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会议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而后则转移到汉口的黄陂会馆举行。整个会议定位“半公开”——开幕式是公开的，但后面的议程则是不公开的。

中共“五大”有两个会场，即在武昌与汉口先后举行。汉口的会场之所以选在湖北黄陂同乡会会馆（简称“黃陂会馆”），与湖北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蔡以忱有着密切关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

在暴风雨已经来临之际，192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中央全会，正式决定在武汉召开党的“五大”。这是一次在非常时刻举行的非常会议，作为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宣传部主任（部长）兼武昌地委书记的蔡以忱，与负责会议安保的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吴德峰出席了联席会议。蔡以忱在发言时指出，由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中共大多数代表均住在汉口，如果在武昌开会，代表们乘轮渡（当时没有长江大桥）往返两岸需两三个小时，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他代表中共湖北区委报请五大筹委会秘书长蔡和森同意，会议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而后则转移到汉口的黄陂会馆举行。整个会议定位“半公开”——开幕式是公开的，但后面的议程则是不公开的。

蔡以忱之所以提议把汉口会址移至黄陂会馆，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里安全、便捷、适用。首先，黄陂会馆场地宽敞，设备配套，适合作“五大”会场。而黄陂会馆毗邻的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名将唐生智所部的军营与校场，闲杂人等难以接近会馆。其次，黄陂会馆大门旁边设有两间警卫室，里面常住便衣卫士，每天三班，24小时执勤，并与门外的便衣利用暗号保持联系。而会议期间，由于会馆四周地方宽敞、视野开阔，除吴德峰领导的武汉市公安局警察部队五大安保主干人员外，还有汉口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队长范正松率队化装成便衣布置在各个岗位，担任警戒。第三，黄陂帮会中的进步人士经常在此聚会，蔡以忱可以通过人脉关系，以维护黄陂会馆财产安全为由，说服黄陂旅汉乡绅与帮会老大到会，让他们对大会进行暗中保护。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等人。尤为“非常”的是，这些人大多数都已上了蒋介石的“通缉名单”。此外还有若干非正式代表。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开幕式结束后，中共“五大”于4月28日休会一天，29日正式将会场转移到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秘密举行，便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毛泽东等人进行了发言。毛泽东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5月1日，“五大”与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各界隆重举行的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5月2日、3日为大会发言，6日休会一天。大会于5月9日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44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10人。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2021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