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雅琨

在唐代（唐文宗）时期，撰写墓志铭在长安的文人中极为常见，每及士族之家或在朝为官者逝去，其门前必聚集大量文人争相作墓志铭，韩愈便是其中一员。《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作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被认为是韩愈的最后一篇文论著作。墓主樊绍述与韩愈交情甚深，其文晦涩苦坚，但十分为韩愈所看重，在《与袁相公书》中韩愈写道：“善为文章，词句深刻，独追古作者为徒，不顾世俗轻重。”可见对樊绍述的赞赏之情。韩愈的墓志铭最为突出之处在于其与传统墓志铭的创作结构及内容有所不同，传统墓志铭大同小异，以介绍墓主生平事迹为主，兼顾墓主的光辉事迹及过人之举，主以赞美溢情;而韩愈所做墓志除“谀墓”之词外，更将一些小吏及落魄的文人的墓志铭写成了可亲可爱的人物素描，在墓志中提及生活细节之事，读之或非常亲切或啼笑皆非。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铭曰”中韩愈用短短9句63字申明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即“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词必己出是对文章创作提出的要求，出入仁义是对文章内容做出的衡定，文从字顺是对文章的艺术性进行的论述。

一、创作理论：词必己出

唐代文学的发展在经过了六朝的累计后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初唐时期的上官体虽笔无实情却尽显用词繁彩，“初唐四杰”高扬的热情不乏佳作，陈子昂的复古理论虽未取得全面胜利却已震耳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