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德

摘要：以“坊市制崩溃”为核心的北宋东京城市革命长期被学界用经济史观诠释，该取向将空间视为商品经济征服的对象，忽略空间动员、组织城市革命的作用。媒介地理学对“空间-媒介”辩证关系的分析利于裨补上述缺陷，使物质空间的能动性开显。据此，可将东京空间视为发挥“中介化”作用的媒介，将城市革命视为赋权媒介（可沟通性空间）、集權媒介（区隔性空间）的融合。该过程得益于东京空间的媒介可供性，本质是赋权媒介和集权媒介模糊边界、双向渗透，衍生“共意城市”的空间实践。赋权媒介虽在融合过程中反守为攻，却在共意状态下蜕变为另一种集权媒介，隐蔽地复建空间霸权，使共意城市内卷化，削弱了城市革命的革命性。

关键词：北宋东京城市革命;空间;媒介可供性;媒介融合;共意城市

中图分类号：G206;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3-0100-09

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序言里提出宋代中国爆发城市革命，并将“坊市分隔制度消灭”称作其核心特质。[1]后续研究中，北宋东京（今开封）因市民率先推倒坊墙、侵街设店、广开夜市、自由流动，被视为中国城市形态范式革命的先驱与“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2]，不啻中国古代城市地理研究之重。李德华将东京开放的街巷称作“古代后期城市规划布局与前期城市规划布局区别的基本特征”[3]。何一民强调东京撤坊代表了“宋代城市的发展趋势……标志着中国城市格局从封闭性古典型向开放性近现代型转化”[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