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流媒体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话语策略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议程设置的作用。本文主要以《人民日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为例，研究主流媒体对重大灾难事件集体记忆的话语策略。《人民日报》建构集体记忆的策略主要有报道方向的倾斜、报道程度的侧重、纪念仪式的强化以及纪念符号的承载等，从而加深或淡化人们对重大灾难事件的记忆。

关键词：主流媒体；重大灾难事件；集体记忆；话语策略；《人民日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3-0103-03

一、集体记忆概念界定

集体记忆的研究最早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他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1]。其弟子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进行了概念界定，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哈布瓦赫尤其强调当下性，认为“往事”并非客观事实，而是等那件事过了之后，在社会中不断地更新重组后建构的[2]。所以记忆不仅代表过去的事件，还包含现在的观念和对未来的期许。

构成集体记忆的要素有以下几点：首先，集体记忆构成的事件是可以被陈述的内容文本，例如有特定意义的主题，有前因后果和逻辑条理，故事要包括突出的人物、事件或沖突，能够轻易唤起人们的回忆，并且能够被陈述；其次，有标志性的代表物，可以反复使用和重现，能够承载族群的意义体和“共同理解”，能够让人们由物联想到事，再由事及人，代表内部认同和外部区隔；最后，可以通过纪念仪式的形式表现出来，记忆被周期性地唤起，制造出“集体狂欢感”，以缅怀过去，展望未来。

二、汶川地震集体记忆的形成

（一）纪念仪式强化集体记忆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附近发生8.0级强地震，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这次灾难是中华民族永远的创伤，它不仅被历史记载，被文章书写，更镌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永不遗忘。

汶川地震自发生以来，主流媒体、自媒体等不断地对其进行报道，以消息、特写、通讯、评论等形式进行呈现。《人民日报》官方微博2012—2019年共提及“汶川”字样180次，其主题由2008—2011年的“灾情”“救灾”“灾后重建”等，变为2012—2018年的“缅怀”“回望过去”“你好明天”等。对于汶川地震集体记忆的刻画，从解析灾情、救灾救援情况、众志成城抗争救灾的国家民族精神、被救人员的安置情况等，变为灾后重建、灾后人民的心灵建设和安抚、灾后的反思等；从更多地践行人文关怀式的报道，到反思自然灾害的防御与震后重建等现实问题（见表1）。报道过程中，媒体报道时刻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更多地呈现官方救援行动的内容，帮助受灾群众以及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国家的意志走向，有助于稳定民心，有助于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

文化的认同一方面源于灾难的发生凝聚了人们对于地区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因媒体对“他者”的报道而格外强化[3]。媒体通过纪念仪式凝聚了人们对于地区的归属感，距离事发的2008年时间越久，关于汶川地震的文章研究就越来越少。如图1所示，2008年汶川地震刚爆发的时候文章最多，之后便不断减少。媒体的纪念仪式传播，可以强化人们的集体记忆，营造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二）纪念符号承载集体记忆

1.“5·12”——连接和平与灾难的枢纽。集体记忆不单单依靠言语上的宣传与纪念，还需纪念符号进行承载与记忆。2009年3月，国家将每年的5月12日设为全国的“防灾减灾日”。每年的“5·12”，除了新闻媒体会投入大量的媒体资源对这一灾难性事件进行报道，许多网民也会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发帖纪念。从此“5·12”这几个简单的数字，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成了地震灾难的象征符。同时，“5·12”还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记忆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切肤之痛会被人们逐渐遗忘，关于那场灾难的细枝末节会被时间和琐事湮没，但是“5·12”这个数字、这个日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三）纪念话语镌刻集体记忆

关于汶川地震，各种纪念话语层出不穷。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有人整理出了关于汶川地震的十大感人语录，如“苟科，你活着出去以后转告我的爸妈，我这辈子做不成他们的儿子了，只好下辈子再做”。还有一些演讲稿、纪念语句、学生的作文等，都是最好的纪念话语，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缅怀过去。

根据关键词的摘取可以发现（见表2、3），《人民日报》的纪念话语从“地震”“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捐款捐物”等，变为“未来规划”“发展”“振兴”等，镌刻集体记忆，凝聚了举国上下团结一心的精神，汇聚了党和国家、人民心连心的毅力与决心，彰显了人类面对自然灾难时的那份人文主义情怀。

2.“猪坚强”——承载伤痛记忆的符号。关于汶川地震，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明星”——“猪坚强”。成都一户村民养的猪，汶川大地震后被埋在废墟下36天，但坚强地活了下来，于是被取名“猪坚强”。“猪坚强”这个词也成为那场地震的记忆联想词，是承载这场集体记忆的纪念符号。

3.视频、图片符号的记忆唤起。符号在汶川地震的整个纪念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视频元素的记载、语音电话的访问、文字图片的展现等都体现了符号强大的记载力量。其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不是动态视频而是静态图片。2008年之前，我国关于灾难性事件的摄影记载少之又少；但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批优秀摄影记者、摄影家以及摄影组织奔赴汶川地震现场，拍摄了大量关于那场灾难的照片。这不仅是重要的史实资料、地震灾情研究分析的资料，还是能够唤醒人们不忘国殇的宝贵材料，是国人关于这场天灾的集体记忆的关键铭记点。

三、《人民日报》关于汶川地震报道的话语策略变迁

在《人民日报》电子版上搜索“汶川地震”，共有187条相关报道（见图2）。其中，2018年共有7篇，主要集中在5月9日—5月13日之间；2012—2017年这六年间共有相关报道15篇，平均每年2.5篇，时间在1月、2月、4月、5月不等；2011年有相关报道21篇，时间主要集中在5月10日—5月13日，但是1月、6月和10月也有涉及；2010年有相关报道9篇，1月、3月、4月、5月均有涉及；2009年有28篇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文章，时间分布于1—7月，但主要集中在5月份，报道几乎覆盖了5月整个月；2008年相关报道共135篇，从5月13日开始到一直到11月末，几乎每天推出9篇有关报道。

（一）《人民日报》对汶川地震十周年报道的话语策略

1.报道数量的增多，带来累积效果的增强。分析以上表格可知，《人民日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在2018年相较于2012—2017年这六年间的每一年明显增多。这是因为2018年是汶川地震发生的十周年，具有重大纪念意义。报道数量的上升，意味着重视程度的上升。媒体的集中报道和多方位的报道会强化人们对于该事件的认知与记忆，巩固人们心中的集体记忆，带来累积效果的增强。

2.报道方向的倾斜。由图3可知，《人民日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在2008—2018年这十年间方向有所倾斜。2008年的报道最多，之后则逐渐减少，并且报道方向发生倾斜。

（二）对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

2008年关于汶川地震的132篇报道涉及的关键词及其数量如表4所示。

话语策略方面更多的是如实报道受灾现场的死伤人数、地震灾情、余震次数、相关救援情况以及捐款物资等方面的内容。因为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人们更关注现场的灾情、救援状况等，所以主流媒体及时给出相关数据信息。

（三）对《人民日报》话语策略建构集体记忆的总结

1.仪式性报道，反复强化集体记忆。台湾学者夏春祥认为“新闻仪式”具有三个性质，即聚众效果、周期性的出现、累积性地建构事实的效果[4]。《人民日报》通过策划不同的新闻报道，在每年的相关时间节点上纪念汶川地震，这种方式也是仪式的一种。在这场仪式中，人们置身于《人民日报》提前布置好的场景中，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關于汶川地震的种种。反复的播出报道，让人们不自觉地回想起关于2008年那场巨大自然灾害的所有场景，强化了人们关于这场国殇的集体记忆。

2.在场者讲述，具象符号承载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呈现需要依托一定的具体形式。在汶川地震中，除了视频、图片、音频之外，最能体现集体记忆的方式就是亲历者的讲述。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对汶川地震的感受更加深切，他们的心声、经历、感受和伤痛都是最深刻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活的场景再现。亲历者的讲述能够最大限度地感染受众，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真实性，可以让受众对于汶川地震有更为深刻而具象的认知。《人民日报》通过寻找当初的幸存者，对他们的成长、心态、后期生活以及社会融入度进行报道，这个群体包括受灾群众、志愿者、救助的官兵以及搜救的警犬等，让人们对国家、对民族充满信心和感动，用这些具象化的符号承载集体记忆。

3.国家民族的纪念话语固化集体记忆。主流媒体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主要通过时间上并存空间上继起的方式，维护民族团结和强化民族情感，维持国家在空间上的地域形态。

2008—2018年这十年间，《人民日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出现较多的字样有“人民”“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团结一致”，这都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另一种诠释。《人民日报》通过这种大民族情怀的纪念话语，通过周期性的相关报道，让受众沉浸于灾难中体现出来的民族团结的力量、向前的勇气和民族国家认同感，因而固化了人们关于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框架。

四、结语

2008—2018年，《人民日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从维护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出发，通过周期性的新闻报道，构建人们心中关于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增强了人们的防范意识。

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盛行，主流媒体建构集体记忆的能力不断被自媒体消解和进行祛魅处理，话语权面临重新解构与重组分配的危机，集体记忆的建构日益去中心化。因此，主流媒体更应该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考虑受众的需要，而不是一味地进行权威性的教导和灌输。主流媒体应当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受众主体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建构完整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48.

[2] 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9）：43.

[3] 徐开彬，徐仁翠.汶川十年：汶川地震的媒介记忆研究[J].新闻大学，2018（6）：148-149.

[4] 张原，赵甍源.政治话语的空间转向和对话模式——以“通道”新闻发布制度为例[J].青年记者，2018（29）：21.

作者简介：马蒙（1995—），女，贵州毕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