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璇

【摘 要】困境女性就业问题是女性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阻碍，解决困境女性就业问题能够促进女性发展，提升女性福祉。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对贫困的解释涉及到经济、政策、社会等多方面，给予贫困更广阔的内涵，贫困理论下困境女性面临着就业方面的可行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这两个维度上进行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女性就业的实务探索。

【关键词】困境女性;贫困理论;可行能力贫困;权利贫困

一、引言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总体就业率为68.92%，劳动参与率为70.96%，失业率为2.88%，我国劳动力市场整体虽然呈现劳动参与率高、失业率低的情况，但女性就业率和失业率与男性相比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失业率一直高于男性，2005年女性失业率为7.22%，2010年为6.35%，同时男性失业率为5.2%和5.01%。在就业率方面，男女两性的就业率比2000年有所下降，但是女性下降的幅度要大于男性，2010年女性就业率比男性低13.8个百分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扩大了3.0个和4.7个百分点。[i]女性比男性失业率高，就业率低极大影响了女性就业，同时，在女性在就业过程中还存在就业不平等问题、就业难问题，就业形式更为严峻，对于困境女性而言，她们在年龄、文化、资源方面较之一般女性处于更不利地位，困境女性的就业服务需求更为显著。

本文将在贫困理论视角下分析困境女性在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并在可行能力和权利两个维度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工作就如困境女性的实务探索，通过解决困境女性的就业问题，推动妇女事业发展，增进女性福祉。

二、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的简单回顾与启示

传统贫困理论认为贫困问题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收入低下导致贫困，阿玛蒂亚·森在经济维度的基础上还从社会和文化的维度上对贫困进行考察，认为收入低下实质是可行能力低下和權利被剥夺。

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包括权利贫困理论和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森首次使用权利方法研究饥饿问题，在认为饥饿是食物所有权不足的基础上将饥饿问题放到权利体系进行分析，得出饥饿受到所有权和交换权利的影响，即饥饿是权利丧失的结果，这种权利指的是对商品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社会特性。[ii]贫困不仅是所有权的不足还是权利不足。因此在权利贫困理论视角下，减少贫困需要对分配中的权利关系、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关系进行调节。[iii]

森在以权利分析方法分析贫困时，忽略了人在权利转换中的作用，因此在《自由看待发展》中基于自由发展视角提出了可行能力理论，他认为真正的发展是一种实质的自由，每个人的可行能力是实现不同方式的自由，这种可行能力是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包括吃、穿、住、行、读等功能性的自由，可行能力被剥夺就意味着贫困，因此一个人是否贫困，要根据可行能力集来考察其实质自由。[iv]

综上所述，阿玛蒂亚·森从权利贫困和可行能力贫困两方面来分析贫困，两者都会导致贫困。权利贫困关注所有权的不足更关注交换权利的减弱和下降，可行能力贫困关注人能够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自由。

三、贫困理论视角下困境女性的就业困境分析

森的贫困理论为看待弱势群体提供了新的视角。弱势群体是与强势群体相对应的概念，一般指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社会环境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资源获取能力匮乏的群体或阶层。[v]困境妇女虽然在我国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就业领域中与之相近的是就业困难人员，根据国家对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包括大龄失业人员、残疾人员、享受低保人员等，本文中困境女性包括但不限于大龄的失业女性（40岁以上）、残疾女性和外来务工女性，她们在文化、体能、智能与资源或缺能力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属于弱势群体，因此通过贫困理论对她们的就业困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帮助她们提升自己的可行能力、改善社会权利剥夺的状态来成功就业。

（一）可行能力贫困

1.就业技能贫困

就业技能贫困指的是缺乏相应的就业职业技能，对于一般性困境女性，她们长期在家进行家务劳动缺乏工作经验，本身持有的就业技能既没有更新，也不符合当前就业市场需求。此外，对于这些困境妇女来说，受教育程度偏低、过往工作经验限制、年龄偏大，都导致她们在学习相关技能上处于弱势的地位，因而难以学习具有较强专业性的、符合就业市场期待的就业技能，导致自身处于就业技能贫困困境。

对于残障女性来说，生理上的残障导致她们失去了运用原有的职业技能的能力，残障也导致难以学习新的职业技能，自身就业技能不足和就业技能学习能力低是困境女性的就业技能贫困的主要原因。

2.就业人际关系贫困

就业人际关系贫困指在就业过程中与人沟通交往能力不足，遇到挫折时缺乏抗逆力，对人际关系交往缺乏自信。对于一般困境女性来说，长期照料家庭使得自身社会交际较少，人际关系网络狭窄，同时一些外来务工女性因为语言问题和生活习惯问题难以融入新的城市，在与人交流和交往方面缺乏方法和指导。

对于残障困境女性来说，因为自身残障原因而有病耻感，认为自身形象较差，不会主动接触其他人，或因为残障原因阻碍与其他人的交流如言语残疾和听力残疾导致人际关系贫困，而普通人对于肢体残障人士也采取不靠近的方式因而导致就业人际关系贫困。

3.就业资源贫困

困境女性缺乏相应的就业资源，包括就业信息资源、就业政策资源、就业技能培训资源等。困境女性能够接触到的就业信息渠道有限，不了解从哪些渠道获取就业信息资源，了解的就业相关信息少导致无法从有限的就业信息中找到合适自己的岗位。同时，困境女性对相关就业政策不了解，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正当的就业权益。缺乏就业技能培训资源，不了解身边相关就业技能培训活动失去提升技能的机会。

（二）权利贫困

1.缺乏自主就业选择权

自主就业选择权主要指女性能够根据自己的就业能力自主的选择就业单位，对于残障女性来说，因为自身的生理问题与正常女性相比自主就业选择权更受到限制，首先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对于工作能力较强、希望做有挑战性工作的残障女性，往往找到的是工作内容重复性强的工作如文员，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和寻找合适工作的成本过大，残障女性只能舍弃工作期望而就业。同时，这类工作由于工作内容简单重复，薪酬不高难以满足有一定工作能力的残障女性就业需求。其次是招收残障女性就业的企业较少，企业不愿意承担残障人士在工作岗位上出现意外的风险，因此残障女性在工作过程中不仅会面临被辞退的风险，而且招收残障女性就业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少，残障女性的自主就业选择权受到一定的限制，难以找到符合自身生理条件和兴趣的岗位。

2.缺乏就业自由选择权

就业自由权利指劳动者具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有权将自己的劳动能力用于交换。对于困境女性来说，她们大多处于已婚的状态，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中直接负有承担家庭照料的责任，同时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观念下，家庭不支持女性外出工作，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困境女性因为需要照料家庭失去了将劳动能力进行交换的权利，造成了交换权利的剥夺进而陷入权利贫困。

四、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女性的就业实务探索

（一）贫困理论视角下困境女性就业服务的介入目标

1、可行能力层面：实现就业能力自由

阿玛蒂亚·森认为有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能够帮助她们更自由地生活，第一是政治自由;第二是经济条件，指能够运用经济资源来进行消费、生产和交换;第三是社会机会即在社会教育和其他方面能够影响人们享受实质自由的安排;第四是透明性保证，保证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进行自由交易;第五是防护性保障，强调救助政策所提供的兜底社会安全网。[vi]結合五种工具性自由和社会工作的服务特点，提出三个介入维度下的具体措施和达成目的如下表4-1所示。

2、权利层面：增强就业交换权利

增强就业交换权利一方面要改善困境女性就业环境，让困境女性能够根据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自主选择就业实现自身的交换权利，另一方面需要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通过提高社区参与度等措施提升妇女在社区、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拥有就业自由选择权利从而实现自己的交换权利，具体措施和达成目的如下表4-2所示。

（二）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女性的就业实务探索

在贫困视角下对困境女性就业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困境女性在可行能力和权利方面存在着贫困，因此在可行能力和权利维度上进行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女性就业的实务探索。

1.提供就业信息资源

通过链接、整合自身多方资源为困境女性提供就业信息资源，包括就业岗位资源、就业政策资源和就业技能培训资源。在就业岗位资源上，与街道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妇联群团组织、周边社区企业、企业工会等共同搭建服务对象与企业的沟通平台，丰富服务对象求职渠道，促进求职者更好实现就业。

在提供就业政策资源方面，积极为困境女性链接创业环境、就业相关法律政策，为困境妇女提供当前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促进困境女性对创业环境、政策以及当前就业形势的了解，提供就业、创业支持，维护自身就业的合法权益。

在就业技能培训资源方面，社会工作者根据困境妇女需求和机构自身资源，为困境妇女链接多样、多元主体提供的就业技能培训，如由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提供的就业技能培训，为困境女性提供具有相当专业性的职业培训。又如由残障人士服务机构提供的针对残障女性的就业技能培训，为残障女性提供更具有针对性和符合其特性的培训。再如由社区志愿者提供的就业技能培训，由社区志愿者提供非专业但具有本土特色的培训如粤菜学习、手工串珠等技能，帮助困境女性灵活性就业。通过与多方技能培训提供方形成良好合作关系，整合各类就业技能培训，根据困境女性的不同需求安排提供相应的就业技能培训。

2.改善女性就业环境

在改善就业环境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的支持和相关政策，社会工作在改善就业环境方面，首先可以积极配合政府推动女性就业措施，响应政府相关推动女性就业的相关政策，根据政策精准识别政策针对的服务人群，保障服务对象的权益，在就业过程中保障服务对象的知情权，这不仅是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要求，也是积极履行国家相关政策的要求，通过积极配合国家发布的促进女性就业的相关政策来达到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的目的。

最后，在社区内进行积极的宣传，呼吁社区内企业开辟更多样性，适合困境妇女的就业岗位，拓宽困境妇女的就业面，满足困境妇女多样化、多层次的就业需求，让困境妇女有机会与劳动市场进行劳动交换，增强其就业交换权利。

3.挖掘就业潜能提升就业信心

个案辅导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困境女性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对其进行情绪辅导，帮助她们宣泄在就业过程和家庭中的不良情绪，对每一位有意愿求职的困境女性进行独立建档并跟踪，根据困境妇女的个人情况进行简单评估，为其制定个人职业重建计划，让困境妇女了解自己的就业优势、就业需求和当前市场就业情况，挖掘服务对象的就业潜能，增强其就业信心。

在社区工作上，社会工作者可以借助社区活动、志愿活动等活动搭建社区就业体验平台，引导困境妇女参与其中，通过就业锻炼的形式促进困境妇女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沟通，在简单的就业训练中初步提升就业的信心，在每一次的就业体验之后，社工与困境妇女进行交流并了解其在就业体验后的感受，并针对表现提供相应的就业支持辅导服务。

4.搭建关系网络提升就业人际关系能力

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小组工作来搭建困境妇女的关系网络，小组活动能够促进人际交往。在小组活动中，小组成员通过互动交流扩展人际关系，搭建相应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人际关系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就业。

同时，小组活动中成员相同的特质如具有相似的年龄、相同的爱好，同样的经历等，能够使群体更具有凝聚力。小组活动中个体的直接经验、个体的替代经验、言语劝说能够影响就业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变化，如开展互助小组，组内成员通过描述自己的困难、自身成功的经验等，无形提升对自身能力的评价。借助其他成员的言语劝说和鼓励，能够提升信心提高对自身能力的评价。通过观察具有相同经历成员身上表现出的能力形成个体的替代性经验，提升自我效能感，对于组内成员的资源共享和情感支持也具有很大帮助。

5.培养女性骨干提升社区参与度

社区参与能够进一步激发困境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这与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是相联系的。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意味着向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发起挑战，女性要转变“自我边缘化”的观念，树立自我发展的意识。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社区活动时如建立志愿者队伍、社区共建队伍，邀请困境妇女参与其中，给予她们一定的活动自主权，提升其活动参与能力，鼓励她们提出活动意见和建议，主动维护自身的权益。通过这类社区活动，将困境妇女培养成为社区妇女骨干，鼓励她们发表自身观点、参与社区建设、带动社区其他困境妇女参与到社区建设和社会参与中，增大妇女在社区治理当中的话语权，树立女性自我发展的意识，同时向社区进行倡导，营造积极的妇女社会性别平等环境，一定程度上增强困境妇女的就业自由选择权。

五、结语

当前，困境女性在就业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贫困视角下对困境女性就业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可行能力和权利方面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能够有效解决困境女性就业问题，增进女性福祉，促进女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i]马艳林.我国就业、失业及劳动参与现状和特征分析——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J].调研世界，2014（07）：6-10.

[ii]（印）阿馬蒂亚·森（Amartya Sen）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 论权利与剥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198

[iii]马新文.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与方法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8（02）：69-74.

[iv]（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1-62

[v]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J].学术研究，2004（12）：73-78.

[vi]（印）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