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写过一本自传，叫《街与道的宗教》，甚为质朴地记录了一个乡村女子成长的历史，其回溯性的调子温情而忧伤。二十年前它面世之初，写书评时，为了强化自己那未免褊狭的身份政治观，作为铺垫，我曾这样陪她出场：“我一向是个不谙故乡疏远土地漠视家族轻薄生死的人。”如今重温还算年轻气盛时说过的话，我觉得，除开“轻薄生死”不够严谨，容易被鸡蛋里边挑了骨头，其他三句的直截了当，还依然是我——一个“石头窠蹦的”无根之人。

其实不用以我的极端作为反衬，与任何人比，根深叶茂的孙惠芬都仿若生于草丛、诞自林莽，她与故乡、土地、家族，包括生死的关系，从来都摇曳多姿似草丛，盘根错节若林莽，连纠葛出来的麻烦苦恼，都五色缤纷生机盎然。她有个中篇叫《致无尽关系》，光从字面上介入那“关系”，在我都好似披枷戴镣，可在她，却是现实生活里每日演算的必修课业。

那么，面对孙惠芬笔下的“草莽男女”，尤其女，尤其按贾宝玉界定的不再“女儿”而变身为妻子母亲婆婆祖母的“女人”，当她们对爱恨生死的斤斤计较与凛凛大义尽皆出于诚恳的本心或无奈的惯性时，当她们特别原汁原味或怪腔怪调地代言乡土中国那些既顽硬如山又柔韧若水的亲缘法则宗族伦理时……我是否应该先顺势与某些“源于”“高于”的句式沆瀣一番，然后，再据此将孙惠芬的文学成果与美学结晶，归之于她的友“草丛”伴“林莽”呢？

或許二十年前我这样想过，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