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如果注释过多，会影响诗词完整性，甚至给读者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清代诗人萧雄说：“作者自注，前人讥之。”（《西疆杂述诗·例言》）少量加注，倒也无妨。但大量加注，或加长注，似不可取。那样会喧宾夺主，破坏了诗词的整体艺术。

先秦诗歌，没有自注，《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当时都能“唱”。后来的宋词、元曲，也是同理。演唱者总不能在表演时停下来，说明歌词中某个词语的意思。相声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扮演萧何的侯耀文摘掉髯口，解释“角书，就是那介绍信”，也只是相声逗乐。

一旦诗歌不能唱了，主要是用眼“看”，而不是用耳“听”，最后成了案头文学，自注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诗词中的自注，笔者所见多为“题下注”“句后注”“诗后注”三种情况。

“题下注”，这种注释大都是对题目中地名、人名的解释，如杜甫《万丈潭》，题下注为：“同谷县作。”表明万丈潭在同谷县。《赠比部萧郎中十兄》，题下注为：“甫从姑子也。”表明萧郎中是自己的远房表兄。

“句后注”，大都是一种说明性的文字，如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中“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两句，句后注为：“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常谬称述。”其用意一是感谢崔国辅、于休烈的恩德，二是说明三大礼赋影响，也多少有些“自我表扬”的意味儿。白居易《杭州春望》尾联：“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后有注为：“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如无此注，对于“裙腰”二字的理解便费些周折，但是用心的读者还能琢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