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斌

【摘要】在封建时期的官场上，贪污受贿、卖官贩爵、结党营私的现象已然常態化。清康熙皇帝在位的六十一年间，文治武功卓著，开创的“康熙盛世”，更是为康乾盛世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盛世下也终究未能摆脱官场上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的宿命。

【关键词】康熙;朋党之争;贪污;吏治腐败;国库亏空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2-0038-02

帝制时代，无论是在圣明天子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抑或是权宦当道的动乱时期，官场上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的现象也从未中止。爱新觉罗·玄烨是清廷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在位的六十一年间，文治武功卓著，为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开创的“康熙盛世”，更是为康乾盛世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在这盛世之下也还是难逃官场上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的宿命。

一、索明党争

所谓的“索明党争”，即以索额图为首的索党和以明珠为首的明党之间的党争。索额图和明珠从议撤三藩开始因政见不合结怨已久。

时三藩势力尾大不掉，令康熙日夜难安，曾言：“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酿成不测，故决意撤回。”（《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请奏告老还乡得到批准，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闻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欲窥探朝廷的态度。康熙召群臣廷议时，图海、索额图等诸臣恐撤藩激变三藩，皆主勿撤;唯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力主撤藩，这正合康熙“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赵尔巽著《清史稿·明珠》）的撤藩意愿。

明珠凭其政治嗅觉站在了康熙“力图撤藩”的一方，索额图不仅没有揣摩圣意，并在三藩之乱爆发后，将明珠等人归咎为引发三藩之乱的罪魁祸首，对力主撤藩的明珠等朝臣借机发难指责“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康熙著《庭训格言》）被康熙回拒。

在撤藩一事上，索、明二人政见不同，使双方结怨，索额图虽政见与皇帝相悖，但仍被委以重用;明珠力主撤藩也迎来了事业的春天：康熙十四年（1675）至十六年（1677）间，先后任职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封太子太师，权倾朝野，利用康熙信任公然结党营私，甚至贪污受贿。索额图为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兼太子太傅，加之又是皇亲国戚，自恃贵重，贪纵日甚，凡有不归附者皆予以打压。两人在朝中各自集结笼络朝臣，形成的“索党”和“明党”两大派系，肆意打压政敌。

康熙对此也并非全然不知，但为了制衡朝中势力，宁可让两党并存，也不愿打破两党的平衡局面致使一家独大。索额图作为太子胤礽的外叔祖父，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为“太子党”的重要骨干，无奈胤礽多次犯错引得康熙不满，给明珠抓住了机会，趁机在康熙面前诋毁太子，奏请改立大阿哥胤褆。

索额图和明珠如何贪污受贿、卖官卖爵，康熙都可以容忍，但决不允许有人干涉立储，动摇国本。康熙二十七年（1688），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清史稿·明珠》），向皇帝奏告明珠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康熙以此为由将明珠罢黜下狱，后虽释放，但释放后的二十年间再也没有地得到重用。索额图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被革职，后又因康熙考虑维护太子势力而再次重用，但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因参与皇太子之争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被圈禁于宗人府，终被赐死，还落得个“诚本朝第一罪人也”的罪名，索党势力也随之瓦解。

二、朝野上下贪污之风兴盛

清朝官员的年收入分为俸银和禄米，定为春秋两季发放。清朝的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400-500元左右，一斛米相当于200斤，皇室宗亲年收入最多者，如亲王年俸10000两和禄米10000斛，收入之高足以可见。雍正以前，文武官员只有朝廷每年固定的下发的俸银和禄米，而文官的年收入虽远高于武官，最多者的一品官也不过年俸180两，禄米180斛，有限的薪俸难以支撑家族的日常开支，不贪则无法生存。朝野上下官员暗中结盟，收受往来，低下层官员以“孝敬”寻求“政治资源”，高层官员利用职务之便暗中给予亲朋门生“方便”，彼此之间各取所需，上行下贿之风盛行。

康熙亲政后，朝中腐败之风已然蔓延兴盛，康熙对反贪腐极为重视，起用了如于成龙、陈廷敬、彭鹏等为政清廉的官员，惩办大批的贪官污吏，又将于成龙等人树立为清正廉洁的模范，可贪腐之风并不能因此彻底肃清。“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无论是朝堂还是地方总会存在着一群盘剥民脂民膏的“吸血鬼”。

朝堂上除了朋党之争以外，高层官员竞相聚敛财富、卖官鬻爵。如“贪侈倾朝右”的索额图，“货贿山积”的明珠，高士奇、徐乾学等人亦是声名狼藉。经左都御史郭琇弹劾高士奇收受光棍俞子易“有虎坊桥瓦房六十馀间，价值八千金。”（《清史稿·高士奇》）另“又於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餬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清史稿·高士奇》）

康熙二十八年（1689），副都御使许三礼上疏弹劾徐乾学“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清史稿·徐乾学》）徐乾学被弹劾后立即向康熙上疏告老还乡。辞官后的徐乾学于康熙三十年（1691）又遭到明珠外甥、两江总督傅腊塔的弹劾指出其与弟徐元文“招摇纳贿，争利害民”等不法之事十五款项。

满洲正红旗的噶礼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出任山西巡抚，《清史稿》记载其“当官勤敏能治事，然贪甚，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平遥县平民郭明奇等人因噶礼包庇贪婪知县王绶，向京师巡城御史袁桥控诉，后袁桥上疏陈列了噶礼的“通省钱粮加火耗十之二……得四十馀万”“隐平定雹灾”等七项罪状;御史刘着鼐上疏参奏其得脏数十万，指责其心腹山西知府赵凤诏专用酷刑满足噶礼贪赃。而赵凤诏在噶礼伏诛后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被山西巡抚苏克济弹劾贪污30多万，经核实被康熙呵斥为“天下第一贪官”，判以死刑。

地方上，上至总督巡抚，下到知县衙役，贪腐如同病毒般蔓延至社会各个角落。因朝廷固定的薪俸有限，无力支撑其庞大的日常开支，上下官吏想方设法假借各种名头聚财敛富，一些地方更是存在着小官巨贪的现象，比如山东潍县知县朱敦厚贪污赃银多达4万两，即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三、康熙晚期国库亏空

康熙在位前中期，立志肃清官场吏治，对腐败贪污的官员罢免裁汰。虽重用于成龙、彭鹏等清正廉洁的官员打击惩办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然吏治腐败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整个康熙朝无法彻底整顿。肃清官场风气也绝不是惩治几个贪官污吏或是树立几个廉政模范就能解决的，加之清朝前期有限的官俸和康熙本人在统治后期倾向“为政宽和”的思想，使其不再严格的强调吏治整顿，开始对官员贪赃纵容姑息。如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陈紫芝弹劾湖广巡抚张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指数派钱。”（《清史稿·陈紫芝》）张汧被捕后供出徐乾学受其贿赂，徐乾学被供贪污一事为康熙所庇护也未再过问。

康熙的宽容无异助长了官员的贪污，更加的为所欲为，康熙晚年时的清朝国库亏空，财政一度紧张。

康熙喜好巡游，为了体察民情，安抚百姓，加之笼络江南的士大夫，前后进行了六次南巡，富庶的江南又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故江南吏治好坏与否也成了赋税的影响因素。康熙六次南巡少有营建行宫，或住地方官府，或住江宁织造曹家。其中四次南巡住在了曹雪芹祖父曹寅家中，曹寅少年时为康熙侍读，康熙的五次南巡的接驾大典便是由曹寅与其舅兄李煦操办，故备受康熙器重。

曹家是内务府包衣出身，按规定可以经营商业，在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曹寅开始经营贩铜的买卖，向皇帝提交申请借了内务府10万两银子，曹家除了日常的应酬送礼以外，还有五次南巡接驾典礼的开支加上贩铜失败导致了曹家经济上面临着巨额的亏空，康熙对亏空的官银也没有追究。康熙四十八年（1709），两江总督噶礼在皇帝面前指责曹寅与李煦亏欠公银300万两，仅李煦便亏欠官银50余万两，请求公开弹劾被拒。康熙一边在朝臣面前为二人开脱，同时责令弥补。面对巨大的公债，曹寅生前无力偿还，死后又被查出亏欠官银37万多两。

除了曹寅和李煦以外，因贪腐或其他原因亏欠国库官银的官员比比皆是，无不导致了康熙晚年的财政危机。据史料记载，在雍正即位以前，全国亏空多达2000多万银，而曹、李二人亏空也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加上统治晚期发生的九子夺嫡消耗康熙大量精力，驾崩时也未能够解决国库亏空的问题，致使清朝国库只剩下了800万两。雍正即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查亏空的行动，一度惩办了大批藏匿官银、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包括曹、李两家在内的不少官吏皆被革职抄家，所抄没家产扩充国库，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时清朝的国库增至6000万两，亏空问题得以解决。

纵观康熙王朝前后六十一年间，外有叛乱边患，内有党争贪腐，晚期又发生储位纷争，康熙虽曾有志整顿吏治，肃清官场风气，最终已然无力回天，带着满目疮痍的大清江山的遗憾而离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无不揭露着官场上的鱼龙混杂和腐败黑暗，这样的官场宿命屡次重演从未停息，正因人的一己私欲，故惩治贪腐注定不會因为统治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手段而彻底终止，相反，反腐倡廉的任务还将继续推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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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解旺，欧清华.康乾盛世的吏治腐败[J].嘉应大学学报，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