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婷 黄永健

摘 要： 香港街头招牌的北魏楷书字体是多元化文化背景下催生的文化产物，也是香港在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演变的视觉符号。论文以“香港北魏楷书字体”为视角与轨迹，探索香港的文字景观，探讨街道字体视觉要素如何影响香港城市文化的塑造，为我们探索城市文化建设提供启示。

关键词：街道字体；城市文化；字体设计；香港

中图分类号：J12 文献标识码：A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文化支撑城市的发展。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文化的舞台。“对城市文化的讨论， 是文化实践中亟需面对的问题。城市文化保留着城市记忆，存在每一寸土地、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空间中。”[1]街道是城市的线性空间，串联起居民在公共空间的日常生活，彰显着城市的生命力。美国建筑师雕各布斯曾说过：“我们对城市的第一印象是街道和广场。街道沉闷，城市也沉闷。街道有生气，城市也有生气。”[2]24-30招牌文字是街道文化的明显表征。一排排招牌林立的文字景观造就了城市新的风景线，演绎着城市街头文化。招牌文化厚积薄发，尤其是招牌上的汉字文化。汉字是象形文字，具备图形意义。无论是视觉表达、版式设计，或是美学价值，汉字都是经典形象符号之一，彰显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将中华书法艺术与建筑进行融合的传统存在已久，比如对联、横幅等等。书法创作对于建筑设计具备美学意义。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扩张，汉字艺术的发展也遇到了挑战：汉字艺术如何与城市文化相结合？如何在局限里空间营造特定氛围？又应该如何保护延续？等等一系列难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在我国把汉字文化融合城市建筑的视觉传达形式，进而影响城市文化的城市中，香港是一个典型代表。香港的城市文化是多元性的，一方面，古老的中华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展现现代城市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城市的拥挤空间又形成本土的拥挤文化，进而影响招牌字体。香港学者郭斯恒教授说：“寻觅属于香港的视觉文化，多关注老街、老社区的东西，抬头看看那些招牌，这些都是本土文化的产物。”[3]4-5因此，本文以香港经典招牌字体——“香港北魏楷书字体”为案例，在历史脉络中分析其根源、功能、美学风格、发展现状及延续保护，分析中华文化的影响作用，探讨文字设计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汉字结合城市文化发展的解读。

一、拥挤文化下的香港品牌

（一）香港的拥挤文化

“拥挤文化”概念出自欧洲建筑思想家雷姆·库哈斯于1978年的著作《癫狂的纽约》，书中对美国式高密度建筑进行解析。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极高的人口密度造成高密度的摩天大楼、狭窄繁密的楼宇空间与高低错落的街道。“若以建筑物的常见密度表达式楼层与地皮的比率为单位，休斯顿、伦敦、香港的平均密度分别是9.5、42.3和300.5。”[4]76对于地狭人稠的香港来说，拥挤感是其城市常态，由此形成了特有的拥挤文化。[5]香港文艺创作者常在作品中表达对生存状态的反思。比如罗启锐导演的电影《岁月神偷》，狭窄的楼道便是主人公的故事背景。

（二）拥挤文化独有的招牌视觉景观

拥挤建筑成为香港代表性的城市标识，而此催生下的招牌鳞次栉比，构成了独有的空间信息视觉景观。香港也因此被誉为“水泥森林”“招牌之都”。寸土寸金的街道上演商家的激烈竞争。商家为了吸引路人的眼球，会以夸张的招牌尺寸向两侧做最大化延展，形成一个垂直于建筑立面的展示界面，在招牌两面都写满信息。无论路人和车流的行踪轨迹如何变化，都能从正面或侧面受到各种向外悬挑、两侧延展、垂直落地的招牌广告信息轰炸，解读多样视觉及文字信息。

根据市场需求，招牌材料也有铜制、木制、胶制等等种类。1930年代，霓虹灯在内地和香港兴起。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是吸睛的视觉形式，结合了传统书法艺术和新奇的现代广告手段，成为香港80年代流行文化的视觉象征符号之一，香港也因此被誉为“东方之珠”。形成香港招牌格调更重要的元素是其采用的字体。字体是广告信息传达的核心元素。从广告的视角出发，如何在拥挤空间里以最简明的方式有效传递信息，带来视觉震撼力？香港街头交出了一份醒目的答卷，也就是气势超群的招牌字体——北魏楷书字体。

二、“香港北魏楷书字体”的起源与发展

楷书始于汉末，从汉隶书法演变而来。魏晋南北朝時期，社会动乱引发书法的变更，分为南北两派，北朝的碑版称为北碑，指的是当时的碑刻字体风格。当时印度佛教盛行，佛教文化与我国书法艺术的结合，形成魏碑书法造型夸张、线条硬朗的风格特征。[6]“北派的书体有着汉隶的风格，由于以碑刻为主，所以字形看上去朴实方正，笔画钝角分明。”[7]120

民国时期，岭南书法家区建公延续赵之谦的北魏书法。随着战争爆发，40年代区建公南迁到香港之后，将赵之谦的魏碑风格楷书进行改良，字体转折使用中锋，更为平稳。区建公是北魏楷书的重要传播者，他结合香港当地环境，深挖字体的特点，并大量使用在街道招牌上。同时他开书法班教人写字，成为当时有名的书法教育家，誉满书坛。北魏楷书之后由香港民间书法家们进一步演绎为如今的北魏楷书字体，在1940至1980年代的香港大行其道，故称“香港北魏楷书字体”。

商铺广泛使用北魏楷体，一时蔚然成风。中环的镛记、奇华饼家、李锦记等便是著名的例子。每张写着北魏楷体的招牌，对人们进行密集的信息轰炸，声色浩荡地组成一片信息海洋，塑造了香港特色城市面貌。

三、“香港北魏楷书字体”的功能性与美学价值

（一）“香港北魏楷书字体”的功能性

《城市字海——香港城市景观研究》一书提出了“城市字海”概念，作者认为：“城市字海是居民、商户多年来，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和城市空间互动的集体创作，是城市美学的具体呈现。”[8]195除了区建公这一派的北魏楷体之外，香港还有另外一款著名的字体——“李汉港楷”。这是一款为招牌应运而生的字体，特点是笔笔相连，在香港九龙地区仍然可以寻觅其踪影。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写字档”在香港作为一份职业，有政府颁发营业许可证，以流动摊位的模式进行。“李汉港楷”的创始人李汉，正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写字师傅。他与旺角的招牌师傅李威是多年的搭档，共同合作许多生意。20世纪中叶，香港招牌造字基本都是商家委托招牌师傅与写字师傅通力合作。师傅们接到任务后，通常会思考客人的形象定位、制作工艺等因素，再进行字体、图形的设计，经过毛笔手写后再用框架切割设计，也就是字体设计的雏形。比如，写字师傅李汉考虑到招牌的安装效率，根据材料特点，执笔时通常将笔画末端相连，形成一整块，方便招牌师傅整块切割，工人也整块安装，防止由于不识字造成笔画混杂的错误，更有效率。所以 “李汉港楷”的最大特点是笔笔紧凑相连，撇捺粗细一致。力道比起北魏楷体更加中庸一点，迎合市场所需。

“香港北魏楷书字体”的制作受限于制作方式的条件，包含结构比例、辨识性、字体空间处理等等，都需考虑字体的传播功能。字匠们在视觉与尺寸上的精准拿捏，契合招牌大尺寸和远距离阅读效果和审美体验，使招牌与人的视觉对应关系变得直接，满足招牌实际功能需求。北魏楷书字体紧凑有力的笔画，变化多端的形式，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适合大型展示招牌，在狭窄空间突围而出，彰显岭南人实事求是的庶民文化。

（二）“香港北魏楷书字体”解析

北魏楷书字体经过多年的风格演变，已有香港鲜明的特点。笔者选取北魏时期的楷书字体“玄”字、“崇”字与香港招牌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记”字、“兴”字、“昌”字共五字进行分析（表1，“玄”“崇”字体图片源于《始平公造像记》；“记”“兴”“昌”字体图片分别摄于香港镛记酒家、文兴大厦、隆昌行）。

纵观这五个字，它们在笔画、结构、风格、美感等维度上具有以下共同特点（表2） ：

（三）“香港北魏楷书字体”的美学价值

1.街道招牌的人文情怀

“香港北魏楷书字体”成为香港街头极具活力的视觉要素， 同时带有手写书法一笔挥就、元气淋漓的美感，如同一个符号与香港视觉文化相辅相成，是香港本土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蕴含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

“香港北魏楷书字体”是具有温度的字体。建立在字体本身美感和技術之上的，是写字师傅的服务态度。丰硕的汉字格调及工艺材料之所以能凸显出各行业的差异性，得益于写字师傅的工作态度。他们深谙各行业的实际需求，为下游工作提供便利，认真处理笔画细节。这种度身定做的考究态度，匠人之间相互理解的温暖为香港街道增添一丝人文温度。正因如此“香港北魏楷书字体”才经得起时间的沉淀与市场的考验，体现了当时年代“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城市美学，构成了香港独一无二的风景线。

2.中华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香港北魏楷书字体”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港风”美学体系的重要元素，离不开中华传统文明深厚沉淀的土壤。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符号，是传承文化、传播信息的钥匙，也是凝结中国心的纽带。旧时香港许多商铺招牌都是名家写的，比如在荷李活道可以看到齐白石大师题名的“同仁堂”，于右任大师写的“泉章居”，沉淀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北魏书法演变为香港北魏楷体这一历史事实，深刻体现了香港与内地文化的同根性。北魏书法孕育了香港的北魏楷书字体，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北魏楷书字体通过继承中国书法的丰富传统而适应了当地社会发展，焕发勃勃生机。书法字体是霓虹光管媒介的不二选择。充满个性的笔画结构彰显魅力，直到1990年代仍常见于市场。香港受中华传统文化深远的影响，产生了独有的一种乡土视觉文化，带来难忘而有意义的美感体验。

3.香港招牌字体在香港电影中的传播

北魏楷书字体已经成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常出现在香港电影，成为香港经典印象之一。电影人纷纷聚焦香港招牌字体，尤其是“新浪潮”王家卫的电影。他极具特色的后现代风格将香港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香港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注脚。比如电影《2046》的香港街景中街道招牌混合的字体，例如楷书、隶书、草书等等，都是由香港书法大师华戈亲自执笔书写；比如电影《重庆森林》的海报，是设计师黄炳培走遍香港大街小巷，拍下了200多张街头招牌的照片，从里面选中含有“重”“庆”“森”“林”四个字拼贴出来的。他们用独有审美的镜头语言记录下香港跃动鲜活的视觉文化，借助电影这一媒介使招牌字体成为人们难以磨灭的记忆。

四、“香港北魏楷书字体”的发展现状与保护传承

（一）“香港北魏楷书字体”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后，街道招牌面临三大困境与挑战。一是香港进入电脑时代，随之计算机打印技术的普及和机械化生产，电脑制字技术的风行改变了文字行业原有的生态。香港传统工业营运成本上涨，原有的广告业生存艰难。二是社会风气发生转变，追求效率的“速食文化”大行其道。香港本地店铺快速迭代，拥有独立经营的各式商业霓虹灯招牌正逐渐被连锁店和全球品牌所取代。加上一些旧区老铺因昂贵地租无法继续营业，LED灯为主的新技术大面积应用，霓虹灯的老旧等缘故，传统大型灯箱招牌在香港逐步被撤除，屈管师由高峰时期的上百位锐减为2017年的仅仅7位。三是政府推行市区重建政策，统一规划空间格局秩序与文字展示。香港街道上许多店铺被要求换上政府指定的招牌， 削减了原有的店铺特色与个性。

随着香港经济转型和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天翻地覆的发展状态令霓虹灯制造业逐日衰退，“香港北魏楷书字体”也因此受到影响，街道上的书法家墨宝被拆，逐渐消逝。目前保存最多的是香港西营盘地区。

（二）“香港北魏楷书字体”的保护传承

“香港北魏楷书字体”倾注着书写者的热情，如今这份热情也逐渐被世人所珍视。不少学术机构和公司、学者、设计师纷纷加入北魏楷书字体的保护行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原香港理工大学老师谭智恒、郭斯恒及其学生陈浚人、“李汉港楷”传人李建明等等。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和行动值得我们关注。谭智恒，原香港理工大学的主任、设计师，他最先聚焦西营盘地区招牌上的北魏楷书，也是最早的发起人。他通过教授学生和发表博客文章引起人们对“香港北魏楷书字体”的关注。郭斯恒，香港理工大学教授，2015年8月开始进行霓虹招牌研究项目。其团队深入香港多地，记录了香港超500块霓虹灯牌，2018年出版了《霓虹黯色——香港街道视觉文化记录》。陈浚人，谭智恒的学生，身兼字体设计师与设计总监，他还有一个身份是“香港北魏真书字体设计计划”发起人。2012年开始，他将“香港北魏真书”作为文化钻研及字体设计项目，走遍大街小巷寻找北魏楷书的痕迹，还对香港货柜车上的字体进行观察，并拜访了创作者杨佳老先生，进行两代字体设计者之间的交流。2017年他出版了《香港北魏真书》，并获得多项设计大奖。

在陈浚人的设计理念中，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元素的联结是设计作品的关键。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香港北魏楷书字体”，而是以它为蓝本，注入现代化风格的设计思维，从已有的传统重新演绎，最终创作一款现代字体。他善用现代科技，在许多当代艺术装置中应用这款字体。例如陈浚人曾将北魏真书字体比例放大，做成艺术装置与灯箱的形式，于香港K11展览展出。此外，他还在自己的商业设计中广泛使用这款字体。与陈浚人一样致力于打造一套专门的北魏楷体字库的，还有李建明，他是前文所提到的招牌师傅李威的儿子，目前是“李汉港楷”字体的传人、“李伯伯街头书法复修计划”负责人。从小帮忙父亲打理招牌生意的他对李汉的字充满感情。2016年他开始把李汉留下的毛笔字逐步整理并完成电脑化，经过一年多时间完成了七千八百字。他善用招牌师傅笔画组字的本领，参考传统的印刷体，既保留原始的形式美，又凸显加工变化后的设计风格。他还主动做附近社区的城市字体导览，举办字体展览，寻遍街头巷尾自制一份李汉招牌的地图，并在2019年出版著作《你看港街招牌》，进一步传承保护香港字体文化。

此外，发起保护行动的民间组织还有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CACHe），团队考察香港的文字景观与城市发展史，于2017年出版《城市字海——香港城市景观研究》；香港建筑设计师冯达炜、麦憬淮于2017年创办的招牌保护组织“街招”，共同收集、维护本土街道招牌，定期举办展览，通过活动展示招牌街景，讲述香港城市故事。与民间的个人与组织的保护行动相比，香港政府的做法倾向于排查招牌的公共安全隐患问题。2000年香港政府颁布招牌建筑条例，以招牌监管制度为主，包括针对大型违例招牌的执法行动，即大型招牌的安装需要政府认可的工程牌照；定期对弃置及危险违例招牌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等等。如今所有招牌需要达到标准才能继续使用并予以相关机构批核。

结 语

留存于街道招牌与标识的文字是一面镜子，其生存状态实时反映城市的精神面貌、日常生态、文化价值、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变迁。香港城市文化是中西文化互相兼容、本土拥挤文化蓬勃发展的混杂集合体。香港的拥挤空间造成街道招牌的局限性，经大陆内地流传演变的北魏楷书字体又在香港重新演绎，成为招牌适用的经典字体，带来热闹繁华的视觉感受，营造浓厚的市井气息，进一步塑造香港的拥挤文化，成为香港独特的视觉符号。

如今在社交媒体的普及下，霓虹灯迎来了它的第二波高潮，被定义为赛博朋克风格的視觉元素，成为潮流与复古的代名词。在这波回潮的风向中，作为设计师，应该重新理解并接纳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学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智慧转译成当代的设计语言。中华文化是源头活水，每一位字体设计师都应该对中华文化产生深深的认同和感情。通过“香港北魏楷书字体”这一案例，从城市文化视角挖掘汉字设计结合城市的发展演变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能够为我们探索城市文化建设的方向带来启示。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传统中国书法，学习将传统文化的风骨气韵注入当代字体设计中，深挖本土城市文化价值与特色，提炼各行业的发展特点，在字体创作中转译成现代设计语言，营造特有的城市文化视觉。

汉字是中华民族美学的根源，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特色，彰显着永恒的中国魅力。北魏楷书字体在香港的演变，蕴含着香港与内地生生不息的渊源与情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号下，让汉字的璀璨光芒照耀人类共同文明之地， 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子孙的共同理想。

参考文献：

[1]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J].文艺研究，2007（05）.

[2]Jacobs，J.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Cities[M].Penguin，Harmondsworth，1965.

[3]郭斯恒.霓虹黯色——香港街道视觉文化记录[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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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浚人，徐巧诗.香港北魏真书[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

[8]“城市字海”策展团队.城市字海——香港城市景观研究[M].长春：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2017.

（责任编辑：林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