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接受美学走向读者的研究意味着美学领域研究重点的转移，走向读者并非弃绝作家创作和作品本文，没有作家创作及其成果，就失去了读者存在的可能性。从读者接受的视角，研究“隐含的读者”与创作活动的关系，不仅新颖而且富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文学;“隐含的读者”;作者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1-0040-02

“隐含的读者”是本文结构在不必然限定接受者的情况下预期接受者的存在。“不论真正的读者可能是谁、是什么人，他总扮演本文向他提供的一种特殊角色，正是这种特殊角色构成了‘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1]46作者的创作一旦生成本文，本文的“隐含的读者”就已存在。“隐含的读者”是作家寻求的现实读者的理想模型，

一、精心设计“隐含的读者”

寻求“知音”是作家的生命线及其创作的自觉追求。“知音”的获得则取决于作品本文中“隐含的读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读者的理想模型。现实的读者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需求、天赋与修养通过“隐含的读者”的设定而获得自己的“知音”的企盼带来相当的难度。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慨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然而没有“知音”，作品本文就失去了其作为精神存在的生命力。因此，精心设计“隐含的读者”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学巨匠马塞尔·普鲁斯特对自己作品里“隐含的读者”的设计是极为精致的。虽然《追忆似水年华》并没有一开始就为广大读者甚至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轻易接受，但在普鲁斯特逝世六十五周年之际，其著作版权归属公共所有，法国三家出版社分别再版了《追忆逝水年华》一书。1991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追忆逝水年华》的中译本。普鲁斯特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他设计的“隐含的读者”得到越来越多的现实的读者的认同。所谓的为自己而写作的作家是不存在的。标榜为自己而写作的作家事实上是在不自觉地以他自己为模式设计着“隐含的读者”。当一位记者问福克纳“作家对读者是否承担义务”这个问题的时候，福克纳回答说：“我不关心约翰·多伊对我的或其他任何人的作品有何看法。我有自己必须达到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作品使我感到我在阅读《圣安东尼的诱惑》或《旧约》时所感到的东西。它们使我感觉很好，观看一只鸟也使我感到这样好。” [2]101这位作家似乎在表明他在为自己而写作，然而应该指出，读他的作品时，读者如果有他在阅读《圣安东尼的诱惑》或《旧约》时的感觉，并且效果同他一样好，不是也就达到了他的标准了吗？可见，实质上他是在用自己的标准不自觉地设计着“隐含的读者”，只是他没有对现实读者抱有能和他设计的“隐含读者”达成默契的期望而已。

二、“隐含的读者”制约作家的创作

正因为作家的创作是与“隐含的读者”对话的过程，因此，“隐含的读者”必然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可能存在的读者的需求，即“隐含的读者”的设定能够成为作家创作的内驱动力。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了，所以有时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3]419可见，鲁迅心中设定的“隐含的读者”十分明确，那就是“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为了使现实的读者扮演本文向他提供的这一角色，鲁迅先生在1915年5月的《新青年》上，首次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新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创作了一系列旨在“呐喊几声”使“猛士”“不惮于前驱”的暴露封建社会种种罪恶的小说力作。

“隐含的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制约，在郭沫若的创作活动中表现得也非常显著。郭沫若也是比较自觉地设计“隐含的读者”的作家。他年轻时，翻译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自己觉得非常有趣，但因朋友们都说难懂，他便放弃了。他创作历史剧《棠棣之花》，改了又改，中间绵延了二十五年。直到“八一三战役发生以后，而且是在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才形成《棠棣之花》作为五幕剧的现有形态。《棠棣之花》的创作过程，正是郭沫若顺从现实读者的愿望，自觉设计“隐含的读者”的过程。郭沫若正是看到“历代人的希望”，以此来制约自己的创作，设计着“隐含的读者”。于是“在《堂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时候，有好些朋友怂恿我写《屈原》，我便起了写的念头。”[4]62《屈原》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和共鸣，竟至万人空巷。可见，郭沫若顺应民众的抗日爱国的心理，引导现实的读者扮演“隐含的读者”的角色取得了巨大成功。“隐含的读者”的成功设计，鼓舞郭沫若继续创作富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历史剧，在1941年至1943年之间，他连续创作了《虎符》 《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六部历史悲剧，为中国现代戏剧史树立了一座丰碑。

可能有些实际的读者的特定的接受模式，制约着作家设计特定的“隐含的读者”，势必促使作家以特定的视角观察生活与选择题材。以儿童文学为例。儿童这一特殊读者的接受模式，使儿童文学中“隐含的读者”的设计带上特殊性。幼儿读物作家根据幼儿年龄小，思想简单、模仿性强、分辨是非能力差的特点，总是正面教育为主，以能够初步接受爱憎情感与是非观念影响的“隐含的读者”为对象，力求篇幅简短，情节单纯，发展迅速，故事性强。由于幼儿热衷于听动物故事，爱听富有音乐感的语言，作家的创作多采用童话和诗歌的形式表现。文本结构中最常见的手法则是反复叙述，以帮助幼儿记住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如在一个与霸占了兔子的木头房子的狐狸的斗争故事中，兔子反复地向狗、熊、牛叙述自己的木头房子被霸占的经过，得到了这些动物极大的同情和帮助，但由于狐狸的狡猾，斗争没有取得胜利。终于公鸡来了，兔子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房子被霸占的经过，公鸡勇敢地与狐狸做斗争。公鸡公鸡高唱：“早晨，我把镰刀磨得飞快，一不去割草，二不去打柴，就是为了砍下狐狸的脑袋。狐狸，你出来！”狐狸胆怯了，说：“我在穿衣服。”公鸡便第二次高唱同样的词句，狐狸又说：“我在穿鞋。”公鸡坚持不懈，第三次高唱同样的词句。狐狸无奈只得出来，公鸡高举镰刀砍下了狐狸的脑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同样词句的反复使用，能够引起儿童对故事情節的注意，同时帮助儿童加深记忆，房子如何被霸占;狐狸如何狡猾;公鸡如何勇敢。这样的形式设计，就是为了引导实际存在的特定的读者扮演好“隐含的读者”这一角色。同样，针对学龄初期儿童和少年儿童，则要有别于针对幼儿的创作。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实现本文预定要实现的东西，他们作品中“隐含的读者”是以朴实的山西农民为对象的。他们熟悉山西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对农村的各阶层人物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深切的了解。他们并不追求评论家向他们提出的“更完整更强烈，更丰满更理想”的期待而对人物作脱离实际的拔高。他们的创作旨在引导他们熟识的农民扮演他们的作品本文的“隐含的读者”。因而他们注重作品的民族化和通俗化，在表现形式上，借鉴古典小说，民间戏曲和说唱艺术等表现手法，本文以故事叙述为主、结构简明、层次清晰、线索单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展示人物性格，不做过多的静态介绍，避免长篇的心理描写，让农民听懂读懂。

三、“隐含的读者”制约作家的构思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3]419可见，“隐含的读者”的要求对鲁迅先生作品的构思，具有决定的意义。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达十卷的批判现实主义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用十年之久的时间完成的。在长时间的创作过程中，巴黎的上流社会、腐朽的文坛、新闻界、批评界都对此书保持敌意的冷淡和沉默。但这部巨著却拥有广大的平民读者。小说第七卷《户内》一周内售出十版。一位平民姑娘发现小说后，因买不起，竟把全书抄了一遍;一位平民男子给作者写了46页的长信。罗曼·罗兰认为自己遇到了知音，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表示他的作品并非写给文人们、希望自己创造的人物能够直接接触到那些生活在文学之外的孤寂的灵魂和真诚的心。正是广大平民读者极成功地扮演了作品本文引导他们扮演的角色，使“隐含的读者”在现实的读者那里引起构造活动，推动着罗曼·罗兰继续他的构思，直至作品完成。

“隐含的读者”是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读者的模型。现实的读者的接受模式是在阅读某些作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接受模式一旦形成，又反作用于作家的创作。作家不自觉地观照读者的接受，有意无意地在创造设计自己作品本文中的“隐含的读者”。

“隐含的读者”必然要表现作家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作家自我本质力量的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不止于写出的作品，而是完成于作品为他人的接受与认同。

参考文献：

[1]（德）沃尔夫冈·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M].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武汉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资料室.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M].济南：明天出版社，1978.

作者簡介：

韩婷，女，辽宁海城人，沈阳开放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