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赛日

【摘要】 郭嵩焘是晚清第一任驻外公使，同时也是坚定支持洋务运动的晚清官员之一。面对西方洪流的入侵，郭嵩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尽可能为国家及人民争取利益，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本文将主要就郭嵩焘外交思想及其影响展开研究分析。

【关键词】 郭嵩焘;驻外公使;洋务运动;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4-0047-02

郭嵩焘，男，湖南湘阴城西人，生于1818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来改名嵩焘，字筠仙，号筠轩、云仙，别号玉池老人、玉池山农[1]。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秀才，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1854—1856年（咸丰四年至六年）给曾国藩当幕僚，虽然为幕时间不长，但是却埋下了其今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因子。1862年（同治元年）被授为苏松粮储道，迁任两淮盐运使。1863年（同治二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同治五年）罢官回原籍于长沙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进行讲学。1875年（光绪元年）在文祥的举荐下进入了总理衙门，不久之后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光绪四年）又兼任驻法使臣，1879年（光绪五年）迫于压力被迫称病辞归。1891年（光绪十七年）病逝，享年73岁。

在晚清外交史上，郭嵩焘在其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引领式作用，研究分析其外交思想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一、郭嵩焘外交思想分析

（一）知情

19世纪初，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延续着“朝贡体系”，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2]。由于当时周边国家几乎都是清廷的藩属国，这似乎使其在东亚有着绝对的“权威”。然而事实上，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存在，彼时的中国已经和外界隔绝了长达百年的时间，封闭的封建社会使其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发展与变化。中国没有跟上西方工业变革，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早就被西方世界远远抛在身后，然而却茫然不自知，以文明多元、地大物博看不上西方，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带着明显的“优越感”。然而很快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得中国从沉睡了百年的梦中醒来。一些清醒的爱国人士开始考察西方，想要找到西方为什么强大的原因。

因此早在郭嵩焘之前，就有诸多爱国人士通过考察西洋情况，使国内不少知识分子对西洋产生了初步的认识，然而这些人由于收效不大，所以影响并不大。以魏源为代表，其《海国图志》成了唤醒部分进步中国青年的重要原因，包括郭嵩焘。洋务运动期间，郭嵩焘由于主要负责向西方购买兵器，通过与洋人打交道，积累了一定的交流经验。

出使英国为郭嵩焘提供了更多机会去了解西方国家的发展情况，去了解世界。到达英国以后，为了更好地融入西方社会，郭嵩焘食用西洋食物、学习卫生知识、学习西方礼仪、举办茶会、参加各种国际宴会、拜访各国政要，通过这些方式和途径去和洋人互动，去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并经常通过与人之间的讨论来加深自己的思考。

通过对英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科技、外交以及文化体育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使郭嵩焘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然而晚清政府以及大多数国人对此依然处于“浑然不知”的状态。郭嵩焘认为要想更好地开展好外交工作，就需要对西方国家情况做到知根知底。他指出中国要想重新成为一个富国、强国，那么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文化，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应当向西方各个方面进行学习。

（二）顺势

中国的羸弱和西方的强大，使郭嵩焘清醒地认识到一味主战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他认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应当顺势而为，即以和为主才是明智之举，与西方列强应当做必要的妥协。唯有正视中国的落后、正视我弱敌强关系，弱不蛮战，不轻生战端，如此才能够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发展争取到时间，即“徐图发展”。

英法于1858年（咸丰八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广州以后，不满足于既得利益，趁机提出希望对《南京条约》进行修改，以便获得通商便利优惠和在北京常驻的机会。英法向清政府发出了照会，然而对此清政府采取了拖延战术，让英法美三国使节去广东听候黄宗溪（两广总督）的安排。针对清政府的安排，英法联军极为不满，决定将舰队开到天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逼迫清政府投降。

英法美俄联军4月20日攻打到大沽口，四國公使24日照会清政府，要求派遣全权大臣在四国拟定的条约上签字，然而清政府不希望军队和公使进入北京，要求他们回黑龙江、广东听候办理，同时还要求英法交还攻占的领土，不然将举兵断绝五口通商。此时清政府依然坚信天津不是那么容易被攻占下来的，负责应战的僧格林沁也确实赢得了大沽口首战胜利。

此时郭嵩焘向僧格林沁提出建议，对待夷务应当顺势而为，反对“蛮战”，一次胜利并不意味着整场战争的胜利[3]。结果，随着英法联军重新调整旗鼓攻破了天津，又继续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条件，但被清政府拒绝，随后英法联军趁势攻入北京，清政府战败。此次战败不仅导致万园之园——圆明园被焚毁，还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等系列条约，共计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被割让出去，进一步扩大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范围，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最终局势的走向也充分证明了郭嵩焘的观点，看不清局势，不顺势而为，却轻启战端，最终只会导致更多国家利益被交出去。

（三）循理

郭嵩焘认为，在处理对外事务的过程中，应当做到以“理”服人，如此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只要办事依理而行，那么就不需要惧怕西方列强。对于清廷悖理蛮干的做法，郭嵩焘是无比痛恨的。谈及怎样与西方列强就通商事宜的交涉，郭嵩焘认为，可以循理而拒绝对方的无理要求，但是万万不能够力争;可以凭借诚信让对方信服，但是不能够虚伪对待。有问题不能够坐视不理，在同西方列强周旋过程中应当通过“情理”加以说服。

郭嵩焘积极学习国际法，在当时国际法是弱国借此得以存身，小国借此得以不灭国的主要依据。彼时的中国无疑就是属于弱国，郭嵩焘正是凭借对国际公法的灵活运用，循理而为，为中国争取到了不少权益。在国际法的认识上，郭嵩焘是准确和客观的，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之上的，中国是被迫打开国门的。对于国际法在当时有着怎样的时代意义，郭嵩焘是肯定的，并积极促进中国入世界，为中国能够在国际上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而做出了许多努力。

郭嵩焘认为信、义的道德精神就包含在国际法中，中俄在交涉伊犁问题的时候，郭嵩焘就曾说俄国即便再猖獗，但是也不能够违背万国公法，只要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就能够稍微打消俄国一些不合理欲求，使中国在谈判中能够获得更多可供操作的空间[4]。在19世纪的国际交往中，即便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国，也是能够循理而为的。

二、郭嵩焘外交思想的影响

光绪元年（1875年），为了实现对马嘉里案件的妥善解决，清政府排遣郭嵩焘出使英国，随后以此为契机，清政府分别在欧美、东洋等地区派遣了外交官。最初清政府只是迫于形势被迫向英法派遣外交官，然而在长期的实践中，清政府也逐渐适应了这种派遣外交官的制度。对外派遣外交官也成了清政府重新调整对外关系的重要途径。

受限于时代制约，郭嵩焘虽然真正可以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多，然而其不辱使命，通过对西方国家国情的充分考察，将中间人交流沟通的作用很好地发挥了出来，在诸多重要场合对国家利益予以了坚决捍卫，并没有一味退让妥协。同时通过将所学、所知传回国内，使国内更多人了解到当前的国际形势，这对于国家发展是尤为重要的。比如在收复伊犁问题上，郭嵩焘面对来自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的轮番攻击，始终没有做出半步退让，确保了在他这个环节让国家利益不受损，为捍卫国家尊严以及挽回国家利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作为晚清典型的洋务派，不能忽视郭嵩焘在那个时代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他的洋务思想对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外交思想对后来中国对外工作的开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外交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通过对郭嵩焘外交思想的归纳总结，在“经世致用”湖湘文化[5]、传统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的综合影响下，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即“知情、顺势、循理”。郭嵩焘的外交思想虽然受限于时代约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然而这并不影响外交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三、结语

如果从整个世界外交领域来看郭嵩焘的外交经历，可能所取得的成绩、影响并不算什么。然而在当时晚清那个特殊的时代，由于晚清政府的腐朽蒙昧，使得整个中国在国际上地位极其卑微，落后的外交局面不是郭嵩焘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他依然能够在开展外交工作的过程中努力作为，尽可能为国家及人民争取利益，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整体发展进程，其外交思想放眼当代依然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林东梅.浅析郭嵩焘的外交思想[J].城市学刊，2015，36（05）：101-105.

[2]张坤，郑惠虹.公使之间：郭嵩焘与威妥玛[J].暨南史学，2020，（01）：140-153.

[3]吳京蔚.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20.

[4]刘少波.郭嵩焘的人生恩怨[J].书屋，2020，（11）：20-24.

[5]李会军.郭嵩焘政教思想的内在理路[J].原道，2020（01）：15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