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娇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不同时期都重视“三农”工作，推动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同时，百年来党推进“三农”工作也累积了重要经验：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确保守住农村发展底线夯实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不断对农民进行教育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三农”工作的经验，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要提高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有效性，注重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与效益高质量发展，培养教育新型职业农民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百年中国共产党 乡村振兴 “三农”工作

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重大疫情应对中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防范对策研究”（CYB20109）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三农”工作的历史进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广大中国人民带来了夺取革命胜利的希望，在党成立之初“城市中心论”指导下多次失败后，决定深入农村开展革命工作，这一决定为党的革命事业带来新的转机，也由此拉开党探索推进“三农”工作的序幕。因不同时期党的主要任务的不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三农”工作的有着不同的工作目标与工作重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农村工作的初步探索及成效（1921—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在大城市中间，中国共产党重点放在发动工人运动上，在多起工人运动失败后，革命困境日益凸显，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决定带领军队前往省与省交界的狭隘农村。深入农村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进一步意识到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通过土地革命让广大贫困农民在经济方面获益，保证农民基本生存需求。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了思考农村发展方向的初步萌芽。

深入农村后的中国共产党，将农村农民作为领导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逐步制定和实施了党领导农村发展的各项政策，党在扩大农村根据地过程中，协助农民将封建势力打翻，并将农村一切权力归于农会，农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面对当时党内对深入农村不利革命的质疑，毛泽东同志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与以往贫苦农民被剥削地位相对应，革命时期的贫苦农民在参与革命运动过程中，政治上的地位逐渐提升，贫苦农民也在党的领导下获得政治上参与处理农村事务的权利。此后农村政权普遍建立，农会协助党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开展文化教育，党已有借助农会处理农村各项事务的经验，农村工作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征已经凸显。由于农村的客观环境以及党对农村农民的正确认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主要服從于革命需要，但这时还不能将推进“三农”工作视为党的首要任务，党仅仅通过基层党组织实现对农村的控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农村农民的结合。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对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探索（1949-1978）

革命时期党就确定了农村发展必须由党来带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如何根据国内现实条件解决贫困问题又成为一个重要又紧迫的问题，因此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农业解决温饱问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三农”工作的重点。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党的第一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均提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农业发展目标追求。为了突出解决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全国人民基本生存的紧迫问题，中国共产党将农业生产视为压倒一切的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加紧熟悉农村经济工作，派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加强党统领农村经济工作的能力，并让基层党员干部参与集体劳动，推动粮食生产。为了防止党执政后腐化变质，毛泽东同志赞同在农村开展整党活动，坚持在当时环境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由此可见，这段时期的“三农”工作是在确保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与不变质下，将农业发展作为“三农”工作中首要的任务。

早在1943年，毛泽东同志就思考中国的农村要经过两个革命：第一个革命是废除封建土地关系，通过土地革命让广大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这是基础性措施；第二个革命是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革，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分散的小农经济变为集体经济，从而使农村有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我国具有和平的环境后，毛泽东同志将思想付诸于实践，指明如果不能“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激励农村党员干部不断探索农村农业发展的新形式。1951年恢复国民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农村物资匮乏，整合利用当时生产工具等有限的资源发展合作生产；到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时，意识到农村的个体经济会阻碍我国集体经济的扩大，又通过实行农业合作化和办人民公社解决农村发展的两极分化现象，引导农村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经过两年来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成果，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农业要实现机械化，指出“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在1959年的《党内通讯》中，毛泽东同志将机械化步骤阐明，指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农业发展远期目标即是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要求。这些探索表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农业发展作为“三农”工作重点，也为改革开放后进一步推进“三农”工作积累了经验。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三农”工作的持续推进与成效（1978-2012）

在实现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把握农村发展方向、指导农业建设的领导力量。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温饱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仍然以农业为重点，探索农业增产的方式，此后由安徽、四川省内地方农村率先进行农村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农业增产后，党发挥领导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地方推广到全国。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土地不能容纳多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乡镇企业又在农民剩余劳动力积累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1985年的“七五”计划中党明确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此后于1997年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继续延长30年。长期的“三农”工作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后党一直支持鼓励农村自主发展，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农村与乡镇共同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

到了21世纪，我国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但长期以来“三农”发展中凸显的问题，即我国农业发展滞后于其他产业发展、农民收入低于城市收入水平、城乡差距拉大的突出问题也进一步阻碍了我国发展。中国共产党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依靠农业的发展成果推动工业取得显著进步，到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发展现状的深刻变化，指出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是造成“三农”发展滞后于国家整体建设的原因，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此后中央又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将结合城乡发展推进“三农”工作作为重点，对农村农业农民发展作出进一步的规划指导，表明党在新时期已经探索城市与农村的共同发展的实践。与农业农村发展相对应，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农民的政治素质、能力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发生明显变化，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注重农民在开拓新路的作用，将推动农民自身发展作为党推进“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加大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提出要培育职业农民，动员农民以先进的生产观念与思想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适应经济社会需要的农业，推动“三农”工作在改革开放时期有规划性展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创新（2012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发展整体高度看到农村与城市长期发展不平衡问题，认识到“三农”工作不深入推进，不仅会阻碍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到全中国未来的发展形势，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推进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中的重点。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提到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三大任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提出更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积累导致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作为重点解决问题；此后党又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改善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三农”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与也进一步发生改变。在发展农业方面，党面对当前农民外出务工出现的农业用地荒废问题，通过推动农业用地三权分置，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确保农业用地得到有效利用。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措施，保证农民通过土地获得收入，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通过去库存破除农业产品无效供给，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同时鼓励农民多方面就业，增加收入来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为改变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形势，政府通过政策措施吸引人才、资本等向农村投入，将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等作为发展目标，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生态发展上，我国坚持通过绿色发展来促进乡村振兴，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农村产业、农村旅游等，生态保护也在农村发展规划中开展。

从建党之初到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推进工作呈现出最初重视农业发展，到关注农村农民发展，再到新时代以来党从国家整体发展高度关注农村、农业及农民发展的特点，“三农”问题的产生、积累与解决应对，是在适应不同时期国家总体发展需要上，不断发现与解决问题的统一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服从革命需要重视对共产党员进行教育，通过有组织有能力的领导来引领农村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执政地位，农村自觉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单位，这段时期重点在于发展农业解决温饱问题；到改革开放后，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推动党探索中国农村农业与乡镇企业的共同发展的路径与方式，农村在与城市深入交往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共同发展；到当前，党从城乡融合发展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积累导致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促进农业农村的生态保护与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表明，当前党超越了以往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的思路，实现了对以往“三农”工作的重大创新。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三农”工作的经验总结

作为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这一特性决定了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都要将农村作为思考行动步骤的基本单位。回顾中国共产党推进“三农”工作的百年历程，总结相关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党长期带领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枫桥经验”报告上亲笔批示，让各地结合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借鉴枫桥经验处理农村事务。由于全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以摆脱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与控制，这时的农村已由党和政府完全控制，农村政治与经济都在黨单一控制下向前发展，党的领导完全渗透到农村各个方面，导致农民参与农业劳动的创造性在当时难以发挥，农民管理农村整体事务的张力有限，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改变了以往完全管控农村的方式，农村农民在党和政府退出农村管理过程中开始实行农村自治，农村农民在追求个人利益提高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追求上，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在此过程中，农村率先探索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和政府对此予以支持，农村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扩大农民自主权，形成农民的自主管理与国家整体治理相互促进的特点。进入21世纪，党在每年的财政投入中将更多的人才、资金等资源投入到“三农”，更加注重农村治理，党在推进农村发展中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更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民发展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社会治理更加被关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意味着党和政府不仅要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也要吸纳其他治理主体参与，进一步推进“三农”向前发展，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多主体参与治理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发挥党有效带领农村发展的作用。

总之，我国“三农”工作得以不断推进，既是农村集体智慧不断展现的过程，也是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结果，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党推进“三农”工作取得进展的重要经验。

（二）确保守住发展底线，夯实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要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从最广大农村出发，坚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毛泽东同志着眼于当时农业发展落后、无法满足全体人民温饱的国情，通过走农业集体化道路使当时农业得到恢复，保证了农村发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底线。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既保证了我国农村发展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也能激发农民积极性推动农业发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因此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守住农村发展底线的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农业探索经验，继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同时结合国内外发展形势，进一步对农村发展底线作出新的规定。在中央農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从守住土地制度底线、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守住农民根本利益底线三个方面对农村改革提出方向性要求，即从制度层面规定我国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下发展生产、从农业用地有效方面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从价值层面保证农民利益得到维护。面对世界生态环境急需保护的问题，党不仅将污染防治作为新时代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也将农村生态保护作为乡村振兴重点，保护生态环境也成为坚守农村发展底线的又一内容，确保今后经济发展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从环境上对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作出更多规划，守住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底线。

总之，中国共产党从最初规定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到保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长期不变、保证粮食安全、保证农民利益不受侵犯，再到当前农业生产过程中生态环境不被破坏，是党长期实践中拓展农村发展底线的丰富内容，保证了我国农村农业在朝着现代化前进路上取得新的进步。

（三）不断对农民进行教育，增强其自身发展的能力

恩格斯指出：“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对工农群众进行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有的实践，党一直注重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提高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早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农民作为中国最广泛的劳动阶级，农民自身的生存与生活在三座大山所受剥削下具有革命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除了对农民进行自身需要的教育外，也对农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更是对农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动员更多的农民参与到革命运动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建立适应农村农民发展的学校，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教育也在学校建立过程中扎实推进，全国农村范围内的扫盲运动取得很大成效；改革开放后，党在推进经济发展中要求要持续地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并制定了农村扫盲标准，规定了每个农民都享有的扫除文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将文化教育与农民日常劳动教育联系起来，满足农民基本日常生活需要，加大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农民。到新时代，党比以往更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党深刻认识到农民作为进行农业生产的群体，他们的发展快慢深刻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加大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更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

从建党到当前，农民在最初政治主体身份被党通过教育唤醒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注重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注重维护和促进农民的个人发展的权利，当前继续进一步激发主体性，不断加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教育、劳动技能教育，这是百年来党通过教育农民推动的“三农”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

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三农”工作的重要启示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三农”工作，在此背景下吸收借鉴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三农”工作的经验，能为新时代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带来重要启示。

（一）推进乡村振兴，要提高多主体参与治理的有效性

当前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明确将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治理有效要求党发挥对农村重点工作的管理和其他工作的引导作用，推动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并不断吸引多种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来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1.要确保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有效。在党委领导农村治理上，由于新时代以来农村利益多元、价值多样的现实实际，党要发挥在价值观引导、农村发展方向等关键领域的领导作用，确保对新农村农民进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保证农村正确的发展方向。在政府负责农村治理方面，乡一级政府要转变长久以来对农村的单一管理思维，及时转换角色，打造成服务型政府，为农村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保持农村社会的秩序稳定。在个体农民参与农村治理上，要依靠农民自身解决农村日常矛盾，激发农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性与积极性。

2.要确保吸引其他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政策措施有效。当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多种治理主体还未充分发展，要推动农村发展融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必须通过积极的资源投入提高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潜力，向农村投入更多资源，在满足乡村居民医疗、教育、环境等需要的同时，有效吸引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到农村治理。农村发展有利可图时，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积极性才会提高，治理主体的现有社会资源也会更加深入农村，让技术、人才、资源下乡。

3.要确保多种主体联合治理有效。面对各种治理主体治理范围不同，需要规范原有治理主体的治理范围，并对新参与的治理主体间的治理重点进行规范，让每个治理主体有参与治理的空间，这样才能进行深入分工与合作，达到多主体治理大于原有单一治理的效果，否则在多主体不明晰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的情况下，因分工不明造成治理主体间的矛盾，反而会使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只有形成有利于多主体治理的规范，才会提高治理有效性，也才会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二）推进乡村振兴，要注重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与效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广大农村的农业经营朝着现代农业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大后，我国对农业生产提出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要求，意味着当前农业生产在“量”积累到能够保证人民生活基础上，继续发展以实现农业生产“质”上的飞跃，注重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与效益，使农民的社会财富得到增加。

农业生产注重质量与效益，一方面，要让参与农业生产的多种资源得到节约；另一方面，要让农产品质量得到提升，从而让农民的财富实现增长。当前我国在农业生产上，机械化不足不利于大规模进行机械化生产，导致机械资源无法得到及时充分利用；农产品收入效益不足不利于农民进行农业再生产，导致投入农业生产的资金减少。面对这些问题，党和政府要探索集体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让农业生产在土地、机械等供给上得到充分利用，使投入到农业生产的资源发挥最大作用。在农业产品质量上，面对农产品过于单一、质量不足无法满足当今市场多样化需要的问题，党和政府要吸引人才指导农业生产，发展多种农业产业，提高农业产业质量。同时，要通过持续的人才、科技、数据资源下移，让农村依托电商平台及时对农产品进行销售，从外力上推动农业产业产品得到及时交换，促进乡村社会财富增加。只有农村农民财富实现增加，才能保证农业生产后续资金或是机械化资源得到及时供应，更有针对性地探索农业发展在提升农产品质量与效益的有效方式，实现乡村农民财富的积累，促进乡村振兴。

（三）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教育

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教育和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新型农民来完成。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农村原有农民成为职业化农民来实现；另一方面，要从农村外部吸引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带有先进生产方式的职业化农民，这是推进职业农民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

对农村原有农民来说，当前农村现有农民虽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增强了主体意识，接受现代的教育，但自身仍有相对的落后思想，农民相对不等的文化程度及职业素质不高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都阻碍农民发展为新型职业化农民。因此，要培养农民职业化能力，逐渐改变其无法及时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对农民进行专业化培训，使农民从过去的无门槛就能参与农业劳作的简单思维，转变为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更好参与农业劳动的思维，推动其通过专业培训向职业农民过渡。对从农村外部吸引人才并培育职业农民来说，坚持以我国最新职业农民培训规划为指导，吸引其他潜在的新型青年农民群体进入农村，对其作出因地制宜的教育培训。同时，有针对性地筛选不同类型的农民，并对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等不同类型的职业农民进行分类培训，将当前已经适度进行职业教育的农民进一步分类进行再深化教育，满足不同类型农民深入发展需要，进一步通过教育提高职业化能力。只有这样，具备新的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的新型高素质农民才能进一步发挥农民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成为推进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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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57.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編辑：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