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旭初

一、我的求学经历

我的初中是在溧阳县中读的。第一任语文老师叫陈景祥，这个老师讲话非常风趣幽默，经常讲一些老百姓的生动的口语，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第二位语文老师叫陈天行，他讲话有板有眼，条理清晰。记得有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大概用10 分钟设计了一段话，把这个学期所有课文串起来，真不简单。另外几位，各有特点。我的地理老师是一位50 多岁的男教师，他上课从不带书，班长喊“起立、敬礼”坐下以后，他就转过身去，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图。如果今天讲英国，他就在黑板上画一幅英国的地图，然后指着地图边讲边做记号——这是首都伦敦，这是泰晤士河，这是什么山，这是什么矿，这是什么水陆码头，这是什么工业区，讲完了以后这幅图就填满了。现在恐怕很多教师都做不到这一点了。还有一位政治老师，女的，常州人，她的板书非常优美，令我至今难忘。

到了高一的时候，两个学校调整，我所在的溧阳县中把高中部并到江苏省溧阳中学，也就是省中。从高二起一直到毕业，就在省中上了。我的班主任叫葛苏仁，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一些人格要素对我有不小的影响。

当时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学生会主席在我们班，他提议印制了一份小小的刊物，叫《红与专》，稿件来自全校各班，我负责设计、排版、刻钢板、油印，一本小册子30 页左右，也登不了多少文章。订好以后，我就拿着它到全校各个班去分发，一个班两本，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觉得这对我也有好处，就是学会自己写文章，自己来编辑，自己来发行，这个很有意思。

第二件事情，当时教师办公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岛上，小岛周围是很大的池塘，一圈水，从教师办公区到教室要经过一座木桥。我就跨过桥，在教师办公区第一座房子的山墙上画了一幅很大的宣传画，题目是“为祖国而学习”。在墙上画一幅画很不容易，要搭上梯子，上上下下爬，大概花了有一个星期时间。

当时班上有两位同学（一个叫周锁法，一个叫翟素君）跟我一起考上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1959年到1963年，我就在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读书。我们的系主任叫钱小云，当时教我们《现代汉语》，他的课概念明确、条理清晰、板书规范，一堂课几乎没有多余的话，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他为我以后当教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给我们讲《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是吴酉山老师。吴老师文字学的功底很深，讲解课文中的字非常细致，这个字本来怎么写，后来怎么写，讲这个字演变的过程，这比光讲这个字什么意思，要有意思得多。后来我对文字学感兴趣，这跟吴老师的启蒙很有关系。

教我们古代文学史的诸祖庚教授，留着胡须，戴着眼镜。在我们所有的老师当中，只有他上课既抽烟又喝茶。有一次，诸教授喝了一点茶，然后就说今天我给大家吟诵屈原的《离骚》。他的吟诵有一点无锡演唱的味道，很慢，很悠扬。下面很多同学听不懂，但是觉得很有趣，坚持把它听完，这样的课堂是少有的。

教我们《文学概论》的是当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的秘书，叫马寅伯，他一个星期来一趟，一来就上两节课，一口普通话，表达非常流畅。我记得有一次讲诗歌，讲到外国诗的时候，他就用俄语背诵普希金的诗，很好听。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外国诗不押韵，外国诗也讲韵律的。他用俄语在黑板上写了八行，在押韵的地方打上记号，然后他念一遍，说“你们看，凡是做记号的地方就是韵脚”。另外他还给我一个印象，非常优雅，很有礼貌。这一点也是很值得现代教师去学习的。

教我们教材教法的罗振球老师，他非常注重对文章中词句的推敲，也就是考虑词句的语境含义。这一条对我以后当教师后备课是个很好的启蒙。

应该说，大学4 年给我很多良好的教育，有些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以后走上教育岗位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当时我在学校有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天我喜欢到南京的大街小巷转转，其中有一项就是经常要从学校步行到夫子庙旧书店,到了书店就站在那儿看书。中午买两个烧饼，填填肚子，然后继续在那儿看书。翻书有一个好处，能知道曾经出过哪些适合我看的书。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有空就去翻书。

到了1962 年的冬天，学校在礼堂为我们放了一部电影——苏联的《乡村女教师》。这个电影用现在的话讲，很有正能量。讲的是一个乡村女教师献身教育，培养了很多有用之才的故事。看了以后，我也怀着一份美好的憧憬，走上了教育岗位。1963 年的8 月下旬，我就来到了现在我所在的学校——金陵中学，当时是南京十中，从此就开始了我51年的中学教师生涯。

喻旭初等老师探望原南京十中校长李治中

二、51年的教学生涯

如果要对我的教学生涯概括一下的话，我想说，51年是求真学步的51年，是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反思的51 年。这51 年，很多人帮助过我。我对曾经教育过我、帮助过我、促进过我、启发过我的人，永怀感激之情。

（一）影响我的九个人

对我产生影响的人很多，影响比较大、帮助比较多的是：周德藩、袁金华、钱任初、成尚荣、李镇西、黄厚江、朱永新、孙芳铭、王栋生。

首先讲讲原江苏省教委副主任周德藩。周德藩跟我是江苏教育学院的校友。1959 年，他考取教育学院物理系，我是中文系，当时互不认识。他当南京市教育局局长时，跟我同住一个院子，几乎天天见面，又是校友，我喊他从来不喊“周局长”，而是喊他“老周”，他见我就喊“喻老师”，或者有时候客气喊我“旭初兄好”。他担任省教委副主任以后，经常到全省各地巡视，路过某个学校，忽然说进去看看，不打招呼。几个地方一看，他发现许多实际问题。回来以后打电话给校长，校长一听觉得奇怪，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我说：“你这个‘突然袭击’，人家很难看的。”他说：“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我觉得这个作风很好。

他经常在各地讲话，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极其深刻。他说：“我们都是搞基础教育的，基础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起点要低，要求要严，训练要实，方法要科学。”这个话讲得太到位了，周主任是地地道道的行家，是真正的基础教育的专家。后来他这个话我经常引用，到处宣传。因为这个话很有道理，但很多人并没有按照这个去办。

他是学物理的，但对语文似乎情有独钟，经常在讲话中背诵古诗文，而且背得非常熟练，下面听讲的教师都说“我们周主任不简单啊”。他告诉我们，他父亲从小就要求他背诵古诗词，有这么一个家学渊源。周主任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中国语文教育一百年的历史。他很客气，初稿出来以后交给我。我说：“老周，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请你看看，如果句子不通，就在上面改。”我说：“老周，我能改你的吗？”他说：“有什么不能改的啊？你不是每天改作文吗？也把它当作作文就是了。”我改了一些句子。他后来又请别人再看，几易其稿，最后投出去，好像是《中国教育报》全文登载，在全国产生不小的影响。一个省教委副主任，能够单独对一个学科写上近万字的论文，实属罕见。

第二个人，袁金华。袁金华原来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当过主任、校长，后来任江苏省教委普教局副局长、江苏省教科所所长。他是一位很优秀的语文教师，讲话慢条斯理，有时候来两个动作，恰到好处，还带有一点幽默，课上得很有特色。因为课上得好，我就把他推荐给《语文教学通讯》杂志，杂志委托我采访袁老师，写一个专访稿，袁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

20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南京市第一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由于他的推荐，我当上了全国中语会理事，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江苏以外的优秀语文教师。

当时南京市教育局跟广西百色地区有一个协议，南京要负责对边远地区进行教育帮扶。1981 年，市教育局请袁金华带队，组织三个学校几位教师一起到百色讲学。袁老师上了一堂课，当地教师说上一堂课太少了，你们这位年轻教师也上一堂课。当时他上的是冰心的散文《笑》，我上的是小说《守财奴》，长文短教，做了尝试。有一个学生，因为听说江苏来了老师，赤脚赶来听课。当时袁老师看到，心里很难过，建议当地不要让他再赤脚步行回去了，并且留他在那里吃了个饭。在那儿的二十几天，袁老师的待人接物、上课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广西回来以后，袁老师又组织南京市一批中年骨干教师编了两套丛书，一套是课外阅读教材，一套是作文训练教材，我都参加了，大概历时两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我记得当时稿费很少，他是主编，提议大家拿稿费出来聚餐，稿费不够，就大家轮流在家做东。

1992 年，周德藩在南通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袁金华当时是普教局副局长，就由他执笔起草了一份文件《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意见》，我有幸参与了草案的修订。袁金华那种认真谦虚、善解人意的态度，永远值得我学习。

第三个人，钱任初。钱任初是南京市教研室原来的语文组长。20世纪60年代，他作为教研员在我们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初一备课组蹲点，每个星期来一次。钱老师讲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听完我们的备课交流后，往往是这样：“你们备得很好。我提两个问题啊……”或者说某个词语我们备课的时候没有讲清楚，或者说某个句子没有讲到点子上，或者说对整篇文章的主旨把握得不够好……时间长了以后，我从他对字句含义的推敲上学到了很多。

20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个全国赫赫有名的教育专家，就是魏书生，他先后三次到南京来讲学。有一次他来南京三天，教育局的人说，魏老师三天都讲课太累了，要陪他到南京转转。剩下的一天怎么办？钱老师来找我，说：“小喻，你来上上课。”我说：“上什么课啊？”钱老师说：“随你啊，反正半天你要包下来。”我说：“我讲得不好就是打南京教育的脸，我讲得好倒无所谓。人家是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我只是一个中学高级教师。”钱老师笑着说：“小喻啊，你这个就不对了，他有他的优势，你有你的特点。你的课我听过的，能上好，上什么随你。”我说：“现在正在上《阿Q正传》。”他说：“那就上《阿Q正传》嘛。”在哪里上呢？宁海中学借班。第二天上课，我穿了一件风衣，日本买的，深蓝色，很潇洒。一进教室，学生看到我的样子，就热烈鼓掌，我说：“你们鼓掌是因为我这个风衣，还是我这个人啊？”学生们说两个都很好。这堂课我重点讲了肖像描写和心理描写。讲了以后，就来一段心理描写或者肖像描写，二三百字，然后请他们交流，重点比较突出。这堂课上得确实还不错，学生给我热烈鼓掌，老师们也热烈祝贺。我说是钱老师给了我一次机会。钱老师事后听到反馈说：“怎么样，我知道你能上好。”我说：“是因为你的鼓励。”人是需要鼓励的，有时候两三句话，人就来劲了。

接下来，我讲一个人，成尚荣。成尚荣，原来是一位教师，后来做了江苏省教科所所长。我听过他两次讲话，都在我们学校。他不用稿子，出口成章，用词准确，语言流畅，精彩的句子很多。我当时就想，我要有他这个口头表达水平就好了。最近两年，我把自己印的小册子寄给他。有一次，我写了一本书，叫作《有点意思》。他收到后回复说：“喻老师，大作收到，不是‘有点意思’，而是‘很有意思’。谢谢！”他担任过国家督学，以国家督学身份写的几篇长文登在《中国教育报》上，我每篇都看，有时候还要发个短信给他，如：“在《中国教育报》上的大作已经拜读，我会认真学习、认真消化。”他看的书很多，融会贯通；他写的文章理论性很强，可读性也很强，不像有的文章，摆了个空架子，光谈高深的理论。怎么进行语文教学的理性思考，他是我的老师。

还有一个，李镇西。李镇西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小有名气的教育专家了。我看过他的一本书，书名叫《从批判到建设》。他对以往的教育，换个角度，特别是对语文教育的好多问题进行了批判，同时从正面讲应该怎么做，提出很多主张，这本书对我很有启发。

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语文报》在杭州搞了一次全国中青年教师好课大赛。开课前一天晚上，评审组开会，宣读了评课标准，其中有一条，只设一二等奖。我当时问为什么没有三等奖，他们解释，去年有一个人评了三等奖，觉得不公平，大闹了一场，差点闹出大事情来。后来他们就说算了，省得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只设一、二等奖。我发表了看法，说只要我们评得公正，一、二、三等奖照样保留。李镇西也在座，他没有讲话。主持人沉默了几秒钟，说：“这样吧，我们投票表决。”投票结果，绝大部分同意只设一、二等奖。当时我说：“既然这样，我服从多数。”散会以后，李镇西跟我讲：“喻老师，实际上你讲得很对的。”我当时很恼火，说：“李镇西，你当时怎么不讲啊？”他说：“人微言轻。”我又来火了：“你人还微吗？你是全国著名的青年教育专家，你为什么不敢讲话？”后来我一想，他临时从外地来的，本来又是朋友，便说：“对不起啊，我刚才可能太激动了，算了，实际上设四等奖都可以，这是全国比赛，我要是得四等奖都很高兴。”从此，我们两个人就熟悉起来了。

这几年我们联系特别多，他发表在教育报和语文专业期刊上的文章我都看。前几天我还跟他发了短信。他写了四篇学习马克思的体会，谈人的解放。人的解放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看完以后我很快就把他写的几篇文章发到我的微信群中，说：“这是李镇西老师最近写的学习马克思的体会。我个人认为很好。文章很长，请你们能抽空看一看。”然后我告诉李镇西，他很高兴，也感谢我。我说：“你好的东西应该大家分享。”他对教育特别是语文教学怎么尊重常识、怎么进行哲学思考，写过一些不太长的文章。这种哲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教育的深层理解。虽然他比我年轻，但也是我的老师。

下一个，是我们江苏人，黄厚江。黄厚江原来在盐城中学，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调到苏州中学，一直到退休。黄老师我是非常非常佩服的，就像他这个人很朴素一样，他的课、他的理念跟他的打扮一样朴素。他讲要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体现语文的特点。他的课既体现语文学科特点，又有鲜明的中国语文元素。这一点，近20 年我都是学他的。还有一点，尽管他很忙，行政事情也很多，但还是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上课，不受影响。现在有少数的名家，其中有的是当地名师，有的是特级教师，有的是正高级，有了点名气以后，到处开讲座，自己学校的课却大受影响。这个我不赞成。你作为名人，开开讲座可以，但你的班是你的基础，是你的立身之本，要对自己的班负责。

下面一个讲到孙芳铭。孙芳铭是南京一中的语文特级教师，比我大两岁，我们两个关系很密切。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袁金华先生的带领下一起编书。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到过江苏省几十所学校去讲高考，他讲阅读，我讲写作，分工很明确。有好多次我们两个人成了所到学校学生追捧的人，学生递个本子，说“喻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吗？”用现在的话说，叫“被圈粉”了。我跟孙老师退休后一起办《现代写作报》，一个星期碰头一次。在语文教育很多问题上，我们两个人有很多共同或相似的观点，经常互相启发。每天早上一打开微信，往往看到他发一个：“旭初兄，早上好！”我回一个：“孙兄，早上好！”天天问候。一个人一辈子总要有几个好朋友，不然生活就很无趣了，孙老师就是我的好朋友。

下面一个人，朱永新。朱永新是江苏人，原来在苏州大学当教授，后来当了苏州市副市长。我们学校有一次培训，就是我去邀请他来作报告的，因为他跟我是同一个党派，民主促进会的。我跟朱永新的交往时间很长，每次见面都受到他的鼓励，他也把自己出的书寄给我，去年寄给我一本《致教师》。早些年他写的《我的教育理想》等书和文章我都看过。朱永新创办了新教育，新教育的理念是“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这个总的理念是对的，我非常赞赏。同时，他大声疾呼，要为学生、要为全民族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每年全国两会他都要写提案，建议设立全国读书日，这个提案已经交了好几次了，我估计迟早会通过。这跟他的一贯坚持、大声疾呼很有关系。他在全国很有影响，是一个教育家。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鼓励。

最后，讲讲王栋生。王栋生比我年轻，他是南师附中的特级教师，他的不少见解都比我深刻，更可贵的是，他对问题很敏感，批评教育的弊端是不留情面的。他有几点永远值得我学习。他尊重学生，爱护每一个学生；尊重常识，不说大话，不讲大道理，追求实效，自己学习思考以后，冷静得出的结论他会坚持到底。他的执着，他的耿直，他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尖锐批评，我很佩服。他的不少批评时弊的文章都充满人文情怀。

（二）我的语文教学

我从1963 年秋开始在金陵中学当教师，教了三年初中。后来“文化大革命”，把我关起来一年半。出来后我有个想法，我已经浪费了一年半时间，我要把这一年半时间追回来。1975年我开始教高中，一直教到2014 年。最初十年左右，基本上跟着校内的中老年教师学。

第一个是宋家淇老师。宋老师，了不起，当时他已经五十几岁了，是高中教研组组长，他的课我听过三次。宋老师的课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他对课文烂熟于心。第二，他对知识的讲解非常细致，非常生动，“衔远山吞长江”，“衔”跟“吞”两个字，给他讲活了，我没想到可以这样来理解。听宋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再说宋老师讲话也很幽默。他还有一手好字，字写得很漂亮。

再就是初中部的杨先园老师。她的课被当时的李校长称作“清汤挂面”，没有多余的话，清清爽爽，条理非常清晰，训练实实在在，效果马上见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从杨老师身上学了很多。

还有一位，沈达信老师，他的课上得非常活泼，他喜欢跟学生对话，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一些做法已经符合20年以后的课程标准的要求了。

这些都是我很敬重的本校的优秀教师。他们是我教育实践的启蒙老师，带我走上了教学的正轨。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我开始独立尝试了。在教育当中增加了一些情感因素，这个是受上海于漪老师的影响。于老师上课，很会煽情，但是她煽得很自然，自然地调动情感因素。最近20 年来，我更多地受黄厚江老师的影响，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体现语文本身的特点。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新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定位很准确，语文课程就是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运用的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综合性、实践性，这两个词用得好。语文的目的就是学习与运用语言文字，要通过训练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到现在为止，我总觉得还有一些教师对这一点没有弄懂。看到公开课PPT出示教育目标1、2、3、4，我就头疼，我说4 个目标能完成吗？能完成两条就不得了了。一堂课时间有限，容量也有限，不要指望一堂课能解决多少问题。我的主张，就一堂课来说，目标简简单单，条理清清爽爽，训练实实在在，训练以后学生的感悟真真切切。我的课一般来说完成一个目标就行了。我的课经常变化，因课而异，因班而异，但下面4 条，我是30 多年没有变，可以说是雷打不动，始终坚持。

第一，积累词汇；第二，背诵名句；第三，口语训练；第四，整理笔记。

下面，我把每一项详细地来讲一讲。

第一，积累词汇。我教完一篇课文，课文是指现代文，不是文言文，我都要学生抄词，每个词抄三遍，高三还要抄。我们本校有些老师说，喻老师，高三还要抄什么词？我说，高一高二一直抄的。抄词有几个好处：一，积累词汇；二，练字。不仅字要抄得对，还要写得好。这就是培养一种习惯。每次我的早读课做两件事。一个，听写25 个成语。听写依据是什么呢？我自己把《成语词典》看一遍，挑选我认为常用的，每一个成语报两遍，同座位交换看，错的我要讲一讲。一直默写到高三上学期，一共默写了1000 多条成语，即使忘掉一半，学生还能够记得五六百条成语，再减少一半，还有200多条成语。我一直坚持这个做法。有几个家长碰到我，说你这个办法很好，我孩子在你手下积累了很多成语。

第二个，背诵名句。凡是课本上规定要背的古诗文，先由我跟学生一道反复朗读，读得很流畅了，能够上口了，有感情了，马上背，背了以后，默写。那个时候我自己编的《古代名句选》小册子，一到早读时间，学生就把小册子拿出来，先看5 分钟，然后把书收起来，我报十条名句，有的只报上句，有的只报下句，学生写出另一半，互相批改。两个学期下来，其中有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名句都默写了两遍以上，这个跟高考有关系。

第三个做法就是口语训练。开始的几年，每一节课只有一位学生上台演讲。后来我就改了，一个星期专门一堂课，七八个学生，每个学生4 分钟左右演讲，有点评，还有打分，进行系统的口语训练。第一，要让学生讲规矩，上台以后要向大家鞠躬；第二，要用普通话；第三，要报演讲的题目；第四，一定要讲“谢谢各位”，然后鞠躬下去。对演讲具体内容，我提出下面一些要求：第一，中心要明确，你不要4 分钟花里胡哨什么都讲；第二，内容要实在，尽量少讲空话；第三，要用通俗的口语使全班每个人能够听懂你讲的每一句话。一开始提这个要求，有一部分学生很不习惯，或者说很紧张，不敢看下面，眼睛看着边上的窗户。后来都习惯了，每一个学生讲完以后，我从讲话的立意到用词，从标题到礼貌，对学生逐个打分，并且做点评。两年多训练下来，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三年的口语训练，刚开始我计划性不强，后来有计划了。我是这样安排的：高一自我介绍，讲一个令我敬重的人，再讲一次令我难忘的经历；高二第一次向大家推荐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或者自己喜欢的一首诗，然后向大家推荐一本自己爱读的书，要讲推荐理由，重点谈自己的读书体会；高三评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评论一位人物（历史人物、当代人物都可以）。高考前，我还做一件事情，即兴发言。比如说，第三堂课是我的语文课，第二堂下课，到教室去在黑板上写两个题目，学生最多只能思考10 分钟，演讲的学生从两个题目里面任选一个。我记得1989 年教的文科班，有一次我在黑板上写了两个题目，其中一个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个女同学（后来考上了外交学院），当时她从哲学的角度讲，说自己不断在变化发展，就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听完以后我非常兴奋，带头使劲鼓掌。这个题目很难讲，她只有几分钟准备，能够从哲学角度讲到这个水平很不简单，所以要给她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口语训练，现在我们学校不少教师仍然很重视，我认为还要加强。现代社会很讲究交际，交际能力就需要口头表达能力来做支撑。

最后一个坚持就是整理笔记。我每教完一篇文言文，都要学生整理一次笔记，内容包括：第一要整理词法，实词释义、实词活用、虚词；第二要整理句法，判断句、省略句、倒装句等；第三要整理常识，课文涉及的作家知识和相关的古代文化知识；第四要整理名句，课文中精彩的一两句话。要求每个人准备一个专门的笔记本，高一到高三所有的文言文这里面都有。到了高三毕业的时候就形成了整理笔记的习惯，也让他拥有了一份完整的高中文言文复习资料，这是外面买不到的。

（三）我的作文教学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教师都比较看重阅读教学，一篇篇课文教，很认真，很辛苦。但是我发现有些教师在作文教学上花的精力很不够。原因可能有两点。一个，可能是实践上缺少办法，认为学生的作文再怎么辅导也提高很少，与其这样，不如多花点时间在阅读教学上，作文基本上是望天收。据我了解，到高三的时候，不少学生的文章教师只是看一下，没有批语，最多打个分数。如果学生辛辛苦苦写一篇文章，我们不认真对待，学生的水平就很难提高。

喻旭初老师执教作文课

还有一个，是认识上有误区。这一点很少有人去讲，而这几年我越来越感到非讲不可。

我们好多语文教师受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讲究“取法乎上”。“取法乎上”，对不对？对的。既然都是文人、学者，当然很讲究语言，很讲究文采，用现在的话就是很注重文章的欣赏价值，或者叫观赏价值，就好像我们欣赏盆景，以曲为美，讲究语言的漂亮。“取法乎上”，最早见于唐太宗的时候，指的是治国安邦之策，讲的是整个国家管理要有上策。到了明朝以后，有些学者谈诗怎么写的时候，也谈到“取法乎上”，这是文人学者互相切磋学问的时候提出的要求，现在我们把它作为对学生的要求，这个认识就有问题，至少我认为这是个误区。多数学生你想要他取法乎上，他达不到要求，就没有信心，就埋怨怎么写不好，几次写不好，教师也就没有信心了，算了，我功夫就花在阅读教学上吧，这个就片面了。我认为作文教学要有效，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要明确写作训练的对象是谁；第二，要明确写作是为了什么。这两个问题我们很多教师没有完全搞清楚。不要忘记，我们是搞基础教育的，基础教育要抓基础。周德藩主任的话我再讲一遍，要面向全体学生。既然是面向全体学生，要求就不能过高。我们的训练对象是中学生，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学者，所以绝对不能用作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为什么要写作呢？我认为，对中学生来说，是为了学习语言表达。学语言表达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跟人交流。跟人交流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在交流中更好地理解生活，学会做人，最终要把写作和做人结合起来。既然如此，中学生写作一要有平等意识，跟教师是平等的，跟看我文章的其他人是平等的；二要有读者意识，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要考虑到看我这篇文章的人能不能接受；三要有求真意识，你既然和人交流，就要跟人家讲真话。我编的书里有一本叫《真心话》，意思就是写文章就是跟人家对话，要对话就要把人家当朋友，既然是朋友，你说你不讲真话，人家要听吗？不要听了。

基于上面这个认识，我们的作文教学目标就一定要实事求是。我把这个目标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基础目标，三句话：把语句写通顺，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猛一听，要求不高，这个有什么难？不要小看这三句话，真正做到并不容易。现在很多学生到高三，语句并不通顺，或者说并不完全通顺，因为平常对他们这方面的训练比较少。什么叫把道理讲明白？就是人家一看就晓得你告诉我的观点是什么，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的，清清楚楚。对这三句话，我从高一起，分年级提出不同要求，狠抓不放，因为如果基础不打牢，任何高要求最后都会落空。我有三个不忘：不忘作文跟做人同步，不忘作文跟生活同步，不忘作文跟思想同步。我定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三年训练，使五分之一左右的学生的作文能够做到：有独立的思想，有鲜明的个性，有担当的勇气。说到底就是为了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特别像我们这种比较有影响的重点中学，每个班都应该有学生做到这三条。

2020年9月喻旭初老师在金陵中学校门留影

再说说我的作文讲评。前面我讲学生写一篇文章也不容易，辛辛苦苦花一个多小时，交给老师，你很快看一遍，评语也没有，错别字甚至都没有圈出来，学生就会说那我给你看干什么。在我看来，学生作文不改那是严重的失职，学生作文白写了。我一定要对作文有一个评价，要有讲评课。每个学期我要求学生写六篇大作文，其中有两篇是期中期末考试大作文。每次大作文我都要认真讲评。开头的20年左右我的做法很简单，找几篇好作文，自己来读一读，或者叫学生来读一读，然后我来点评一下。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我就改了，讲评不再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一个重点，这次专门讲作文的立意，或者专门讲文章的结构，或者专门讲语言表达。我每次挑这么两三篇作文，组织学生来讨论，打分前请学生讲，上次喻老师提的什么要求，请学生回顾一下，最后根据要求来评，打多少分，征求大家意见，最后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倾向于哪种意见，而不是定论。这个，学生是有兴趣的。

对学生作文中存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来，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第几段的问题就是第几段的问题，是哪个句子的问题就是哪个句子的问题，要非常具体。每个阶段我讲的重点不同。高一到高二上学期，重点表扬学生作文中语句的通顺、条理的清晰；高二下学期到高三，我对学生能够联系社会现实表达真情实感大加肯定，对合理的独立见解、对辩证的说理分析，我热情点赞。有时，我甚至说：“某某同学，你刚才作文里面第二段里面有几句话非常精彩，我喻老师写不出来。”这个学生听了非常高兴，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同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讲评，让学生慢慢明确，我和你们都是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就讲普通人能讲的话。让学生知道，不要卖弄虚美的文采，应该使语言朴实干净；不要引用过多的名言来炫耀学问，而应该充分表达独立见解；不要用“我们”这种口气来说大话，而应该用“我”的诚实去抒真情。少搞一点高大上，多练一点基本功。

对“我们”跟“我”做一点说明。“我们”是谁啊？有一年，高一新生第一篇作文收上来，我选了3 篇文章，让学生轮流上来读。读完以后，我说，你们已经听了3篇很好的文章，某某同学，请你站起来回答我一个问题。我说：“请问啊，你文章里面的‘我们’是谁啊？”他没想到会问个问题，说：“我们就是我们嘛。”我说：“那我问你，‘我们’是单数还是复数？”他说：“复数啊。”我说：“既然是复数，那就不是一个人啊，有你也有其他很多人。”他说就是这个意思。我说：“问你第三个问题。既然有很多人，那你能不能代表他们啊？”他不回答。我说：“恐怕未必能代表他们。这样吧，请你不要用‘我们’。就像喻老师，你们发现喻老师从上课到现在用‘我们’这个词了吗？上课都是‘我’，我认为，我觉得，我体会到，我对你们说，‘我们’对你们说，不会这样子吧？你们发现吧，喻老师上课不用‘我们’，因为我只能代表我，讲得好玩一点，我只能代表我喻老师全身的细胞，我喻老师不能代表任何人。我的话是我的观点，是我的情感，是我的体会。对了，我很高兴；不对了，我个人负责。”他不讲话，我说：“没关系，请坐请坐。我建议你们大家在这一点上向喻老师学习，讲话、写文章用‘我’，不要用‘我们’，用‘我们’一种可能是习惯，还有一种用‘我们’，就觉得有很多人支持我，我可以讲大话，讲套话，这样问题就来了。”“我”就代表我。这个问题看似一个语言运用习惯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追求问题，就是到底你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老是用“我们”，肯定讲大话。如果讲话写文章，特别是写文章，经常用“我”，就能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能力。最近，我正在编一本书，书名初步定为“我是这样教作文的”。这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教坛历练，就是讲我的作文教学；第二大部分，青春足迹，是我教的学生的作文。前一部分讲的是我的作文教学理念和实践；后一部分，是我的作文教学的收获。我越编越感到这个任务很重，但是越编越高兴。开始我大概搜集了三四十篇文章。后来我说不行啊，不全哪，我就发了个短信到学生群里，我说：“各位同学，喻老师准备编一本书，第一部分讲我自己怎么教作文的，第二部分是我教过的历届学生的作文。如果有当年写的作文，请拍成照片发给我。如果有当年的作文本更好。”短信发出去以后，有一位我教的第一届学生，语文课代表，现在六十几岁了，叫她先生把她找出来的作文本放到学校传达室。我拿回来一看，是两本已经有点破损、每张纸都发黄的当年的初一作文本。我非常感动。她的作文本保留了五十几年，上面有我的批语和打的分数。我挑了四篇，作为60 年代的代表作。还有个学生，作文本找不到了，给我寄来一本70 年代末我在学校当教研组长的时候编的学生习作选，这本书封面也发黄了。我看了以后也很感动，翻一翻，大概有十三四篇我教的学生的作文。后来我继续搜集，现在已经搜集了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现在为止的120 篇左右的作文。我感到莫大的欣慰。120 篇左右的作文，历时半个世纪。就写文章的个人来说，是他青春的足迹；从宏观上看，这120 篇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部很好的史料。等编好的时候，我要在打开的第一面写上一行字——献给我热爱的金陵中学。我希望这本书编好以后，对语文教师的作文教学能够有所启发。

（四）一次特殊的教育经历

除了在金陵中学上了51 年课，我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1995 年，当时南京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的孩子因为成绩差，什么学校都上不了。如果让这些孩子流散到社会上，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好。当时民主促进会想办一所民办学校，解决这部分学生的上学问题。当时民进南京市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了一次，市教育局的老局长罗炳权在会上就说：“喻老师，如果你把这些学生都教好了，你才是真正的特级教师，怎么样？还行？”我当时不敢夸口，因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生，我没接触过。我说：“罗老，我试试看，我尽力。”这个学校就是开明中学，由我们民进的一位会员、三中的语文教师虎世俊担任校长。虎老师是一个女同志，她的性格像男同志一样，刚强，执着，敢拼搏，肯吃苦，非常令我佩服。开明中学这些学生来自全市各个地方，学习习惯比较差，其中有些学生抽烟，甚至打架，跟金陵中学的学生不能比。面对这样的学生，怎么使他们能够成人成才，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学校上课的教师绝大部分是我们民进退休的会员，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拼命开拓，通过七八年的努力，为南京市基础教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给学生上的是两个内容。一是教他们口语表达，二是教他们书面写作。因为他们原来基础差，所以我实事求是，降低要求，从最基本的练起，积累词汇，学会讲话，能够成文。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教的这个班到高三的时候全部通过了毕业会考。第一届毕业生够上高考投档线的达到70%，有不少也考上了本科。虽然这个成绩跟重点学校不能比，但就这部分学生来说，已经提高了不少。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有一部分学生的文章登在了《扬子晚报》上，还有一位叫魏莉的女孩子，她的作文获得了高中作文比赛一等奖。这也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在重点中学学不到的很多东西，尤其是虎世俊校长那种奋斗的精神，对自己严格的要求，至今仍令我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开明中学的8 年，使我懂得了什么是有教无类，什么是因材施教，这样我对教育的理解才比较完整。

喻旭初教育思想研讨会

三、我对教育的理解

我跟其他教师没有什么不同，喜欢语文，喜欢上课。我教了51 年，没有参加过任何好课大赛。所以到现在没有任何跟赛课有关的奖项。我这个人不求花哨，不玩花样，凭一颗爱心，一股热情，一张嘴巴，一支粉笔，努力上好每节课。我觉得做个教师，首先要把每堂课上好。每节课都是我教育生涯的一个点，一点一点相连，铺就了我的生命轨迹，也决定了我的自身价值。

我对教育的理解是随着不断的教育实践而一点一点地深化的。

1962 年秋天，我到当时的南京第十中学高一（1）班实习。过年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学生叫王卓丰，给我一张贺年片。我拿回来一看，是苏联的明信片，正面白雪公主，反面写着：“敬爱的喻老师，高尔基说，‘没有教师，既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祝老师新年快乐!——您的学生王卓丰。”这张明信片就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没有教师，便既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意思是所有的人才都是教师培养出来的。我想，教师太了不起了，我要做个教师。

到底什么是教育？现在出的书太多了，每出一本谈教育的书，我都要看看目录，看到后来我就不想看了，大道理讲了很多，看了以后真不知道什么是教育了。就像现在有些专家，不听他讲就算了，听他讲了以后更糊涂了。我觉得教育的核心是两个字：育人。教育是培养心态正常的、身体健康的、能用所学的知识造福社会的现代公民。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教育。还要补充一句，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只培养正常人，不培养天才。

叶圣陶有一句非常简明而精彩的话，是这样讲的：“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需一句话，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你看这句话，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用我的话来解释，良好习惯，包括做人的好习惯，求学的好习惯。好习惯养成了，习惯成自然，能力也就有了。

中国有一句话叫“读书明理”。读书明理，读书是手段，明理是目的。读书是求学，明理就是明白做人的道理、处世的道理。这个传统很好。要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引导学生，跟学生进行心灵交流。我喜欢这句话：不管年龄比他大多少，我要跟学生同步成长。

学校是进行教育活动的主阵地，我认为学校应该是安静的，应该是朴素的。中小学是基础教育，跟高等教育不同，它有自身规律，不能乱提口号。还是周德藩讲得好，要面向全体学生，起点要低，要求要严，训练要实，方法要科学。现在不少人喜欢“起点要高”，起点怎么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起点。起点就是开始的地方，比如说跑步，各就各位，从这开始，起点怎么能高呢？所以，周主任的提法实事求是，中小学起点要低，但是要求要严，训练要实，方法要科学，面向全体学生。我到过江苏、浙江、江西约80 所中学，80%的学校都很讲究布置，环境布置漂亮得不得了。如果叶圣陶来，他一定会说，不要搞得这么花里胡哨，学校应该是安静的，应该是朴素的。

我喜欢何其芳那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以心发现心，以自己的火去点燃旁人的火。”写得太好了。如果说我喻老师是一个小小的火把，点燃你，点燃他，那么就会一片光明。如果真正能够这样想的教师越来越多，那么教育的未来一定充满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