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振一 陈朋

【摘要】 20世纪以来，人类学在救亡图存思潮下传入中国，并于抗战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要求学科本土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人类学在中国的第二个高峰即将到来，但它仍然存在发展困境。重视全球视野下的跨学科合作与跨文化比较，以使中国人类学回归学科本体，走出学科发展困境。

【关键词】 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学科本体;跨学科合作;跨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Q9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5-0046-02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3212020sycxjj251）。

一、中国人类学发展简史

1888年的“托雷斯海峡之行”开创了人类学社区研究的先河，为现代人类学的诞生埋下伏笔。此外跨学科合作在本次调查中初露锋芒，与古典人类学家的闭门造车不同，跨学科合作是现代人类学发端时期的典型标志之一，它也是人类学学科的重要特点。

20世纪以来，人类学东渐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拉德克里夫-布朗和派克曾受邀来华讲学，使得吴文藻加大了对社区研究方法的引介。后来经过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的发扬，社区研究方法开始广泛用于中国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社区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外在表现，而非人类学研究的本质。无论是托雷斯海峡之行，抑或功能学派的田野调查，在社区中获取地方性知识与在社区中进行田野调查均不是人类学研究的本质，人类学研究的本质是跨文化比较，亦即从他者回到自身。

抗战时期，由于中国国土的大面积沦陷，学者们难以进行宏观研究，而只能进行边疆社区的微观研究。他们对中国西部进行大量民族、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调查。期间，中国人类学研究达到第一个高峰。传统的社区研究开始转入类型比较阶段，如费孝通的《云南三村》，通过选取几个典型个案进行比较研究，得出较普遍的结论，从而认识中国社会。在此提到的类型比较研究已具有明显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央访问团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批调查在跨学科合作方面表现突出。

社区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广泛应用，与现代人类学诞生之初便关注小规模社会的取向密不可分。从社区研究方法来看，似乎人类学仅仅进行微观研究，但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社区，目的是与本文化进行比较，宏观或微观仅仅是形式。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被民族学取代，而后其经历了60-70年代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迎来复兴，但其学科地位尚不明确。此时，以费孝通对城镇化模式的研究为代表，社区研究方法由小范围的类型比较研究扩大至区域性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学科恢复重建以来，新近研究匮乏的同时，中国人类学遭遇后现代，学科的未来一度不甚明晰。带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中国人类学加快了本土化进程。近年来，人类学本土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将人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诉求也层出不穷，人类学在中国的第二个高峰正在到来。一些中国人类学者建议未来中国人类学重点关注三个领域：农村汉族的乡土人类学;少数民族研究的民族学;海外社会研究[1]，这些研究均需要跨学科合作与跨文化比较。

二、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困境及其根源

费孝通、林耀华、陶云逵、杨成志、林惠祥、凌纯声等先驱筚路蓝缕，开辟了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道路。但是中国人类学命运坎坷，直到1980年之后，在费孝通、陈国强等人的努力下，几近夭折的人类学才又获得了新生……本土化是混杂的语言，拥有丰富的层次，在本土学者的身份诉求中，至少包括以下五种回应：

第一，援引西方现代人类学的本土化趋势。第二，海外人类学的研究。第三，区域文化的研究风气正在形成。第四，西方作为对话者是学习还是抵抗，本土化尚且包含了接纳西方的态度……第五，费孝通在晚年提出心态的概念，它从史禄国的“Psycho-mental complex”、潘光旦的位育思想受到启发，超越生物和需求的层面，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反思功能学派[2]。本土化的面向与成就的背后既有几代学者前仆后继的努力，又有难以逃离的困境。

这一困境的主要表现：由于中国人类学的立身之本不明确，致使中国人类学的学科规范没有很好地建立，可谓“先天不足，后天畸形”。

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怎么研究，这是中国人类学的立身之本。追求地方性知识以及田野调查是回答“怎么研究”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虽然追求地方性知识是在进行研究对象的创新，但是这将使得中国人类学的知识越来越碎片化;同时若忽略地方性知识又会错过丰富多彩的研究内容;而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取资料的方式也非人类学所独有，其他学科借助田野调查甚至可以获取比人类学更完備的知识。可见地方性知识和田野调查并不能成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主力。中国人类学确实需要一种结合地方性知识与田野调查的取向，不过这种取向应该有更普遍的关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偏重地方性知识和田野调查这些特殊性的层面。

“怎么研究”这一问题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困境背后的根源。回归学科本体，是中国人类学走出本土化困境的钥匙。

三、中国人类学需要回归学科本体

（一）学科本体中的两个要素

早期中国的人类学前辈基本都在多个文化差异性大的地区做过调查，同时他们在研究中进行跨学科合作，亦即他们将跨文化比较与跨学科合作结合，从而提炼出经典理论。任何一个学科理论都要有普遍的解释力，发展中国人类学必须回归学科本体中利于进行理论综合的要素，即跨学科合作和跨文化比较。

跨学科合作在大型研究中运用较多。例如区域研究，即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综合多个文化因素进行的人类学研究。此外，人类学对于复杂课题的研究也需要团结多个学科的力量。例如，人类学在未来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单凭借乡村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力量是无法进行的，需要借鉴、吸取民族学、社会学、生态学、政治学、地理学、旅游学、风景园林学等其他相近或交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3]。在研究对象日益复杂化的今天，跨学科合作这一学科本体要素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跨文化比较是人类学研究的本质。通过抗战前后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中国人类学研究总体而言是由本文化走向异文化，进而走向跨文化比较。这与西方人类学先研究异文化再走向本文化，最后进行跨文化比较的路径殊途同归。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无论是剥削他者的殖民活动（歧视他者），还是为反思自身而对他者世界的探索（仰视他者）以及为改造社会而对人类普同性的寻找（平视他者），都是在进行跨文化比较。可见，跨文化比較始终是人类学研究的本质。

自费孝通2005年辞世之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因理论创新不足，这些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学术突破[4]。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其中的原因，与其说问题出在努力上，不如说问题的根源是方向不对。

中国人类学本土研究的传统不是对人类学一贯传统的背离，而是人类学学科具有较强生命力和适应力的体现……构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类学的学科话语体系，摆脱西方人类学话语束缚，争取国际学术舞台中国人类学的话语权，这是当前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视域延伸的深层缘由[5]，海外研究的兴盛为理论创造提供了条件，这是因为将中外进行跨文化比较能得出新的观点。跨文化比较是学科创新的切入点，中国人类学要想走出本土化困境必须回归跨文化比较这一学科本体要素。

（二）中国人类学回归学科本体的前景展望

全球化开始以前，人类学尚未产生。全球化使得多种文化交流与碰撞，人类学就是这一交流过程的重要先行者。跨学科合作与跨文化比较在人类学产生之际就已经显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类学应当做的是对二者的回归。

长期以来，对于西方人类学家来说，中国主要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中国人类学希冀达到的是，“中国”从作为研究对象的“异邦”，成为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最终实现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脉络中挖掘和发展人类学知识，从而对普遍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有所贡献[6]，中国若要成为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主体，必须建立起学科规范，回答中国人类学“怎么研究”这一问题。中国人类学回归学科本体，重视跨学科合作和跨文化比较，这将利于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学科力量的集中，最终为中国创造人类学理论提供可能。

参考文献：

[1]陈刚.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人类学发展现状及未来[J].百色学院学报，2019，32（02）.

[2]参见马丹丹.1995年：中国人类学的一个“拐点”[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

[3]曹晗.乡村振兴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议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5）.

[4]张继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3（03）.

[5]杨文笔.从“本土”到“海外” ——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视域与时代延伸[J].广西民族研究，2018，（06）.

[6]黄剑波，李静.如何发展中国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例[J].文化纵横，2018，（05）.

作者简介：

任振一，男，汉族，山东安丘人，硕士生，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

陈朋，男，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研究方向：移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