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7年，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腾进贤第一次提出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方向，在其后的30余年中，主旋律电影历经了多次演变。在如今的商业电影创作里，创作者越发有意识地融合更多的主旋律电影元素，形成“主旋律+商业化电影”的创作新模式。《烈火英雄》作为一部典型的主旋律商业电影，在2019年的中国市场上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切实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可行性。本文从多方面视角切入，对影片的得失进行论证分析，以求探索出商业电影与主旋律电影元素之间的共生路径。

关键词：意识形态；主旋律；商业电影；受众审美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2-0212-03

《烈火英雄》是博纳影业打造的“中国骄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大片。在其上映的短短47天内，累计票房竟达到了惊人的16.84亿，成了献礼片中一骑绝尘的头号黑马。相较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烈火英雄》大胆聘用香港导演，以真实事件“大连7·16油爆火灾”为原型，并在此基础上对“舍身为民”这一宏大主题进行了深度挖掘。

一、人物：好莱坞式英雄的构建

相较于我们传统主旋律电影中常见的群像式刻画，《烈火英雄》对于人物的塑造更加集中鲜明。电影主人公江立伟的救赎之路与马卫国的自证之路共同组成了一正一辅两条相互交织的故事线，并贯穿全片。

影片以江立伟、马卫国带领消防中队救援火锅店的事件为开端展开叙事，开门见山地交代出电影核心人物。由于救援行动的失败，江立伟受到了来自法律与道德的审判，也使得两人的命运自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走向。在江立伟的叙事段落中，导演运用了典型的好莱坞式英雄构造法，即受难—迷失—回归的三重设定。江立伟在经历火锅店救援的失利后被迫脱离了原有的环境（特勤中队）与身份（特勤中队队长），陷入了对自我身份迷失的无助之境。此时的他，不仅要面对降职处分的无奈境遇，更要忍受因救援失利所导致的内心负罪感的折磨。而在另一条叙事线上，马卫国因江立伟的降職处分成了队长，但他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与骄傲。他所面临的既有这份职位所带来的压力，也有自己内心为这份误得的荣誉而感到的不安，尤其是父亲对他的挑剔与指责，使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无力与不安。

影片开端的英雄受难设定为整部电影构建了一个相对低沉的叙事前调，也为之后电影高潮的反转设定了一个具体、可信的前置条件。在江立伟陷入困境，迷失自我的道路上，他遇见了阻碍其打破困境的拦截者。在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中，这类人物和意象往往被设定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投射，如江立伟对自己能力的质疑、对自己使命的茫然、对自己家庭的愧疚，这些内心世界的种种困境在电影中被导演具象外化为郊区养猪户的刁难，自己孩子的质问，下属的指责等情节片段。英雄历练的意义永远在于使其内心变得强大，英雄必须通过战胜这些困境从而将内心世界中分裂的自我整合起来，使得自信得以显现，故而导演在构建人物所面临的挫折与挑战时着墨甚多。这既给主人公塑造了一条完整的心灵成长之路，也为全片高潮——英雄的回归做好了叙事上的铺垫。在影片高潮港口大火的片段里，颓废的江立伟面对着被烈火引爆的油罐，毅然决定徒步穿越回火场，徒手进行了整整八千次的旋转，以生命为代价阻止了灾难发生。同样在这场火灾中，自我怀疑的马卫国面临着救灾物资枯竭、水流管道堵塞的困局，孤军死守化学罐区和战友们一起用身体组成了最后一道防火线。电影通过展现主人公与灾难之间的抗争，让已经沦为“凡人”的“英雄”再次回归，英雄的品质也因此得以彰显。在这场灾难的试炼里，“英雄们”重新收获了自己曾追求与失去的东西，明了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电影的主题也在这样悲剧性的宿命感中得到了升华。

同时，导演在影片中的辅线叙事里也暗藏了诸多伏笔，如电影中对于江立伟与妻儿、马卫国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徐小斌和王璐之间情感纠扯的刻画。这些刻画不仅是对主人公形象塑造的一种补充，更是为了通过这些事件的发生为人物的行动提供充分的动机，使人物真实可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辅助角色是技术员魏雷，他在电影中将人性深处自私贪生的阴影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即将爆炸的油罐，他迅速陷入了彻底的绝望，竭力反对进入罐区启动关闭阀门的程序，当他被迫带路时，又以20万的奖金做要挟，阻碍江立伟他们的救援行动。可以说，魏雷的出现就是促成江立伟实现真正英雄转变的最后一块催化剂。面对魏雷，江立伟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自己的责任为何而来。在危难中，人民所面对的从来都不只是危难本身，更多的是来自灾难所引发的人类内心深处的黑暗与阴影，也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人民才会丧失拯救自己的能力，才会呼吁真正英雄的回归。

受难、自证、抉择，导演为《烈火英雄》中的英雄人物设定了完整真实的成长之路，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戏剧性与传奇性。同时，电影内多线并存的共同叙事也向我们展现了消防官兵群体中众多无名英雄的成长之路。正是在各种主线、支线叙事的共同作用下，一部以消防战士为刻画对象的电影才显得如此真实可信，这也正是其能成为票房黑马的内在原因。

二、主题：主旋律价值观的弘扬

主旋律电影弘扬的是具有时代性的正确价值观与正能量导向，这不但要求创作团队自身对这些理念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解，还要求其具备将理念融于故事之中的能力。美国学者罗伯特·C·艾伦曾言：“影片是社会的再现，尽管这种再现是间接的、隐晦的。”[1]这就告诉我们电影中主流价值观的表现绝不能如空中楼阁一般，而是必须依托于真实可感的事件之中。在早期的主旋律电影里，我们可以发现理念的表达更依赖于演员自身的独白或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对话，这种程式化的表现手法虽然降低了理念传达的难度，却易造成电影自身说教意味过浓，观赏性欠佳。而电影《烈火英雄》在这方面借鉴了国外优秀同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将电影的主题与理念内化于人物的行动里。面对即将爆炸的火罐，江立伟在求生与使命之间选择了践行使命，以生命为代价奋战至最后一刻。面临化学罐区火势失控，马卫国放弃逃生的机会选择和队员一起固守在最后的防火线，为江立伟争取了宝贵的救援时间。面对因进水口被堵塞而无法出水时，徐小斌选择多次孤身潜入海底打捞堵塞物，誓死捍卫进水口。正是这些人物的勇敢行为，才让电影中每位消防战士身上顽强无畏、沉着冷静、无私奉献的美好品质得到了完美彰显。

在主旋律电影创作中，牺牲与奉献是两个永恒的主题，这与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我们所表达的是一种革命英雄主义。《毛泽东选集》中曾道：革命英雄主义是集体的英雄主义，把个人看成是集体的一员，把个人事迹看成是集体业绩的一部分，并且认为离开集体和人民群众的业绩就不会产生个人的英雄事迹[2]。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在电影里不仅能够看到江立伟、马卫国这样的代表性英雄，还有诸多隐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普通英雄。我想每个看完电影的观众都不会忘记日常表现懒散却在最后时刻扛回水枪的郑志，也不会忘记拖着婚纱一心赶往前线的王璐和面对手机镜头留下自己人生遗言的消防战士。在电影里，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还有很多，但他们完全没有被淹没在类型的海洋中，每一个人在电影里都有着极为鲜活的外在形象和耀眼的人性光辉。我们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一种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正是电影中这种精神的完美传达与表现才使得《烈火英雄》有了一种与其他电影截然不同的电影特质，它所展露出的不仅是消防官兵面对火灾时的义无反顾，更是中国人民面对灾难时的团结与决不放弃。

在中国，消防官兵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人民生活灾难中的拯救者与献身者。所以当导演在影片中刻画消防官兵冲进火海、死守防火线的情形时，观众绝不会感受到过往在部分主旋律电影中英雄牺牲的虚假做作，而是坚定地相信影片情节的真实性。这种生活经验所带来的天然信任感给电影的情节与情感的构建造就了牢固的现实基础。在影片中，导演还将平民化的视野与精神带入了电影叙事中，让观众们可以从中看到消防员们有血有肉的一面。其中既有消防员在面临灾难突然降临时的恐惧与惊慌，也有队员们面对困境决不后退的坚毅与勇敢。正是这份人物真实感，才让观众们对于消防员身上所体现出的克服人性弱点的可贵品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此外，导演还在电影里加入了诸多象征性符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消防员头盔上的国徽标志，导演在拍摄江立伟面临内心的艰难抉择时，给了国徽数次特写镜头。在这里，国徽已经脱离了其物质实体，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象征物，象征着一个中国消防员与生俱来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正是因为这股精神力量的感召，江立伟才能从过去的阴影下彻底脱离，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民英雄。同样从象征物中感受到力量的还有死守在化学罐区的马卫国，面对烈火即将燃烧过来绝境，他见到了本以为当了逃兵的郑志及其手中的灭火物资。在熊熊烈火的重重包围下，郑志虽成功地传递了救灾物资，但自己却倒在了火海之中，只残留下了一个破碎的消防头盔，这个消防头盔就如同江立伟所见的国徽一样，是中国消防战士们勇于牺牲的精神象征。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马卫国彻底放下了心中对队员的芥蒂，与过去的自己完成了和解，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消防队长。

导演从主旋律电影《烈火英雄》里牺牲与苟活、个人与集体、功利与使命等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二元矛盾对立中完美诠释了消防队员们的信仰与责任，歌颂了以团结奋进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以责任担当为核心的家庭价值观和以使命信仰为核心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导演将这些复杂的主题意蕴完美地缝合进了火灾景观与英雄形象的构建之中，实现了观众与电影之间的情感传递，使观众在不自觉中对电影传递的正能量价值观进行自然地领悟与思考[3]。

三、画面：奇观化场景的塑造

在《视觉文化转向》一书中，学者周宪将“视觉奇观”在电影中解释为非同一般的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或是高科技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奇幻影像和画面及其所产生的独特视觉相关[4]。这种对于奇观化电影场景的定义性阐析是合理且有价值的，但其所认为的奇观化电影场面对电影叙事结构与叙事逻辑的消解却很难令人信服。以电影《烈火英雄》为例，一方面，奇观化场景的构建能帮助导演更好地完成电影人物的形象勾勒，提升电影叙事逻辑的合理性，使电影的主题得更好地呈现。另一方面，奇观化场景的构建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电影环境，帮助观众与电影之间形成紧密的情感连接，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有更好的代入感，从而增强电影的吸引力。随着视觉文化与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审美方式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从静观到消遣过程的转变，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场景制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当今时代人们的电影消费需求。

具体到电影《烈火英雄》的创作而言，这样的奇观化场景更是不胜枚举，如在电影开头火锅店爆炸的一场戏中，导演选择了全实景拍摄。影片的创作团队在影视基地内实景搭建了一个三层的火锅店，在店内共安置了50余个爆破点，并同时使用12台摄影机同时进行跟踪拍摄，使得最终的电影画面呈现出了全方位的场面调度，从而让观众们在开场便迅速融入火灾现场危机重重的氛围中。在全片的高潮——江立伟在火场中与烈火搏斗的情节拍摄上，这种奇观化的影像创作手法运用的就更为明显。导演不仅调用了大量放火煤气、流淌火燃烧液、放烟用环保纸板以及特效火粉，还在后期运用了先进的数码合成技术，让燃烧的烈火在荧幕上的呈现具有了拟人化的特征，使得燃烧着的火焰在电影中就如同一个高大的魔神一般，而江立伟与它的搏斗就像是一场神与人的战争。这种奇观化场景的表现不仅凸显了灾难的恐怖，更让人们被这种信仰与牺牲精神的力量所震撼。除此之外，1：1的油罐场景搭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电影幕布前每一位观众的视觉冲击体验。在剧烈燃烧着的巨大油罐的映衬下，消防战士们的冲锋如同幼童般渺小无力，但也正是在这种强烈对比的反衬下，让消防战士们勇敢无畏的英雄形象得到了彰显，也为电影后段中消防战士用生命与火灾抗争的伟大牺牲做好了铺垫。

黑格尔曾言：“艺术是来自心灵的创造性活动。”而传统电影影像的复制纪实特性远不能承担起这一任务，所以奇观化场景的运用在如今的电影创作中变得越发重要。同时，奇观化的内涵也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生改变，正如萨杜尔在《世界电影史》曾记载人們第一次看到火车呼啸着仿佛要从银幕里驶出来时惊慌失措的样子，而如今人们却对这一场景习以为常。在120余年的电影发展史上，人们不断地进行着技术革新，使电影经历了由黑白到彩色，由无声到有声。而新的数码技术、电脑合成影像技术等的兴起又让电影制作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未来的时代里，主旋律电影对于奇观化电影手段的运用必将越发精彩，观众们也将得到更真实、震撼的电影审美体验。

四、结语

主旋律电影的诞生有着其天然的政治使命与文化任务，其目的是为了引导通过电影创作弘扬国家意识形态与时代精神。在新时代，传统主旋律电影那种由政府直接提供资金、政策等支持，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主旋律电影所面临的不仅是众多国产商业电影，还包括好莱坞等国外电影大片的冲击，生存空间被蚕食让改革势在必行。“主旋律电影 + 商业大片”的类型化生产模式不仅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审美需求，也有利于推动整个电影产业发展的兴盛。但如何在电影创作中维系好理念与手段的关系，将成为新时期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主要难题。思想是行动的前提，过分的使用商业化手段必然导致思想理念传播的乏力乃至歪曲，而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容易导致电影乏味，市场反应不佳。所以这对当代的导演与电影创作团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不仅需要去主动学习西方好莱坞电影的经典创作模式，探索电影理念表达的方法手段；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个人的思想政治觉悟修养，树立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在新时代，蓬勃发展的主旋律电影已然成了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战狼》《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电影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中国电影票房纪录，电影中所体现出的爱国、拼搏、奉献、诚信等价值理念也越来越被观众群体接受。正是这些可喜的变化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主旋律电影的生命将会在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下发展得越发旺盛。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C .艾伦，[美]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M].李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85.

[2] 张占斌，蒋建农.毛泽东选集大辞典[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326.

[3] 李岩，许乐.《烈火英雄》：国产消防电影的类型实现及创新[J].电影艺术，2019（05）：53-55.

[4]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

作者简介：朱天寒（1997—），男，江苏盐城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