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珍藏的书籍中，有两本书页已微微泛黄的薄薄的“小册子”，铭刻着早年对我具有“颠覆或重生”意义的启蒙。两本书分别是：《悲剧的诞生》（尼采著，作家出版社1986年12月版）、《尼采》（乔治·勃兰兑斯著，1985年12月版）。

三十多年来，她们跟随我历尽辗转流徙和世事变迁。有些书在颠簸的途中不知不觉与我走散了，下落不明，而她们却因为我“另眼相看”的珍视、呵护，一直须臾未离地相伴在左右。我常常摩挲着她们那朴素到极致的质地（装帧设计干净、简约，没有“附加”的装饰，没有“抓人眼球”的“推荐语”），深深怀念那尚未被商业化、消费主义绑架的年代严肃纯正的氛围，怀念她们赐予一个懵懂生命的那些身心震颤、坼裂的日夜……

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鲁中小城沉闷的气压下，与她们不期而遇，对于我，是怎样及时而幸运的“从天而降”的搭救。那来不及仔细辨认的陌生、辽远，携着高海拔的思想呼啸的寒冽，让我在透彻肺腑的深呼吸和激奋的寒战里，用来自血液的饥渴，贪婪地吸收、汲取着—《悲剧的诞生》，对于当时没有任何“接受储备”素质的我来说，这部学术著作太过高深、艰涩了，虽然在囫囵吞枣的阅读里，我能凭直觉领悟尼采所讲的悲剧和艺术的本质并对狄奥尼索斯精神情有独钟，但如果没有乔治·勃兰兑斯这位引路人领我进入尼采思想和命运的古堡，我也无法想象，尼采是否还会成为我灵魂的扳道工，给我的命运带来决定性的改变。

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