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后真相”时代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先简述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思潮，对“后真相”进行历史回顾、原因分析——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密切相关，再以此作为背景总结社会特征，最后归纳出新媒体时代传播的特点，再借鉴其他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后真相”；社交媒体；后现代；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2-0124-02

一、引言

“后真相”一词作为后XX大家庭的一分子，直到近年才被我们熟知，它不同于“后冷战”等词中的“后”——时间意义上的之后，而更多指的是一种超越，但这种超越也不同于张世英教授在文章中所说的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超越，而是立场先行，真相被超越、覆盖，重要性已经逐渐消弭。

在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之后，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等的发生，以“一切皆来自人的理性”为基础，传统社会开始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在西方繁殖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文化多元主义等一系列现代性特征。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残酷的战争使全世界战火所及之处满目疮痍，由此，前几个世纪所建立起来的秩序被颠覆，理性观念受到质疑。在利奥塔那里，“宏大叙事的可信性逐渐走向终结，正在失去其功能元素。在这种语境下，曾经构成关注中心的民族国家、政党、公开主张、制度和历史传统正在失去它们的吸引力，对伟大名字、当下历史英雄的认同变得越来越困难”[1]。宏观叙事的失效催生了微观叙事的崛起，描述偶然性、断裂、身份的多元化等成为文本日常，不连贯而破碎的叙事使得叙事者和观众都习惯了无背景的简单故事，法国文化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认为这些谬误、无知、盲目、危难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源自我们思维中肢解性的结构形式。沿着这个思路，正是因为逻辑和思辨可能是复杂的，但情感和口号却可以通向所有人，于是“后真相”的隐患早就埋了下来。前现代更关注理性，后现代更关注情感，这也是德布雷所讲的“后真相社会”的实质，的确是这样。

二、历史溯源

“后真相”最早在1992年由《国家》杂志提出，指的是美国社会在患越南综合征和水门综合征之后开始回避真相，民众将真相等同于坏消息，而政府恰好乐于保护民众远离真相。可以看出，该词诞生之初就满含了对美国民主社会的失望和忧虑。2004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在他的新书中将“后真相”这一概念从政治生活引入社会日常生活中，其中指出：大部分的我们都习惯撒谎，并且生活在谎言之中[2]。接着在2010年大卫·罗伯特在网站上发表文章《“后真相”政治》，直指当下美国选举制度中的变异——选民投出选票不是依循事实→结论→立场，而是完全相反的步骤：基于价值关系选择党派→采纳党派立场→挑选事实以支持自己的立场。但此时该词还未掀起任何风浪。众所周知，直到2016年牛津词典在特朗普当选前将该词选为年度词汇，“后真相”才在全球一炮而红，与2015年使用频率相比增长了2000%。国外学者喜欢用该词解释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和欧洲极端保守右翼势力的崛起等现象，牛津词典对它的定义是：与情感和信念相比，真相在形塑公共舆论中的作用已经退居其次。而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个舶来词时也颇为积极，知网上研究此概念的文章已从几年前的几篇激增到目前的上百篇。

三、时代特征

一般都认为，在促成“后真相”的过程中，社交媒体是原罪。其实不然，造成“后真相”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全是社交媒体的后果。而大众媒体时代之所以没有暴露出“后真相”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以前就有绝对真相的存在，只不过人们为大众媒体赋予了提供真相的权利，承认他们的合法性，尽管绝对真相不存在，但所有人都在共同编织着这场“真相”的梦境。而现在社交媒体将大众媒体拉下神坛，真相似乎变得不可能也不重要了。

总的来说，它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的更迭导致信息量增加，处理信息方式转变，把关成本的上升导致专业人士对每条新闻进行严格把关变得根本不可能。而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即是传统的真相界定者，他们逐渐消散在技术进步的洪流中。第二，媒体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算法推荐、数据新闻、AI技术等新技术在媒体领域的应用极易造成“回音室”“过滤气泡”等不良影响，智能新闻时代的数据新闻等反而会蒙蔽人们的思考，成为烟幕弹。第三，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全球化时代空间障碍被突破，媒体提供的世界图景早就超出了人们的感官所能体验的世界。全球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生态是人们试图把握却又不能把握的，被犯罪、恐怖袭击、环境污染等负面信息包围的人们身处偌大的世界，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孤独，于是情绪超越了模糊且复杂的真相。第四，最后的宏观原因就是统摄整个时代的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对基于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和超越。学者张世英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任务就是要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这也是“现代性”要彻底实现自身的条件[3]。相对主义则否认某种确定真相的存在，一切都是相对于某个主体而言，没有确切的答案，这些都延续着理性原则的崩塌这条道路。

哲学学者蓝江认为，人们口中所谓的真相，必定是经过某种结构性或制度化的处理后被一些力量再现出来的“真相”。也就是说，如今社交媒体破坏了以前的真相秩序，却又没有新的秩序来统摄人们的真相生产，只怕我们所渴求的真相会永远与我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4]。

笔者认为“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就是立场先行，真相被搁置。在“后真相”时代，马克斯·韦伯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和事实原已不再有效，事实与价值混杂在一起被传播。关于此，值得借鉴的还有胡翼青教授总结出的两大特征：在“后真相”时代，一是传统社会秩序中的真相規定者和规定方式正受到大众史无前例的质疑，即原本的真相权威失去了效力，面临着新的信任危机；二是大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相对稳定的联结关系现在正失去其平衡性，信息和知识的提供者身份变得多元且复杂[5]。

四、新媒体传播中的特点

笔者眼中的“后真相”时代背景下的新媒体传播有以下特点：碎片化、情绪化、部落化（圈层化）。此三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第一，碎片化即是社交媒体平台上多元主体的涌入，虽然带来了大量的信息，但他们并不具备完整叙事的能力和技术。并且新媒体技术摧毁了传统媒体生产新闻的基础——时滞，如今，在激烈竞争的信息市场中，没有时间留给深度调查和完整叙事，碎片化的真真假假信息充斥在社交媒体平台，辟谣团队还没有开始，下一波信息浪潮又已经冲散了刚刚的围观群众。第二，情绪化正如“后真相”的定义所指，比起真相，情绪和信念对形塑公共舆论起的作用更大。彭兰教授指出，这几年来“后真相”的兴起，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机制密切相关。社交媒体中的传播以个人为传播节点、社交网络平台为传播渠道，每个个体都拥有相对平等的参与机会，因此，诉诸情感的内容往往比诉诸理性的内容更具有传播穿透力[6]。带有强烈情绪的评论比事实受到更大的关注，又与事实一起进入新一轮传播中，事实与个人意见也就不再完全区分开。第三，部落化是指网络族群。李彪和喻国明教授曾将“后真相”与“场域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从结构上看，圈群就构成了一个场，这是一个虚拟空间，在其中各种边界和关系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相互交融，它恰恰符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7]。正是这些在同一场域中的行动者逐步养成“惯习”，这种网络中的关系结构会逐渐强化主观性、固化立场。在新媒体研究中，“后真相”时代的学术疆域早就突破了政治传播的研究，从宏观到政治，从微观到网络亚文化族群，都见证着“后真相”时代的历史进程。

在笔者看来，“后真相”时代的话语是一场修辞的游戏，充满了戏谑、妄断、夸大，谎言、扯淡和碎片的拼凑。“后真相”的政治变成一场不同于传统风格的娱乐节目，它是一出在公共领域精心表演的小品，它不是旨在以高级趣味收割精英分子，但却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论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五、结语

正如史安斌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的，不管是着眼于理论基础，还是研究路径，政治传播研究的范式革命已经不可阻挡。如果进一步从更宏观的层面出发，“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也正式标志着全球视野中“后西方”和“后秩序”时代序幕的揭开。因此，时代在改变，传播理论也应该进行范式的革命。笔者認为，此等现实带给传播学研究的启示就是：我们对待如“后真相”这等舶来词不应该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沼，而是应该将该词与更宏大的时代思潮相联系，比如后现代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变迁体现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轨迹。毕竟该词在中西有不同的语境，比如在美国，该词就与政治选举等密切相关。而在我国，更多的是与社会舆论联系起来。在进行传播学研究时，包括“后真相”等较新概念的研究和本土化时，应该用中国化的本土话语借“后西方”的时代机会重构传播研究体系。参考文献：

[1]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32.

[2] 拉尔夫·凯斯.后真相时代[M].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4：18-19.

[3] 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43-48.

[4] 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J].探索与争鸣，2017（04）：10-13.

[5] 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06）：28-35.

[6] 彭兰.更好的新闻业，还是更坏的新闻业？——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的新挑战[J].中国出版，2017（24）：3-8.

[7] 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02）：103-112+ 121+153.

作者简介：王方（1997—），女，四川巴中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