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继承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贫困治理;脱贫攻坚;相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与贫困进行顽强斗争，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创造出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邓小平基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的重要论断，实施以“三步走”和“两个大局”为核心的一系列贫困治理战略，有效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贫困问题。当前，关于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的研究尚有不足，鲜有学者将其置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阔背景之下进行现实意义的考量和价值功能的发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剖析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既是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建构的深切呼吁，又是对当代中国治贫实践的理论回响。

一、邓小平对极端错误贫困思想的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宣称“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对这些错误观念进行了严正批判，通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党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扭转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对贫困问题认识的极端错误思想，推动了马克思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发展。

邓小平尖锐地批评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1985年4月，邓小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的收入问题，提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的重要论断。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再次指出，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耽误了二十年”。邓小平以其果敢的理论勇气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贫困认识的划时代拨乱反正，阐明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社会主义贫困观。由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转入正轨，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也有条不紊持续推进。

二、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的逻辑基点

整体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本性。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源于对马克思贫困理论和毛泽东贫困治理思想的坚持，进一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时代特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的必然性出发，构筑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

（一）马克思贫困理论和毛泽东贫困治理思想

马克思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之中，消灭阶级压迫和消除贫困是马克思一生的追求。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贫困思想的批判，立足于现代性场域和理想性愿景的互动张力，构筑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贫困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对传统贫困理论的颠覆性革新。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贫困的根源归因于政治国家存在的不合理性，归咎于维护代表所处阶级来管理国家的统治者。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随着资本积累的逐步深化，整个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状况、劳动条件和精神生活日益变得恶劣，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必然性。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消除贫困问题的唯一路径就是从贫困根源人手，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打破“虚幻的共同体”，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毛泽东通过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域性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客观判断。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和劳苦大众的贫困，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虽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里自然经济已经基本解体，但剥削现象仍然存在，统治中国的主体仍然是地主阶级、军阀官僚和大资产阶级三大群体，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的农民却始终身处赤贫境地。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因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施“三大改造”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国家治理决策方针，推动中国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

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关键时期，面对国内国外的严峻形势，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提出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巾逐步消除贫困的现实策略，即“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可以看出，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继毛泽东贫困治理思想之后的马克思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再一次飞跃。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考量

在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贫困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以此说明这个时期的贫困是一种阶段性的社会现象。因此，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源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的深入分析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理论认知的不充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探索的初始阶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致使在一段时期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机制高度集中，全国整体性贫穷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客观指出中国面临“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中国现代化首先应该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从中国的客观现实出发来制定战略规划。198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里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路线的偏离，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面对这些客观事实，他提出一个重要论断：“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为处于整体性贫困状态的中国如何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邓小平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主体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早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人民主体地位，提出“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认为改革才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途径。

一方面，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一直以来，邓小平都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并以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检驗各项工作的最根本标准。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进一步提出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工作的标准，“三个有利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在邓小平看来，人民群众不仅是我国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而且国家政策方针的实践结果还必须通过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来检验。邓小平主张保持对农村贫困地区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他强调：“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毕竟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帮助少数贫困地方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缔造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道路上，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指出：“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党带领群众实现各项目标，必须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奋斗。针对农村的改革，邓小平强调：“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986年，邓小平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时指出：“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针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强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在邓小平看来，任何改革都必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应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热情、智慧和创造力，齐心同力向“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迈进。

三、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关键时期旗帜鲜明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目的与手段有机统一两个层面归纳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形成系统的贫困治理思想。

（一）内涵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贫困的必然性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由此推断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贫困现象。然而，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探索中发现，社会主义初期实践中仍然要面对贫困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仍存在贫困问题。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改造”仅仅只是消除了导致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并不意味着消除贫穷本身。

党的十三大正式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重大论断，这是基于中国不发达阶段国情的正确认识所作出的准确研判，是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正确定位。结合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探索中对贫困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批判了传统理论中否定社会主义存在贫困的错误认识，承认贫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存在，阐明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问题并非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基础条件所决定。邓小平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之后认为，在贫穷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最初设想的“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模式，进一步提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的重要论断。

（二）目标设定：逐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从社会生产角度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作出的总体性、本质性规定，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描绘了一个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以所有人富裕为宗旨的初步轮廓。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旧制度下国家长期积弱积贫、社会极端贫富分化、人民群众深度贫困的深刻反思，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消除阻碍人民富裕的制度性障碍。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规定性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奋斗日标的总体设想，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并赋予新的价值内涵和历史使命。在邓小平看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因此，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更是社会主义消除贫困的终极追求。

（三）动力源泉：改革开放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客观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经济发展和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一成不变地沿用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难以与外部世界同步提高，全社会处于全域性深度贫困状态，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可以看出，导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难以最优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僵化，只有突破制度的教条主义，才可能实现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摆脱贫困。基于这一现实背景，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总体思路。中国要摆脱贫困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与对外政策上给自己设置障碍，更不能将中国发展孤立于整个世界之外。邓小平强调：“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因此，改革开放就是要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来建立社會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带动人民群众摆脱贫穷，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

（四）战略架构：“三步走”与“两个大局”

长期以来，受地理、历史、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发展一直呈现不平衡状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中央根据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基于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综合考虑中国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反贫困事业制定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经过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这一战略最终确定为由解决温饱、实现小康、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组合而成的梯次上升的“三步走”战略。1988年，邓小平又在“三步走”发展战略构架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大局”的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②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贫困治理的“三步走”和“两个大局”战略构架。立足于这一战略安排，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出台了专门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展的倾斜性政策，这些重大战略和扶持政策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反贫困事业的纵深发展。

（五）对策举措：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生产力

马克思贫困理论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压迫、消灭贫困，只能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将马克思贫困理论付诸于中国革命实践，推翻旧制度下压迫人民群众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解决新中国的贫困问题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并强调“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过程中再次谈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时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主要途径。

四、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长期以来制约中国发展的贫困难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中国将从生存型绝对贫困治理阶段进入发展型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相对贫困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表现为由于社会存在分化致使一部分人的全面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从国际经验来看，由生存型绝对贫困治理转轨到发展型相对贫困治理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将迎来历史性的重大变革和更高层级的战略性转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时度势地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体现了我国对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的战略性统筹安排。面对即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探索过程中的一系列贫困治理思想，对当代中国相对贫困问题治理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一）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也作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阶段。那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具有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态势、经济发展的创新力和科技动力不充足的特征，这些基本特征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财富分配不均衡的现象，贫困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未彻底消除。虽然我国在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但在解决生存型绝对贫困之后所要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发展型相对贫困问题。因此，在制定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策略时应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只有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特征，才能从制度层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二）运用改革创新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战略

改革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创新是国家繁荣富强的不竭动力。正因为邓小平在1978年释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活力，今天的中国才能够稳步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今天的中国人民才能摆脱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国家立足于我国贫困而广、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多的客观事实，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状况，针对贫困治理体系、治理战略、治理结构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贫困识别机制、监督考核机制、驻村帮扶机制、精准扶贫工作机制、资金管理机制、金融服务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所激发的活力，才使得我国从整体性贫困状态顺利进入到全面小康社会。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面对相对贫困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应该继续释放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的活力，推动相对贫困治理的测量标准、瞄准对象、目标追求、路径策略的纵深性改革，以改革创新激发政府、社会、市场的活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促进”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三）“三步走”与“两个大局”战略构架仍需长期坚持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所设计的“三步走”战略已经提前走完前两步，正继续向第三步目标即“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在“两个大局”战略构架下，我国于1996年正式启动东西部扶贫协作，沿海发达地区通过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社会帮扶等措施结对帮扶两部贫困地区，为两部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立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构建出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制度体系，为沿海发达地区结对帮扶内地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制度保障。进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之后，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短期内仍然存在，治贫策略应该紧紧围绕“三步走”和“两个大局”战略构架来设计，持续发挥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制度优势，全面提升贫困治理能力。

（四）继续发挥教育和科技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贫困源于人类社会改造自然能力的不足，致使物质资料生产难以满足所有人的现实需求。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贫困归因于人口素质发展的滞后性，人口素質的提升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邓小平一贯高度重视通过教育和科技的力量来提高全社会生产力。1977年，他主动要求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强调教育和科技进步是中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指引下，我国制定了《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和《科技扶贫行动方案》两个重大专项扶贫政策，在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提升和内生动力培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应特别注重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持教育扶贫和科技扶贫政策的稳定性与延续性，确保已脱贫群体不返贫和降低再生贫困;二是根据相对贫困的阶段性特征，对教育扶贫和科技扶贫战略举措作出动态调整和制度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在贫困治理道路上进行了艰辛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理论与实践一脉相承，目标和道路坚定一致。邓小平贫困治理思想在中国扶贫开发战略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既一脉相承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贫困治理思想，又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战略的新征程，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出更加宽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