：“周公所以理财者，无出于节财而已，唯量入为出，以民间所供之数，制军国之用……不唯无浮额之征，而且有余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