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贺

摘 要：辽朝佛教渊源及其成分复杂。从总体上看，辽朝佛教主要是继承唐五代和渤海佛教，其中又以唐五代为主。这一点从辽朝寺庙、佛教经典、造像以及某些佛教学说的流行上不难看出。而渤海国崇尚佛教，灭亡后又被纳入辽朝版图。毫无疑问，渤海佛教也是辽朝佛教的重要来源之一。另外，种种迹象表明，回鹘佛教也是辽朝佛教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而来自天竺摩揭陀国的佛教也可被视为是圣宗朝以后辽朝佛教的渊源之一。

关键词：辽朝;佛教信仰;渊源

中图分类号：K246.1;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7-0008-04

契丹人在建立辽朝之前，就曾与周边政权和部族展开过交流。10世纪初，契丹人不断壮大，建立了管辖众多民族的辽朝，并占领了部分汉地。契丹族的早期经历使得其佛教信仰有着多个来源。目前学界关于辽朝佛教的渊源，存在众多观点，如高句丽、突厥、三燕、北魏、隋唐、突厥、回纥和渤海等，相关综述可参见拙作《辽朝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辽朝佛教信仰的渊源进行厘定，对于解释辽朝佛教的诸多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斧正。

一、唐五代渊源

辽朝佛教最主要的来源是唐五代佛教。首先，辽朝初年通过版图扩张，将燕云十六州收入囊中。会同元年（938年）“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1]燕云十六州的佛教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尤李认为“中晚唐幽州地域流行的大众文化佛诞日巡礼、起佛名、佛号的习俗，到辽朝均影响到契丹贵族。佛教信仰和习俗生命力顽强，能跨越朝代、超越阶层和族群。”[2]燕云地区纳入辽朝版图后，燕云地区的佛教习俗及其背后所折射的佛教信仰层面的内容，连同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寺院随着十六州的纳入而传进辽朝。如幽州的悯忠寺，蓟州的感化寺、祐唐寺等。从五代入辽朝因战乱受到损坏的寺庙，也得到了修复。如祐唐寺，在入辽之前“晨钟暮磬，上闻兜率;禅宗律学，宛是祇园;骈阗可类于清凉，赫奕遥同于白马;乃法侣辐辏之乡也。”表明该寺发展兴盛，尤其是禅宗和律宗，在此寺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爰自大兵之后，并已烬灭。由谓物不可以久废，故享利于德人。德人者，即寺主大德，乃当寺之景派也。”[3]因为受到战乱影响，祐唐寺遭到了打击，后得到修缮。除佛寺外，在佛教造像方面，辽朝同样受到唐朝影响。会同十年（947年）《宋晖造像题记》载“弟子宋晖法愿造阿弥陀佛一尊。又愿合家长幼□灾，一心供□。”且其形制与唐造像相同[4]。

其次，在佛经方面，辽朝也体现出了对唐的继承。咸雍三年（1067年）《赵文祐造幢记》载“奉为亡过父母特建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幢记”，其中的陀罗尼经就是由“唐开元三朝灌顶国师和尚三藏沙门不空奉诏译。”[5]也就是说，赵文祐所刻《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为唐朝密宗“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所译版本。大康二年（1076年）《普同塔经幢记》载该经幢所刊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罽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6]，佛陀波利虽出身罽宾，但是其翻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却在唐高宗的支持下进行的。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辽朝影响力相当大。以上例子，可从佛经传承的角度证明辽朝佛教与唐朝佛教的内在联系。

再次，辽朝也继承了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八大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此处以禅宗为例，“辽初期禅宗传播主要继承唐代余绪，但势力较唐代时已明显式微，传播踪迹有盘山感化寺和京西马鞍山潭柘寺。盘山是唐代禅宗弘传的重心，禅寺禅僧都集中于此，极一时之盛。”[7]表明盘山禅宗在朝代更迭中始终得到延续和继承。另在应历二年（952年）《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中载“禅师洎传六祖之衣，将付一真之理。”[8]明确提到活跃于唐前中期的禅宗六祖惠能，并且表明辽朝智辛禅师修惠能一系禅宗。天庆五年（1115年）《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中提到“至康安二号，南宗时运，果有奇人来昌大旨”，南宗是惠能一系禅宗的另一种说法。碑文中称为奇人的传教者“乃曹溪的嗣，法眼玄孙。”[9]明确指出三人师承于唐朝慧能南派禅宗中的“曹洞宗”。

值得注意的是，“到中唐时期，由于各宗之间和各宗内部有了分歧乃至冲突，宗派观念日益凸显，终于在唐末以后形成了更为清晰的门户之见。”[10]辽朝继承了中唐以来浓厚的宗派意识。辽朝佛教存在“显教密教，矛盾而相攻;性宗相宗，凿枘而难入。互成非毁，谤议之心生焉”[11]的情况，由于佛教信徒修习不同的佛教宗派，导致了各宗派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存在的基础无疑就是唐中期以来浓厚的宗派意识，这也是辽朝佛教继承唐朝佛教的主要表现之一。

最后，在弥勒净土信仰上，辽朝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对唐朝的继承。弥勒信仰在形成之初“本身并无内外之分，这在唐代以前的佛经及中国撰述的文献中都记述得很清楚，如《名僧传钞》及《高僧传》都只说‘愿生兜率或‘生兜率天、‘至兜率等，并没有兜率内院的说法。最早视兜率天有内外之别的当是玄奘大师。”[12]也就是说，唐朝丰富了弥勒净土信仰的内容。而辽朝佛教继承了始出现于唐朝的“兜率内院”之说。这一点在辽朝人所刻房山石经中即有所体现，在辽人王寿、李肃等人所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中提到“为报三宝国恩，及为亡过父母，冤家债主，法界有情，同生兜率内院，远证无上菩提。”[13]明确提到由玄奘首倡的兜率内院，表明辽朝弥勒净土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唐朝影响。

综上可知，唐五代佛教是辽朝佛教的一个重要来源，并在多个方面对辽朝佛教施加了影响。

二、渤海渊源

渤海佛教是辽朝佛教的又一主要来源。渤海人有着奉佛的历史传统，“渤海人信仰佛教的傳统由来已久”，“在渤海上京、中京、东京等地区发现了许多佛寺遗迹，还有许多佛像，这些说明当时渤海人信奉佛教是一种普遍现象。”[14]太祖六年（912年）征伐渤海，“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15]天赞四年（925年）又“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16]用渤海人和汉人充实辽朝的东平郡。天显元年（926年），辽灭渤海，并将其纳入辽朝版图，设置东丹国对渤海故地进行统治。渤海国版图和大量人口的融入，使渤海佛教成为辽朝佛教的一个重要来源。且亡国后的渤海人并非聚居一处，而是散居辽朝各地。“迁居辽东、辽西、昭乌达盟一带的渤海人，总计约有九万四千余户，如果一户以五口计算，则有四十七万余人。”[17]王旭指出除迁往辽东外，还有一部分渤海人被迁往辽上京。如上京临潢府属县长泰县、定霸县、保和县、潞县、宣化县，祖州长霸县、咸宁县，怀州扶余县、显理县，永州长宁县、义丰县，降圣州永安县，饶州长乐县、临河县、安民县。若按每户均有六人计，上京道渤海遗民当有二十余万人[18]。渤海人散居辽朝不同地区，极有可能将渤海国固有的佛教信仰传播开来[19]。尤其是上京道的二十万渤海遗民，对佛教在契丹内地的传播应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故渤海佛教堪称辽朝佛教的重要来源之一。

总之，辽朝通过灭亡渤海，使渤海固有版图成为辽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其固有的佛教信仰散播开来。

三、回鹘渊源

辽朝建立前契丹人与回鹘关系密切，辽朝文化受回鹘文化影响颇大。回鹘有着信奉佛教的历史传统，回鹘佛教是辽朝佛教的来源之一。

辽朝后族与回鹘也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辽史·后妃传》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20]表明述律后是回鹘人的后代，而辽朝皇后又多出自述律后家族，可知辽朝皇后多有着回鹘血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回鹘文化的影响。辽朝后族普遍信奉佛教，如述律后曾与辽太祖、人皇王到弘福寺施观音像[21]。表明述律后受到佛教影响。有学者指出辽景宗皇后回鹘萧氏及其女儿观音奴曾参与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巨型观音修复工作的决策[22]。独乐寺观音阁的观音造像与安西榆林窟第39窟的回鹘风格观音造像相似，而河北易縣八佛洼的辽代罗汉造像又与榆林窟第39窟罗汉相似[23]。从有着回鹘血统的皇后造回鹘风格佛像的角度指出了辽朝佛教与回鹘佛教的内在联系。辽圣宗钦哀皇后“普全六行之余，洞达三乘之义。”[24]“三乘”即指代佛教，表明钦哀皇后信奉佛教。兴宗仁懿皇后“崇大雄之妙教，通先哲之灵章。精穷法要，雅识朝纲。建宝塔而创精蓝百千处。”[25]不但崇信佛教，还出资修塔建庙。“百千处”这样的描述虽带有明显的夸张成分，但却是其信奉佛教并进行宗教实践、推动佛教流布的一个真实写照。道宗懿德皇后亦崇奉佛教，其母秦越国长公主曾舍宅为寺，秦越国长公主殁后，懿德皇后曾“为母酬愿，施钱十三万贯，特为奏闻，专管建寺。”[26]根据以上内容可知，有着回鹘血统的辽朝后妃，尤其是辽朝皇后多崇信佛教，并在诸多领域对辽朝佛教产生了影响，为辽朝佛教注入回鹘佛教因素。辽朝建立后，辽与回鹘在佛教文化上还进行着直接交流。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外，葛华廷还提出“辽上京作为辽国的政治（某种意义上的）、经济、文化中心，贯通东西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就连接上京，有不少西域人来到上京，甚至迁到辽上京居住。回鹘僧侣和佛教信徒来到辽上京，遂将他们所信奉的带有西域特有色彩的佛教信仰带到辽上京一带”。辽上京附近出土的印佛陶模，当就是由回鹘人带到辽上京，或是由回鹘人在辽上京一带烧制的[27]。根据以上种种迹象，我们可以得知，回鹘佛教是辽朝佛教的又一重要来源。

需要强调的是，天显十二年（937年），辽太宗曾“诏回鹘使胡离只、阿剌保，问其风俗。”[28]会同三年（940年）又“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29]辽朝皇帝对于回鹘文化似乎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综合分析两条史料，可以得知，此时契丹人对回鹘独特的文化内容已经不甚了解。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因为此时回鹘文化中的某一部分已经融入进了契丹文化而被契丹人吸收，其余没有被契丹人采纳的风俗则成为契丹人眼中独特的回鹘习俗，佛教应该属于前者。

四、天竺渊源

比较特殊的是，直接来自天竺摩揭陀国的佛教也是圣宗朝后辽朝佛教的重要渊源。

在金人所刻房山石经《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题记中出现“大契丹国师中天竺摩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译”的字样[30]。可知《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的译者为辽朝国师慈贤。《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引文》记载“暨我大辽国有三藏摩尼者，从西竺至，躬慕圣化，志弘咒典。”[31]引文中提到的三藏摩尼即慈贤法师。结合两条史料可以得知，慈贤来自天竺的摩揭陀国，其来到辽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弘扬密宗经典，慈贤在辽朝受到礼遇，被尊为国师。身为国师的慈贤所译《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应为辽朝的通行版本。《纯慧大师塔幢记》载纯慧大师“敷课于白伞盖，每宴坐诵持，”[32]其中提到的“白伞盖”应为慈贤所译《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的简称。来自天竺的慈贤为以唐五代佛教为主要来源的辽朝佛教注入了天竺因素。此外，在庆州白塔“塔身浮雕中还有‘胡人入辽浮雕一副，雕于第一层窗棂之下东南方向，狮前有一胡人牵引，中为一契丹人，后仍为一胡人，深目、高鼻，头戴帻头，卷须，脚穿高靴。西南向雕一麒麟，也由一胡人牵引，西北面为两人捧一盘，盘中放珍宝等贡物。”[33]浮雕中的胡人应是天竺人，其深目、高鼻和卷发也符合天竺人的形象。且辽朝人在提到佛教的传入时，往往不会定位在契丹建立前后，强调唐、渤海、回鹘等佛教对辽朝的输入，而是将自身视为中原王朝的后继者，追溯至东汉时期。强调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如大康七年（1081年）《义丰县卧如院碑记》载“伏以金容殄影，权方终于天竺;玉偈流芳，适化被于支那。”[34]再如乾统八年（1108年）《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载“伏闻大雄示化，肇兴五竺之邦;像法定期，实属千年之会。渐流通于震旦。”[35]认为佛教兴起于天竺，并流布于中国。强调的是天竺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表明辽朝人对于天竺佛教有着很深的印象。而在圣宗时期，慈贤已经官至国师，在辽朝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可知辽朝佛教与天竺佛教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故庆州白塔的胡人入辽图应是对这一时期有天竺人来辽朝传播佛教史实的反应，故白塔上出现的胡人形象更应该是天竺人。

综上，辽朝佛教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源头共同组成。其中，唐五代渊源与渤海渊源可以追溯到辽朝早期的对外扩张，佛教的回鹘渊源与辽朝早期历史和后族的血统密切相关。圣宗朝之后天竺佛教的流入，当是辽朝重视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表现。辽朝佛教的多元色彩，也充分体现了辽朝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辽朝作为一个由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其中汉人、渤海人、奚人和回鹘人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保留并尊重不同源头的佛教信仰，有利于稳固契丹族的统治。而不同源头的佛教在辽朝相互吸收、融合，最终形成了辽朝独特的佛教文化，成为辽朝各族人民的普遍信仰，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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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The Research the Origin of Buddhism in Liao Dynasty

JU H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 and composition of Buddhism in Liao Dynasty are complex. On the whole， Buddhism in Liao Dynasty is mainly inherited from Buddhism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d Bohai Sea， especially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popularity of temples， Buddhist classics， statues and some Buddhist theories in Liao Dynasty. The Bohai State advocated Buddhism and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Liao Dynasty after its demis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ohai Buddhism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Buddhism in Liao Dynasty. In addition， all kinds of signs show that Uighur Buddhism is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and component of Buddhism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Buddhism from the central Indian state of mogatuo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ources of Buddhism in the Liao Dynasty after the Shengzong Dynasty.

Keywords： Liao Dynasty; Buddhist Belief; Ori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