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综合

1928年6月，莫斯科草绿花红，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过，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旅人却无心欣赏眼前这般美景。“列车到莫斯科时，代表们的包间都放下窗帘。他们得在车上待着，等所有的旅客走光之后，然后汽车直开进站台，把代表们直接从火车上拉到大会会址。”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代表们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情景。

如此谨慎绝非多虑。“由于受到反动势力的一再打击，许多地方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描述道。

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加之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中国革命陷入低潮，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全党智慧认清革命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然而，想找一处安全的开会地点并不容易。上海、广州、澳门、香港多个地点都曾被讨论过。此时，考虑到1928年春夏间共产国际将在莫斯科举行几场国际会议，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希望中共六大也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方案，并把会址定在了莫斯科郊外。

这是一次在极其秘密、严峻的条件下举行的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从国内分批秘密抵达莫斯科，他们大多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在出国途中历经千辛万苦，历时一个多月，才于6月中旬分批到达莫斯科。

据原苏联国家联合政治局外国处工作人员B·И·罗申回忆，1928年夏天，总部（国家联合政治局）给驻哈尔滨的情报机关下达了一项特殊任务，接应和保障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秘密通过苏中边境前往莫斯科。参加过中共六大的一位代表则回忆，参会代表借道去莫斯科有两条线路：第一条线路是乘船从上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少数人），第二条线路是乘船从上海到大连，然后到哈尔滨，之后越过满洲里车站或绥芬河车站附近的边境（多数人）。陡增难度的是，从中国南方各省来的代表只能说自己家乡的方言，而他们需用一整天时间乘火车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站，还不能让人听出南方口音。于是这位代表和他的五人小组接到任务，护送各批来自南方各省的代表到达苏联边境。他本人护送了来自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分别给每个小组的成员买好火车票，然后一起到达满洲里，返回再接下一组。

这是一趟怎样的危险之旅？分别作为代表和列席代表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途中遭遇盘问、跟踪，辗转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邓颖超在回忆中说，当时东北是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福建代表罗明回忆说，1928年3月，接到通知参加党的六大，4月间，他和另一位代表许土淼离开厦门到上海，“在上海等了很久，然后取道大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了20多天，才由交通员带我们乘车去满洲里。下了火车后，改乘马车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山地，我们是晚上爬山过边界的。事先，交通员提醒我们不要咳嗽，而当时许土淼患肺病，咳得很厉害，过边界时，只好捂住嘴……”1928年4月下旬起，142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为了避开特务跟踪，代表们到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截折断的火柴作为接头信物。到满洲里下车的代表，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交上半根火柴，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前往有7天车程的莫斯科。这一秘密越境的工作，整整持续了两个星期。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开幕。24天会期里，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瞿秋白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报告……大会通過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多份重要文件。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01月25日第05版，《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11月03日第10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8/0913/c85037-30291263.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