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有利

摘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西学东渐对晚清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以西对中，以新对旧，自然产生文化分辨与选择的态度，其中存在着对西学内容的解释，西学特征的分析，以及西学价值的估量。问题是，在学术领域，这种影响究竞有多大，这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各种西方学术的新学语的输入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是对传统学问的挑战。学语的输入在最初大都是主动接受同时是被动消化的，以后才渐渐地被学人消化性地解读与吸收。

关键词：康德美学;国内解读;国内发展

一、康德美学的百年东渐

需要说明的是，本论文不重在媒介传播的研究，虽然这也是研究问题的前提，但不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文化的传播过程并不像器物与制度的那么明显，如果用显性与隐性的词语来修辞的话，那么，文化的传播更具有隐性的特征。因此，康德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更多的是在隐性的层面上展开的。

我们认为，康德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字面上的，即相似的文字赫然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篇文章当中，这当然也是我们考察康德美学思想影响中国美学的一个尺度，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处理问题，那未免太肤浅与简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辨别那些化入中国现代美学中的康德美学的精微思想，所以，在思想层面，我们才能理解康德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意义。

从宏观的视野看，康德美学在中国的百年命运折射出中国百年美学的历史沧桑。中国学界对康德美学的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处于介绍、引进、移植和局部消化的状况。在世纪初期，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大力引进康德美学，他们把康德美学作为思想批判的武器，或者直接将其作为美育的学理依据，王国维的“可爱而不可利用者”的观点、蔡元培关于美的特性：普遍与超脱的思想，都直接源于康德的美学。一九一六年，蔡元培在《康德美學述》中说：故美学之基本问题，其一日何者为美学之断定乎？其二日美学之断定何以能成立乎？其一，所以研究其内容，以美学断定之解剖解答之。其二，所以研究其原本，以纯粹美学之演绎解答之。朱光潜与宗白华则深入地分析、批判与借鉴康德美学，将其化为自身的东西。

在建国后，作为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康德美学受到严厉的批判，因此康德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遮蔽状态，思想与思想之间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比如宗白华在1960年5月在《新建设》发表《康德美学原理评述》，文章认为：康德自己是第一个替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建立了一个美学体系的，而这个美学体系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美学。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也采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二元分析模式。在这种先见之下，理解康德美学本身也成为一个问题。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学界对康德美学持一种排斥的立场与一种俯视的态度。

到80年代以后，康德美学研究在中国真正进入兴盛期，中国学界以平等的姿态与康德美学展开对话。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康德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康德整个哲学体系中考察康德美学或者在西方美学背景中考察康德美学，这大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如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把康德的三大批判结合起来考察，使读者对康德美学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与把握，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邓晓芒的《冥河的摆渡者》等分别对康德美学作了独特的分析和研究;二是阐发康德美学中的具体问题，这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比如川一秀山从内在理路上分析了美学在康德哲学中的桥梁作用。朱狄指出了“审美无利害关系”是康德美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只要把这一概念置于美学理论的中心地位，就能把近代美学与传统美学区别开来。”总之，康德美学研究呈现开放性，多样性的状态。

从百年美学的视野考察康德美学在中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实际在做文化比较与文化融合问题的研究。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会有可资借鉴的地方。把康德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加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

二、康德美学面面观

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康德哲学很受重视。贺麟先生指出，“这情形大概是和‘五四’运动开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的，因为康德的知识论是和科学相关的，要讲科学的认识论就要涉及康德的知识论。另外康德的意志自由，讲实践理性，这就必然同民主自由相关。因此，这时期传播和介绍康德哲学是学术理论界的中心内容”。 1924年《学艺》和《民铎》杂志，还分别出版专号，把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高潮。围绕康德的认识论学说，发表的论文就有：范寿康《康德知识论概说》，余文伟《康德哲学之批判》，杨文祀《康德之形式之合理主义》，张心沛《康德先验演绎论之中心问题》、叶启芳《康德范畴论及其批评》和张铭鼎《康德哲学之形式论》等。

这些文章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和把握达到的程度：总的说来，还没有达到深刻的水平。不过有些文章还是看准了康德哲学的精华所在，并有过精到的论述。比如张铭鼎认为，“康氏所拳拳致意的理性主义，将从前一切学说加以评价，以便从科学、道德、艺术三大文化领域中，得建设出一个确实的基拙，从而完成其批判的精神.所以他最注重的东西就是理性.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从普遥妥当性与必然性中，为先天综合的判断树立一个确实的根据来。” 康德在认识、道德、和审美的三大领域中，其间贯穿始终的东西是形式主义。在这里，他看到了“形式”在康德认识论中的重要性。在我们所关注的美学领域当中，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也泰列其中。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将康德与佛学唯识论加以比较，康德在他那里被佛学所附会，可以说不是德国的康德，而是“中国化”的康德。

王国维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他从康德入，继之转向叔本华，后又回到康德，他既介绍康德的学术论文，比如《汗德之知识论》、《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王国维还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里运用康德美学分析美学问题。他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说：“叔氏始由汗德之知识论出而建设形而上学，复与美学伦理学以完全之系统，然则视叔氏为汗德之后继者，宁视汗德为叔氏之前驱者为妥也。” 王国维在《汗德之哲学说》中说：“汗德于是就理性之作用，为系统的研究，以立其原则，而检其效力。即批评之方法先自知识论始，渐及其他.而当时心理学上之分类法，为彼之哲学问题分类之根据，即谓理性现于知、情、意三大形式中。而理性之批评亦必从此分类。故汗德之哲学分为三部：即理论的（论知力），实践的（论意志）、审美的（论感情）.其主要之著述亦分为三：即《纯粹理性批评》《实践理性批评》《判断力批评》是也。”

蔡元培广泛地介绍了西方哲学思想，最为突出的是他对康德哲学的介绍与论述。蔡元培在《美学的进化》中评介了《判断力批判》，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运用康德哲学分析、论证教育问题，提出“美感教育”。他在《康德美学述》全面地述评了康德的美学思想，蔡元培讨论了康德美学的基本问题与审美判断的特征。他说：“故康德之叁本问题，非日何者为美学之物，乃日美学之断定何以能成立也。美学之断定，发端于主观快与不快之感……美学之断定。为一种表象与感情之结合，故为综合断定。 蔡元培详细地分析了美感的四大特征：超逸、普遍、有则与必然。他总论道“于是合四者而言之，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鹤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蔡元培对康德美学的理解基本上是到位的，只是他没有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审视康德美学，因此，在有些问题上，他就无法探究到康德美学的核心。在《美学的进化》一文中，蔡元培指出了《判断力批判》在康德哲学中的枢纽地位。“康德的哲学，是批评论，他著《纯粹理性批评》，评定人类意志的性质.前的说现象界的必然性，后的说本体界的自由性，这两种性质怎么能调和呢？依康德见解，人类的感情是有普遍的自由性，有结合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作用.由快与不快的感情起美与不美的判断，所以他又著《判断力批评》一书。” 在他看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奠定了美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哲学美学由此成立。

朱光潜的《无言之美》浸染了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思想，朱光潜对美学问题的处理方式颇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味。其美学思想的启蒙色彩，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区分，都呈现出康德美学的特点，朱光潜深受康德派的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他在《什么叫做美》一文中专门谈到康德美学。

“康德是同时顾到美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两方面的，他的学说可以用两条原则概括起来：（1）名理判断与美感判断不同，名理判断以普泛的概念为基础，美感判断以个人的目前感觉为突出，所以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

（2）一般主观的感觉完全是个别的，随人随时而异。美感利断虽然是主观的，同时却象名理判断有普遮性和必然性.这种普遮性和必然性纯赖感官，不借助于概念.物使我觉其美时，我的心理机能（如想象、知解等）和谐地活动，所以发生不沾实用的快感.一人觉得美，大家都觉得美（即所谓美感判断的必然性和普退性），因为人类心理机能大半相同。”

朱光潜批判性的解释道：“康德超出一般美学家，因为他抓住问题的难点，知道美感是主观的，凭借感觉而不假概念的;同时却又不完全是主观的，仍有普遮性和必然性.依他看，美必须借心才能感觉到，但物亦必须具有适合心理机能一个条件，才能使心感觉到美。不过康德对于美感经验中的心与物的关系似扔不甚了解。” 朱光潜还在西方美学传统中定位康德美学，他在（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中指出：“不过近代许多美学派别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十九世纪德国唯心哲学所酝酿成的一个派别。这派的开山主是康德，他的重要门徒有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诸人.这些人的意见固然仍是彼此分歧，却现出一个共同的基本倾向.我们通常把这个倾向叫做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最后起，他可以说是唯心派或形式派美学的集大成者”。

总的來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背景中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搬进来或创造出新的思维方式、批判态度，来“重估一切价值”，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去继承、解释、批判和发展传统。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姿态是自觉的，他们的人文关怀是强烈的，他们的文化选择也是明确的，同时他们的学术极具个性和生命意识，不过他们的使命却是民族的与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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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将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从变法运动到“五四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一股说来只是一种文化批评和观察印象。美学上，传播者有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后期即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时期，这是一个融汇传播和草创时期。在这一时期，开始根据原著进行研究，进而融汇其他哲学L的派系。代表人物有宗白华、朱光潜、蔡仪等人。贺先生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谈的，从关学的角度看，问题要复杂得多。

本篇论文的重点不是描述康德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以及概述现代美学中的康德美学，而是侧重在内在理路上搞清康德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的相关性，这种关联重在思想的层面、问题的层面，而不是在形式的层面，因此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又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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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第345一346页。

《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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