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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博古行踪考

2015-04-20孙果达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5年4期
关键词:博古西安事变叶剑英

孙果达

[摘要]

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具体行踪的考证,表明博古不仅先于周恩来到达西安,还是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秘密信使,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为紧张的时刻,始终与周恩来并肩战斗在第一线。

[关键词]

博古;西安事变;周恩来;毛泽东;张学良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4-0011-04

博古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博古在此期间的活动一直不甚了了难以评介。因此,必须确认博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具体行踪,对其所起作用的认识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一、博古扑朔迷离的行踪

西安事变前后,博古的行踪可谓扑朔迷离。有回忆文章说,博古事变前就已经在西安。据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李直峰的回忆:“秦邦宪住在西安东大街一家牙科诊所楼上,给中共做情报。”[1]所谓“牙科诊所”就是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联络处七贤庄一号。如果事变前博古坐镇这里,事变中对西安舆论宣传的出色掌控与配合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另据当年东北军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孙达生回忆:1936年8月,“我从上海回西安,即在月底,发生艳晚事件,我和澜波被捕了。10月中旬出狱……在我与澜波住狱期间,博古代表党中央来西安,与张学良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同时带来朱理治为特派员,负责东北军地下党的领导工作。”[2]

那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博古究竟有没有与周恩来同赴西安?对此,史学界相关的重要研究一直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一)同行说。就是认为博古与周恩来“同行”一起到西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认为:“中共中央于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从延安乘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3]从这一表述的逻辑看,博古显然与周恩来同行。

《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日表》认为:“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以及罗瑞卿、李克农、童小鹏等乘张学良所派飞机抵达西安,参加谈判,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4]

西安事变发生后数天,有许多电报可以证明博古一直与周恩来同行。如12日,“请令二十七军在原地休息并侦察前往阳澄城之道路,周恩来、博古。”13日,“请十五军团先赶往商县主力暂留原地隐蔽,周恩来、博古。”14日,“与杨商定,只要前线有令我主力即南下,周恩来、博古。”15日,“肤施城最好不住部队。周恩来、博古。”“杨电蒋谈放蒋条件。周恩来、博古。”“于军该集力守兰州不便另兵西顾。周恩来、博古。”[5]因此“同行”说虽然有16日与17日时间的不同,但显然都认为博古是与周恩来同机赴西安的。

(二)晚到说。一些重要著述与回忆录不同意“同行”说。

22日说。《周恩来传》持这一观点:“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叶剑英还没有能赶到西安(他们是在二十二日到的——编者注)。”[6]

23日说。《周恩来年谱》认为: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共十八人启程赴西安,当晚宿安塞。次日晚到肤施城外。”[7]同行人员中并没有博古。周恩来到西安的当晚与张学良会谈后,在致“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中也说:“我率罗、杜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8]周恩来当时的电报也没有提到博古。《周恩来年谱》还明确指出,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9]

《叶剑英年谱》认为:“12月23日,和秦邦宪等一起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10]《博古年谱》也持相同的说法:“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等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11]

24日说。张培森等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博古、叶剑英是在24日下午才到西安。”[12]24日晚19时30分,周恩来与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博、剑已到。”[13]

从上述资料看,博古到西安的时间虽然有多种分歧,但都认为比周恩来晚了好多天。

(三)模糊说。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过于自相矛盾,在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少著述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14]一个“等”字绕过了难题。

《张学良传》认为:“17日下午,周恩来率红军代表团飞抵西安。”[15]该书也以“代表团”的名称模糊处理。

《西安事变新探》认为:“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16]该著作以档案资料与分析叙述的详细见长,但也以“一行”应对,显然是有所考虑的。

申伯纯的回忆录也同样:“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五日由瓦窑堡出发,十六日赶到延安。”“当日下午,代表团抵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17]申伯纯也是历史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中有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细节,但却以“代表团”一词含糊其辞。

含糊其辞最为典型的是《博古传》,它是这样说的:“周恩来走后,博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这关系着中国走向何处的紧急关头,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很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博古急切的等待着,希望周恩来能够尽快地把情况送回来,自己才能将中央考虑的意图带到西安去。在当时电讯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这种办法最为稳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像博古一样焦急的等待着。”[18]《博古传》完全回避具体时间,因为几乎没有资料表明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博古究竟在干什么。

对比上述三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肯定博古当时并没有与周恩来同时到达西安。因为“晚到说”有当年的多份电报为证,因此最为权威。

二、博古出席了张学良的接风晚宴

尽管“晚到说”最为权威,但令人惊奇的是博古竟然出席了张学良17日晚为周恩来举行的接风晚宴。对此,有多名历史当事人从各自的角度都作了明确无误的回忆。

刘鼎的回忆提到了博古:“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总理,见面后寒暄一阵就上楼。张说:‘你们饿了,快吃饭吧!大家吃饭后走了,张学良同总理、叶帅、博古到其他房子里去谈话。”[19]

孙铭九对那天晚宴的回忆更为具体:“张学良坐在北边一头的主座,周恩来坐在右边,秦邦宪坐在左边,代表团的成员分坐两边。我坐在张学良的左后方。”[20]

应德田的回忆也提到了博古:“代表团由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秦邦宪三位领导同志组成,罗瑞卿、童小鹏同志都在内。”应德田还清楚地回忆:“我坐在南面一头荣陪末座。”[21]

这些回忆相互印证,比较真实而具体地描述了张学良接风晚宴的细节,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和博古为一方,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另一方,一起商谈了一个共同的纲领。”[22]

既然博古根本没有“晚到”,也没有与周恩来“同行”,于是就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早到”。那么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答案是肯定的。

三、博古与周恩来1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前述博古于16日中止与周恩来的同行,但在17日又与刚到西安的周恩来一起向毛泽东发了份电报:“请令二十七军迅速南下威胁敌翼侧。周恩来、博古。”[23]对这份电报《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中也有记载:17日下午,“与博古致电毛泽东等,提出:请令二十七军迅速南下以冯原镇(澄城北)为据点向澄城、合阳方面分散活动,威胁敌翼侧。”“傍晚,在金家巷一号和张学良会谈。”[24]那么周恩来与博古究竟在西安的什么地方见面的?据当年跟随周恩来赴西安的机要秘书童小鹏回忆说:“进了西安城,刘鼎把我们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这里是刘鼎布置的秘密联络机关。”[25]周恩来之所以一下飞机直奔七贤庄一号,就是因为他必须先与博古会面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情况。

四、博古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秘密信使

我们先来看一下端纳和宋子文是如何与南京方面沟通的。据申伯纯回忆,端纳于12月14日下午五时降落西安,带来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一封是给蒋介石的。”“当晚,端纳就同蒋介石同住在一起。十五日下午,端纳乘飞机离西安去洛阳。”16日因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飞南京,端纳就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汇报。“端纳受宋美龄重托,当日下午再飞西安,向张说明宋美龄的意图。”第二天端纳又飞南京,于20日同宋子文同飞西安。宋与张、杨、周会谈,特别与蒋密谈后,于21日飞回南京,22日又与宋美龄、端纳等人飞抵西安,“当日起,即商量如何正式开始谈判。”[26]宋子文等为了确定谈判方针,穿梭似地来回于西安与南京之间。

与此相对应,博古也同样利用飞机和汽车忙着穿梭于西安与保安之间。李德在回忆中说:“博古返回了保安一、两次,同毛、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委)研究下一步的做法。”[27]为了用事实更准确地说明问题,我们逐日记载博古的行踪。

17日,博古在西安与周恩来共同致电毛泽东,并在张学良的晚宴后参与会谈。

18日,博古回保安汇报会谈情况,并在1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的全国形势。”[28]

20日,博古从保安到西安。当晚8时,毛泽东从保安给周恩来发来了转发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指示电。“周恩来看后显得十分兴奋,他高兴地对博古和叶剑英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据此来回答张将军了。”[29]可见20日博古已经在西安,当然是要把中共中央19日重要会议的最新决策带给周恩来。对此,有一本与《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同样权威的重要著述也认为:“12月20日(左右),从保安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30]有两本重要著述的佐证,博古在20日从保安回西安应该是可信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成立的。

21日,博古从西安返回保安。因为12月22日,也就是宋氏兄妹到达西安之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张国焘,报告到西安后的工作情况:‘我来此四日,中心抓紧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宁府,巩固三方联合,加紧战争准备。”[31]周恩来致电的对象中包括博古,可见博古已经在21日回到了保安,显然是为了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周恩来同宋子文在20日初次会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宋子文飞回南京协商的同一天,博古也回到了保安进行讨论。

22日,博古从保安到达西安。因为这一天周恩来又“与博古、王稼祥致电毛泽东,指出:‘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尤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32]这就是说,博古在22日又迅速从保安赶到了西安。因为23日即将开始正式谈判,博古必须把中共中央的最新谈判方针告诉周恩来。难怪前述《周恩来传》认为博古是在22日到西安的。在23日的谈判中,“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在会上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33]从时间的对应看,博古22日的到来显然给周恩来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主要方针,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决不可能是其个人的意见。

23日,博古又从西安火速返回保安,一来汇报当天的谈判内容,二来研究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方针,因为24日晚10时周恩来将与蒋介石面谈,博古必须在此之前赶回西安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

24日,博古从保安到达西安。毛泽东为此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均去肤施,请准备于二十四日派飞机来接。”[34]如前所述,当晚7时半,博古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博、剑已到。”

有一本重要著述也提及了这份电报:“周恩来24日结束了与宋子文的会晤后,立即返回中共代表团住所东楼,他急匆匆的走上二楼,立即向博古、叶剑英等人,通报了谈判进展的情况及与宋子文会晤的内容,并与博古一块起草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稿。”[35]1938年7月24日,博古在汉口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斯诺在“博古谈西安事变”一节里是这样记载的:“博古带着保安的命令于12月24日到达西安。他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些命令。”[36]

以上考证表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的一周里,博古有三次往返于西安与保安之间。许多研究者由于不了解当时张学良在西安与保安之间秘密建立的飞机加汽车的快捷交通模式,而相关的回忆录也与张学良一样,对这一敏感方面始终都刻意回避,因此出现了博古到达西安的多种日期。其实这些日期都是对的,只是没有意识到博古当时只是频繁地往来于保安与西安而已。

周恩来关于蒋经国回国的承诺是与蒋介石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会见中,周也与蒋略叙家常,蒋提及他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言下之意微露思子之情。周告蒋,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他愿协助他们父子团聚。”[37]

另一本重要著述也提及周恩来的承诺,说周恩来“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38]

身处苏联的蒋经国以前也曾申请过回国,但遭到严词拒绝。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蒋经国,并亲口告诉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周恩来能够及时掌握这样重要的信息并在与蒋介石的会面中发挥重要作用,无疑是博古的功劳。“毛泽东、周恩来如此掌握蒋经国行踪,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回国的个中原委也就不难想象了。”[39]

必须指出,西安谈判南京方面出席的是决策者,而保安方面出席的却是执行者。为了及时得到指示,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来往电报是惊人的。以12月19日为例,尽管这天保安在举行重要的会议,但丝毫不影响电报的数量:“毛泽东在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了14封电报,其中11封是发给周恩来的,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部署。”[40]作为汇报,周恩来12月21日24时致毛泽东亲译的电报中透露了毛泽东19日电报的少许内容:“军事计划已照你十九日十二时电商定,(电发报二十四号)请即照你十九日十三时电实行,请勿再改。”[41]可见19日那天毛泽东是一个小时发出一份电报,周恩来也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执行,甚至还希望毛泽东不要过多地改变主意以免难以执行。还应该指出,19日那天的电报已经如此之多,到谈判正式开始后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如果单靠电报往来,受文字与译电的限制,既难以充分交换意见,更容易泄密。因此,博古不得不成为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信使,而且博古也确实是担当如此重任最为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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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责任编辑:卞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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