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盈

众所周知，国家治理是指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使政府、地方、社会以及民众之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大（最优）绩效，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就北魏政权而言，财政体制变迁一方面体现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国家权力和自耕农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强化的趋势。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北魏财政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陈寅恪、陈明光、李锦绣、严耀中、逯耀东以及渡边信一郎等先生都有专门论述，无须赘言。但如果从财政体制与税收嬗变视角下考究北魏国家治理问题，学界似乎少有相关论述。因此，本文试对该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一、平城时代前期北魏财政体制与国家治理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称“魏王”，标志着北魏政权的正式建立。关于拓跋鲜卑立国问题，其前期“代”政权的历史，笔者认为应是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化时期（310—376年），前秦苻坚建元十二年（376）灭拓跋代国，十年后拓跋珪恢复代国，自称“魏王”，北魏政权历史方才具有连续性，国家治理体系开始有迹可循。 439年一统黄河流域后，由于民族生存空间的变化，北魏开始逐渐摆脱原有畜牧经济的影响，由游牧迁徙走向农业定居，由军事掠夺变为赋税征收，农业生产超越游牧经济成为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北魏政权的财务行政制度也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体现了北魏政权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的努力与成效。

平城时代前， 本文以太和九年（485）北魏实行均田制为界，把平城时期的北魏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