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方法论，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的科学方法之一。考古学作为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应该使用这一方法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具体而言，阶级分析方法至少在考古学的以下领域可以发挥作用。

其一，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考古界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成就。国家文明的起源研究离不开“阶级分析方法”。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而国家文明出现的前提是阶级的产生。恩格斯讲：“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也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考古学证明，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是漫长的原始社会，即人类“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恩格斯还认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这一点在考古学上有着丰富的实例。研究文明起源，如果离开阶级分析方法，离开对人类分工产生的过程研究，离开对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及男性对女性压迫起源的研究，离开城乡对立起源的研究，即如果离开对人类阶级及阶级斗争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是难以揭示文明产生的细节化过程和本质特征的。中国考古学完全可以为这一系列問题的研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资料与成果，从而为探讨人类文明起源与人类阶级起源及阶级矛盾运动的关系做出重大科学贡献。

其二，对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阶级现象与阶级矛盾运动的研究。恩格斯说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考古发现的帝王陵、皇宫、礼器等，都是属于统治者或统治阶级所拥有的“文化”，它们与当时贫民阶级的墓葬、住宅和用品有天壤之别。然而，统治者所拥有的这些奢华精美的“文化”都无一不是出于劳动阶级辛勤创造和作出牺牲的结果，秦汉时期帝陵区或都城郊区出土的“刑徒墓地”大概是最生动的证据。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时代不同样态的阶级现象和阶级矛盾，进而去理解古代国家文明存在的光明与黑暗，也能洞察人性的美好与丑恶。作为考古学者，如果只是一味吟颂发现的对象，而放弃了必要的阶级分析与历史批判，也就失去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应承担的重要责任之一。以明代藩王墓考古为例，地面上有宏大的陵园，地下有奢华的墓室，墓中随葬大量金银器、珠宝玉器、瓷器、丝绸织品、仪仗俑等，充分展现了统治阶级是如何吸食百姓脂膏的罪恶面目，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明代政治的黑暗和明末农民起义必然发生的政治根源。朱元璋于洪武年间封立58位藩王，这些藩王“世世皆食岁禄”，代代享受各种免费优待，到明万历三十年，仅朝廷玉牒上记录的藩王皇族已达8万多人，至明末，朱家皇子孙竟已达近百万人。这个寄生阶级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足以引起天下民怨。于是，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中，这些藩王家族成了农民军大量屠杀的对象，如山西的晋王、代王、河西王等多位藩王全家都被李自成军杀光；张献忠攻下襄阳后对襄阳王朱翊铭一家实行灭族；清兵入关后，继续诛杀明藩王子孙，很多明朝皇族只能改名换姓以求活命。其实，这种惨烈的阶级冲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秦代以后平均5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明代藩王墓考古发现不仅仅让我们看到出土的精美绝伦的文物，同时还看到一个阶段的腐朽和贪婪，看到不同阶级间存在的严重贫富差距，看到潜藏的巨大社会风险和你死我活的阶级冲突。

第三，全面认识国家与阶级间存在的复杂关系。考古学发现，自国家文明诞生之后，人类的生产力快速提升，先后经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这表明不同阶级和阶层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共生、协同的一面，蕴藏着丰富的文明经验和人性法则，需要考古学家从实物资料中予以史实的总结和理论的提炼。

第四，帮助人们树立全面而健康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一些人眼中，考古人只有挖出金银玉器、雕龙画凤之物，才属于重大发现，而那些残破陶瓷、残墙断垣就不值得欣赏。其实历史上真正能占有大量财富的帝王阶级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普通劳动阶级和他们创造与拥有的生活。后者才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支撑力量和最鲜活的历史世界。考古学者应善于讲出大众阶级的生产与精彩生活，善于表述劳动阶级的文化故事，一味追求和欣赏皇家的物品、品味和生活样态是一种病态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也是值得考古学者警惕的重要方面。即使我们重视获得精致的文物，也得让人们知道，这些辉煌包含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又是如何用汗水甚至生命创造出来的，从而为创造今天健康的、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平等的审美观价值观而贡献一份考古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