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当前面临的问题梳理

2021-09-10钱怡陈旭杏

大学·社会科学 2021年1期

钱怡陈旭杏

摘要：我国自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以来，先后有三批省市加入了试点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在改革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综合回顾了新高考改革在选考科目、选科赋分法、高中教学管理、“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多元录取招生模式、高中大学学业衔接和公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学者提出的应对之策，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新高考改革方案提供启发。

关键词：新高考改革；大学招生

中图分类号：G632.4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2021）01-0112-03

基金项目：广州市高等学校第十一批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促进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有机衔接的高校与高中协同育人模式实践探索”。

一、新高考改革政策

为进一步破除现行高考制度下人才选拔标准单一化、一考定终身等弊端，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了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提出将逐步建立中国特色考试招生制度。此次改革取消了文理分科，推行自主选科制，选考科目实行等级赋分制，在出题内容、考试方式、志愿填报等多层面做出大幅调整[1]。第一、二批实施新高考改革的省份已进行了积极探索，第三批试点省市改革也在陆续落地中，这些试点省市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学术界目前也在对新高考改革进行评估和讨论，分析高中、高校、学生、社会等方面面临的挑战。

二、新高考改革的问题梳理

（一）选考科目问题

取消文理分科，推行自主选科制，是我国当前新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三批试点改革方案有所不同，主要差异在于选科方案和志愿投档方式上。2014年浙江、上海作为第一批试点省市启动了改革，采用“3+3”方案。浙江选科方案是“7选3”，有35种科目组合。上海考生则需要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和政治6门中选择3门作为选考科目，有20种组合。2017年北京、山东、海南和天津作為第二批试点省市启动了改革，采用与上海相同的“3+3”方案。第一、二批试点省市均在选科方面给予考生极大自由，考生可在6科甚至7科里任选3科。该方案的优点是考生可最大限度地根据兴趣特长选择科目，有利于培养多样化的人才。但随着第一、二批高考改革政策逐渐落地，理科特别是物理的选考人数大幅下滑，产生了“理科萎缩”现象，引起广泛关注[2]。针对这一问题，学者刘希伟认为高考科目改革应当正确处理高考科目设置的多样性、选择性与功利性、可比性以及学科专业录取要求与考生知识基础匹配问题[3]。此外，教育部2018年公布了《普通高考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要求十九个专业限选物理，希望通过高校招生计划的改变倒逼考生选择物理科目。

2019年，广东、湖北等8个第三批试点省市启动了新高考改革，采取“3+1+2”方案，其中“1”要求在物理或历史中二选一，“2”是在化学、生物、地理和政治中4选2。教育专家普遍认为，将物理和历史作为限选，让考生在高中阶段系统学习物理或历史知识，有利于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学习基础，有利于学生进入大学后顺利开展专业学习，有利于高校的人才培养[4]。相比改革前文理分科的方式，“3+1+2”方案有12种选科组合，学生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有利于学生学其所好、考其所长，有利于促进文理交融、培养多样化人才[4]。

张雨强等以浙江省5所高中首批选考学生为例进行分析，发现学科兴趣与学科成绩间的两难选择、兴趣科目与就业前景相冲突等造成了考生选科避趋冲突现象[5]；文理分科惯性、科目难度不一致、信息缺乏、资源配置不足等问题导致了考生自主无助现象[5]，提出应重视对选科所需资源的建设，允许采取“套餐组合”的渐进式改革策略[5]。王新凤等指出各高校在制定招生专业的选科选考要求时，既要考虑自身学科培养人才的需求，又要平衡报考人数与质量以及录取分数问题，以免引发报考人数波动的问题[6]。在选科指引方面，学者普遍认为应加强高中生涯教育[7]，帮助考生了解外部职业世界和大学专业，引导学生根据个性及兴趣选择科目，减少选科的盲目性及投机行为。但张文杰等学者基于某大学2016—2019级的新生调查数据，认为高中生涯教育尚未表现出对弱势阶层的补偿效应[1]。

（二）选科赋分方法问题

选科赋分方面，学者刘希伟认为需注意不同科目分数不等值问题、考试效度与区分度问题[3]。新高考极大地增强了高考的多样性和学生的选择性，但又带来了不同科目的可比性问题，赋分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强烈质疑[8]。彭文波等学者认为选考科目的分数转换应增强不同选考科目分数的等效性，并应有良好的区分能力，尽可能保留原始分的合理信息，对考生总分排名的影响尽可能小等等[9]。彭文波等学者比较了“等级赋分方案”“等比例转换方案”和“以必考科目为锚转换方案”三大典型方案，认为各方案均达到了分数等效的转换目的，各有其优缺点和适用条件，建议应多学科合作，统筹分数转换技术的各个要件，把握适用条件[9]。韩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高考制度，选考科目上采用等级分数、标准分数并行的赋分方式，有效纠正了单一赋分方式的偏差[8]。

（三）高中教学管理问题

选科自由导致的走班制是本次改革的一大特点。师资、教学场地、人员组成、排课等方面的统筹安排，班级管理和文化建设以及学生学习情况的持续跟踪等，都是高中教学管理在新高考改革下面临的挑战。因选科人数分布不均衡、不同课程需求差异大于改革前的差异，导致走班制执行困难；不同办学水平的学校实施力度相差很大，有的学校几乎取消了传统行政班，实施大走班；有的学校只能把资源集中在部分学科上加强教学，间接制约了学生的学科选择[10]。第三批改革省市采取“3+1+2”模式，较前两批缩小选科范围，也是考虑到部分地区办学条件有限，可以与高中现有师资、教室等条件有效衔接，引导不同地区的学生合理选择科目[4]。

（四）“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

在录取模式上，新高考改革把原先的学校平行志愿改为专业平行志愿，尊重考生意愿，扩大了考生的选择权，更可能录取到心仪专业。浙江省新高考录取方案为“专业+学校”平行志愿模式，可填80个专业平行志愿，分段录取并由最终录取分数落档。上海新高考改革则由原先的“院校”调整为“院校+专业组”。第三批改革试点省市采用“院校专业组”方案。以往实力弱的专业可以通过校内调剂来解决招生问题，但改革后这种平行到专业（组）的投档模式，使得冷门专业不再受学校投档线的保护，而直接进入志愿市场，接受广大考生的选择[11]。这要求高校所设专业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招收优质生源，因此对高校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都提出了更高要求[12]。面对挑战，许多高校纷纷开展专业优化调整，整合部分弱势专业，迎合国家发展和市场需求增设相关专业。此外，大多数院校在设置专业组时，在满足选科一致的条件下，多采取将热门和冷门专业设置为同一个招生专业组的“捆绑销售”做法。但从长远来看，提升专业发展水平，打造出优秀的专业品牌，才能吸引优质生源。

（五）多元录取招生模式

国务院《实施意见》指出“将形成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探索"两依据一参考"综合评价招生，完善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鼓励高校将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作为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探索多元录取招生模式，有利于国家科学选拔人才。

2020年全国36所一流高校开始实施旨在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强基计划”。该计划是在早前高校自主招生以及浙、沪等地综合评价招生的经验总结上开展的重要探索[13]。但强基计划首年遇冷，需加强招生宣传、在高中生中加强基础学科的兴趣培养等教育。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是浙江省的高校招生改革，将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校综合测试按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择优录取[14]，该招考方式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考生可自主选择报考高校，通过高校初选后参加高校的综合测试；高校有权利确定三部分成绩各自权重，以及制定综合素质测试的内容、标准及方法，并组织考生实施综合测试[14]。

新高考改革跟踪评价表明，综合评价招生有利于科学选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刘佳琛认为清华大学在试点省份实施的综合评价招生模式正向促进了学生高中STEM学科知识基础及大学STEM成绩[15]。鲍威等认为由于新高考改革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显著促进了浙沪高中学生的课外社团活动和大学体验活动的参与经历[16]。但由于综合评价结果具有“高利害性”，其公平性饱受质疑，例如，高中综合素质信息的真实性和可比性不高，高校综合素质评价缺乏客观标准、不够全面深入、评价过程不够公平和公正，素质考察内容有“城市化”倾向等[17]。靳培培等建议细化综合素质的考核内容、方法与标准，弱化评价的主观性，科学处理材料审阅与面试的关系，不应忽略考察学生成长背景等[17]。也有学者指出，高校应中立评价除学业水平外的综合素质，不能只认可受家庭资本影响强的“高大上”的个人品质（如领导力）、文体特长（如乐器水平）或课外活动（如进入大学实验室的经历），也要看到农村、边远地区和贫困学生具备的诸如坚毅、刻苦、劳动经历、照顾家庭等素质或活动的可贵[18]。

（六）高中、大学衔接问题

当前我国的高中与大学教育相互独立，彼此间主要凭借高考来维系[19]。新高考改革的选科自由，导致升学者的知识结构趋于多元化，而许多大学专业为保证生源而对考生选科设限较少。鲍威等认为新高考后浙、沪新生的学业表现相对下滑，原因主要是考生趋易避难选择有利于获得高分的科目，导致了就读专业的新生基础学科知识缺失[20]。新高考改革后加强高中和大学的衔接尤为重要，大学需及时调整专业培养方案，为不同选科背景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补习教育，同时高中学校应建立和完善生涯规划教育体系[20]。有学者建议借鉴日本的“高大衔接”改革措施，例如：开展高中与大学教师的交流合作、提高衔接意识；在高中增加大学教师的讲座或模拟课堂等活动，使高中生初步了解大学专业、内容以及学习方式；在进入大学初期设置过渡或衔接课程，使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的生活及学习方式[19]。

（七）公平问题

左崇良指出，在新高考改革下，考试和招生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许多实质的不公平，例如：不同选考科目如何等值；偏远落后地区中学的师资和经费有限，不利于选课和走班的推行；文化水平不高的家长看不懂复杂的高考录取规则；加大面试、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的权重，也导致了公众对公平性的质疑[21]。前面也提到了公众对综合评价招生在公平方面的诸多担忧，尤其是公平考察寒门学子的综合素质问题。

家庭经济条件与子女的教育机会息息相关，新高考改革下升学信息支持的需求也进一步扩大了阶层差距[22]，大学入读机会更倾向于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考生群体[1]。新高考制度的复杂性使父母在孩子升学中的参与感逐渐减弱，但也使得升学咨询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考生可通过付费咨询等途径获得更多的信息[22]。如何通过高中生涯教育、升学指导等措施提高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是新高考改革的关注点之一。

三、结语

高考是当前我国最为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我国自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以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瞩目成效，但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各试点省市也暴露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需要总结经验并探索解决方案。本文综合梳理了新高考改革在选考科目、选科赋分法、高中教学管理、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多元录取招生模式、高中大学学业衔接和公平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学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建议和对策。2021年第三批试点省市的改革方案将会首次落地，“3+1+2”方案的具体实施效果还有待学者进一步跟踪评价。

参考文献：

[1]张文杰，哈巍，朱红.新高考背景下不同阶层學生入学机会变化及学校生涯教育的补偿效应探究———以某双一流大学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14）：57-66.

[2]潘昆峰，刘佳辰，何章立.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考的“理科萎缩”现象探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08）：31-36.

[3]刘希伟.高考科目改革的轨迹与反思：基于选择性的视角[J].全球教育展望，2018，47（04）：83-97.

[4]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解读[EB/OL].[2020-12-25]. 2282480.html.

[5]张雨强，顾慧，张中宁.普通高中生高考选考科目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5所高中首批选考学生为例[J].教育学报，2018（04）：29-38.

[6]王新凤，钟秉林.新高考背景下高校招生与人才培养的成效、困境及应对[J].中国高教研究，2019（05）：49-53+57.

[7]隋丽君，李红婷.高校招生“选科制”国际比较及对我国高考改革的启示[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20，35（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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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彭文波，李祚山.新高考选择性考试科目分数转换的分析与展望[J].中国教育学刊，2020（09）：26-31.

[10]苏红.对浙沪高考改革试点后中学“选课走班”的调查与思考[J].教育测量与评价，2018（05）：25-30.

[11]姜煜洌.高考改革背景下大学招生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宁波大学为例[J].北京教育（高教），2018（06）：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