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紫红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成因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受“左”倾错误以及“大搬家”式行动的影响，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不到50天的时间里减员5万余人，平均每天减员在1000人以上，这一残酷现实使部队干部、战士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情绪，3个问题开始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错误路线，指明前进方向的问题。这3个问题在红军队伍里的酝酿，为后来结束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提供了历史和现实基础。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等，会上就红军行动方向和作战方案等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革命队伍遭受巨大损失，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为了摆脱颓势，避免遭受巨大伤亡，毛泽东从敌人兵力部署实际情况出发，客观分析形势，认为北上是自投罗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变“北上”为“西进”的进军路线主张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人的赞同，并被会议通过。在红军进入贵州后，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中央红军必须“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继续对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进行讨论，议题中心还是“北上”与“西进”进军路线之争。毛泽东基于敌我形势客观事实主张继续西进贵州，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一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中央红军控制了重庆和贵阳之间的交通要道，在遵义得到了近两周的休整时间。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高级将领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为了传达会议精神，陈云主持编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尽管这是一份有关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文献，但其被史学界所熟知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

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载入史册，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因为其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被史学界所关注，但由于各方面原因，有关会议的相关情况并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其神秘面纱一直未能揭开，一些重要的情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也存在说法不一的情况。如，遵义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参加？各人到底持何种态度？其间又经过了怎样的酝酿？为何会期长达3天之久？为了进一步揭开遵义会议的神秘面纱，在庆祝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1981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对遵义会议开展一次专题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中央档案馆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件——《（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档案已经静静躺在档案馆里长达20余年之久，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存于莫斯科，1956年苏共中央决定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我党。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接收回1922年至1943年间有关中共中央的档案几百箱，存放进中央档案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便是其中一份。直至1981年，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才被史学界所熟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的一份，原标题即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为蓝色墨水钢笔书写，用的是长20.1厘米、宽14.4厘米的活页纸，没有作者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从21页至28页共计8页，每页约600字，共计4600余字。无论是从手稿首页所标明的（乙），还是从页码来分析，显然这份文件只是原稿的一部分，至于（甲）是什么，至今仍不得而知。但从文件记载的内容来看，是一份有关遵义会议的珍贵史料。为了弄清楚这份文件的“身份”，中央档案馆将这份手稿的复印件分别呈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和聂荣臻辨认，经陈云核实，这份手稿是他的笔迹，后经胡乔木的考证，手稿成文于2月中旬至3月上旬。至此，手稿的“身份”才得以确认。

1983年8月，陈云的手稿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入《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六辑，编者删除“（乙）”字，加“传达提纲”4字，将标题改变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编者附了说明：“《（乙）》是陈云同志为向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的手稿的一部分。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现存中央档案馆。这份传达手稿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其中对遵义会议酝酿的过程、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手稿保留了许多尚未公布的历史资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对弄清遵义会议的许多关键问题，帮助党史学界深入研究遵义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1985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被全文收入，所作的題解为：“这是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1985年1月17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后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将此文收入1986年编辑出版的《陈云文选（一九五六— 一九八五年）》，并特地声明：这是近期收集到的陈云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编在本卷之末，“待再版时进行调整”。所收文本的名称正式定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时间也初步定在1935年2月或3月。

4600余字手稿解开遵义会议的疑团

有关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召开时间、出席人员、讨论过程等情况，此前缺乏相关史料予以论证，而《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发现，则为相关问题的释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佐证资料。且与其他历史文献相比，目前，《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关于遵义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组织调整情况的唯一详细记载，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重大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转折点所彰显的历史担当等意义深远。

遵义会议召开的原因。《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寥寥数语，再现了自湘江战役始，经通道、黎平，一直到遵义，中央红军领导层在围绕“北上”与“西进”的争论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对召开遵义会议的原因进行了介绍。此外，手稿还介绍了博古、李德与毛泽东等人所持有的两种观点的斗争过程：“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

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作为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确定具体的时间，更有助于我们理清事件的发展历程以及发掘事件所承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被史学界所知悉之前，我们仅能从周恩来给李卓然、刘少奇的一份电报中得知遵义会议的开始时间为1935年1月15日，电文记载：“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但会议究竟开了多久，我们无法得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问世，为我们确定会议时间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由此，史学界得以确定遵义会议开始于1935年1月15日，结束于1月17日。

遵义会议的参加人员。《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由此可确定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林聂、彭杨”“李总政治主任”“刘参谋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刘伯承），再加上李卓然、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20人。

有关会议精神的情况。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有关组织上的处理问题是遵义会议的关键所在。我们能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对相关问题有较为详尽的了解：“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A，即李德;博，即博古;周，即周恩来。长征时，A、博、周所组成的“三人团”是当时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同时，《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据此可知，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终止了博古、李德对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正是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我们得以知晓，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的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遵义会议的成果意义重大。

一份历史文献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更在于其所承载的歷史厚重感。将遵义会议置于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奋斗史中，其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对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明确指出“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事实也是如此，遵义会议的结果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对于这一结果传达到广大红军战士中所引起的欢欣鼓舞，刘伯承回忆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