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庾南

我是1939 年出生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刚好10 岁。那时候刚解放，我们家姐妹三个全靠母亲。母亲既要负责我们姐妹的吃、住、学习，又要替人家做活来维持我们的基本生活，因此家庭生活很困难。但我母亲有一种坚强的性格——勤劳、不怕脏、不怕累——这种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子女，为我以后的工作，特别是教学改革历程中遇到困难能够坚持走过来奠定了基础。

1957年，李庾南（左一）老师刚走上讲台，与同事合影

我上五年级时，学校减免了杂费。到了中学阶段，又可以享受助学金。我是真正在红旗下、在党和人民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从小母亲就教育我们要懂得感恩，这一点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我也是怀着一种回馈祖国和人民的心态坚守在课堂和讲台。我想为祖国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才。我也想再做点事情，为未来培养有担当、有责任、有能力的人打下教育基础。

我与数学真正结缘是在自己的中学阶段，记忆最深的是初二学平面几何，学起来很困难，一个几何题出现了，不知道怎么去找证明的路子。有时甚至只能考到六七十分。我的几何老师叫陈元枢，我问老师怎样才能把几何学好，他说：“你首先看到我不要认为我脸上就是一个三角形、四边形。”他的意思是不要怕几何。“你看书上定理哪来的？怎么得到的？然后你好好做作业，不懂的时候不要问人，放下来再看看书上的例题，然后再想想我课上讲了哪些题，甚至到了吃饭或者睡觉的时候，脑子还要在想。”这番话启发了我。那个暑假里，我和姚倜两个人做了几百道自己找来的几何题。那时候，如果要我说用的是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我说不出来，但遇到题，我马上就能找到思路。我的老师没有直接告诉我，而是启发我去看题、读题、研究题、做题，在题中悟。我现在也用这种方法教学生。我不直接告诉学生答案，而是启发学生去研究并得出答案。

一、教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高中毕业，我走上讲台，那时对教师的理解还不深刻，只觉得“教师就是一种职业，从此有了铁饭碗”。我要保住这份职业，捧牢这个饭碗，站稳这个讲台，就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家离学校不远，步行只需10 多分钟，但为了迅速胜任教学工作，我选择了住校。早上和学生一起跑步、做操、打球；晚上在办公室备课，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做好第二天的教学设计。刚开始我照搬老教师的教案，结果上课很生涩，教不好学生。后来，我就先听老教师上课，回去再反复模仿练习，再到自己班上课。我铆足了劲儿一心向书本学、向老教师学、向学生学、向实践学……渐渐地，上课就从生涩到成熟，由平淡到精彩。班上学生的数学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学校也时常安排我去上公开课。

（一）21年实践，发现问题

当教师以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地教学，认真批改作业，精心讲课，在讲态、教态、语言上追求完美，但为什么学生的成绩仍有好有坏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慢慢地，我发现教师费尽心思地讲课，有的学生始终不在学习状态，因为所讲的不是他们需要的——学习好的孩子上课仔细听、认真思考，已经进入了知识的深化阶段；学习不好的孩子没有听或听不懂，就停滞不前。在前20 余年的教学里，我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但一直没找到正确的方向。后来听到一句名言：同等教育看学生，同等学生看教育。同等教育看学生什么呢？——学生是不是真的在学？这就首先要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学生要有想学的意愿。学生怎么样才能有求学意愿？那就需要教师来引领和激发，要创设情境，使学生在学习情境中学习。其次，教师上课要时刻关注学生。学生本来对学习感兴趣的，他遇到困难，跟不上教师步伐，如果教师还往前教学，他就没有信心了。其实，大课堂的班级授课制有优点也有不足，我要打破整齐划一的班级授课，给学生有问题就问的机会。于是我提出要成立一个小组，要有一个“小课堂”。我发现，“小课堂”不仅能使有困难的学生跟上大部队，而且能够提高班级的学习效率。在小组里，有困难的同学得到成绩好的同学的帮助，学习能够跟上去；成绩优异的同学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巩固了自己学过的知识。在一个小组里，有的同学是这样认识问题的，有的同学是那样思考探究的，但他们的认识可能都是正确的，通过互相交流，彼此都丰富了自己的认识，也少走了学习的弯路。小组学习弥补了班级授课制的弊端，而且能够增强学习效益，使学生的学习成果得以共享。当时，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我们引进的小组学习——要学生敢于发表意见，敢于和别人争论，善于吸纳别人的成功经验——其实这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种表现。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李庾南老师

全班学生的形式也要进行改革。我们开始研究新课题、学生的起点以及学生之间的差距等，我要引领学生去跨越这个差距。后来学习了理论知识，才知道它叫“最近发展区”。此外，还要研究用什么方法使学生感兴趣，能使学生去研究问题，能对学生产生效果，所以我现在仍然认为教师就是要研究学生、研究课题、研究课标要求，想办法找到学生需要的最佳结合点，在研究这些结合点的基础上，去思考我用什么方法引导学生去思考。

（二）把握机遇，初露光芒

前20 年的教学困惑以及这些困惑带来的研究方向，再加上当年的改革大形势，这才有了我在教育改革实践中的发展。当时，南通市教育局教研室提出提高教学质量的出路在改革，时任局长是秦同，教研室主任是莫惠昌。那时，每个市区初一、初二年级的数学教师经常在一起备课。有一次，集体备课轮到我们学校，本应由我们学科组长汇报备课的章节、教材怎么分析、怎么教等，但学科组长恰好有事请假，就让我去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就认真地研究教材、分析教材，进行备课。我讲课的当天，教研员葛老师没有来，来的是各校的数学教师，我讲完以后，那些教师非常认可，就反馈到教育局，说李庾南老师对教材的分析怎么好。教育局知道后，秦同局长来找了我两三次，让我搞教改。刚开始我不愿意接受，觉得自己底子薄、功底不深，但后来还是答应了。我想，他们看重我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身上有几种素质：一是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追求完美，追求成功；二是我的性格比较倔强，不认输；三是我的基本教学素质（语言表达、对课堂的调控等）比较好，毕竟我已经教书21年了。

后来，我就开始进行教学改革。但是搞点什么呢？琢磨以前教学中产生的困惑，我发现了问题所在——学生不是仅靠教师教会的，要靠自己学会。于是，我就提出了“自学”。课堂也不是封闭的，不是教师一讲到底，要让学生能够提问交流，互相吸取成功的经验，帮助彼此克服困难，这就是“议论”。“议论”不同于“讨论”。我们认真地研讨过这两个词语，“讨论”往往是一个问题找到了答案，讨论就结束了；“议论”则是一个问题不止于问题答案的找到，而是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又产生新的问题，再研究它相当于又研究了新的问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拓展。因此，通过“议论”得到的收获是源于初衷，又不止于初衷。教师的作用是什么？不是告诉学生“这是什么”，而是点拨一下，帮助一下，指引一下，使学生能够搞明白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引导，即指导、引领的意思。这就概括为6 个字：自学、议论、引导，即我们提出的“自学·议论·引导”教学。实际上，它不只是一个具体的方式方法，它有教学的核心理念，有对应的教学原则，有具体的评测标准等。

（三）遭受质疑，山重水复

1981 年的江苏省数学教学年会在南通召开，要我执教公开课。我记得是单元教学，在当时启秀中学的礼堂，我的指导教师葛老师要我整章讲三角形全等的判定，学习4 条公理和定理要用两节课，其中应用习题是后续课。当时，班上有一个男孩子，他平时也不太爱发言，那一天公开课人多，坐满了全省高校数学系、中学的教师，大概五六百人。当时我给学生讲习题，话还没有说完，他就马上举手，我喊他解答习题，他见我喊他，就格外得意，就在图形上添了一系列数字，然后说因为是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我都来不及听清楚他就说完了。因为我没有听清楚，所以不好评价，但我毕竟教书已经教了20 多年了，还是有经验的。我就说你再重复一遍，他见我叫他再重复一遍，更得意了，觉得老师认可他了，说得比之前还要快。那时候，我的指导教师就坐在前面听，我就看看他的脸，心想，如果他听懂了，肯定要向我示意一下，但我看到他那表情也没听懂，就说：“同学们，有没有听清楚？”其实他们也没听懂，但当时都说听明白了。我说：“听明白了就好，下面听李老师来讲解。”就这样过去了。下课以后，本市教师尤其县里的教师说那个学生讲错了，循环论证，有科学性错误，李老师都没听出来，还要教改。更有人后来造谣，说李老师上课要看她指导教师的脸色，要指导教师点头还是摇头，才知对还是错。我听到这种非议，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接下来的环节就是宣读我的论文。我先回到办公室休息一会儿，我的指导教师来问我情况，我说当时没听懂，他说他也没听懂。我很难过，他安慰我说：“过去了不谈了，接下来的文章你不要读，你要讲提纲。”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指导教师就把我的文章主要部分用笔圈出来，他说：“我画的你讲，没画的你就不讲，因为时间不够把1 万多字都读完。”后来我宣读论文的效果非常好。

回到家后，我爱人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人家说有科学性错误，学生说得快，我都没有听清楚。”我眼泪就掉下来了，饭也不吃了。这个时候，我听到二楼楼梯上，有人在问邻居我家住哪里。然后上来了两个高校教师，一个叫王铁军，另一个叫王鹏飞。王铁军是研究教育管理的，王鹏飞是学数学的。他们进来后第一句是：“李老师，祝贺你今天上了非常好的课。”我说：“最后人家说学生的回答有科学性错误，说连科学性错误都没发现，要看了指导教师点头摇头才能上课。”王鹏飞老师说：“真的没错，李老师。我是华师大56 年数学系毕业的，学生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李老师，我对你提一个建议，以后你课上训练学生的时候，不要让他回答证明过程、计算过程，要让他回答他怎么想的和他的证明思路。”这个真的指导了我。后来我与学生交流、讨论，就问你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你怎么研究的？你的思路是什么？用现在话来说，就是要说出你思维过程的思维导图，于是我课堂质量又有所提升，学生学习质量也显著提高。

（四）首发文章，重塑信心

1982 年秋，江苏省第二届数学教学年会在南通召开，我接受邀请在会上发言，题为“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六个层次”，即“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层次序列”，介绍自己按照学生自学能力发展的渐进性和跳跃性等特点而采用相应教学方法的做法和经验，主要有六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阅读法。教师引导学生从半独立到基本独立地阅读教材，对教材的基本内容达到弄懂、会用的要求，在交流讨论时，能正确而清晰地表达所学内容。第二层次是逻辑整理法。学生自学，以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整理出知识的逻辑结构和相应的研究方法为目标，初步学会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书本所叙述的知识进行评价。在交流讨论时，学生不仅要能说清对知识结构的正确理解，还能发表自我见解。第三层次是结构模进法。学生能独立运用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方法以及“同化”和“调整”的规律，对结构相同或相似的新学习内容采用“模进”的方法进行自学。第四层次是演变移植法。学生独立运用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对结构不同或差异较大的知识运用演变移植的方法进行自学。第五层次是科学探索法。学生以已有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为基础，在阅读教材内容前抓住课题，按照数学知识的结构特点和自然的逻辑发展趋势，进行创造性探索，并对探索成果进行交流概括，形成科学结构，然后再通过阅读课文交流讨论，进行补充和深化。第六层次是综合串联法。学生能独立进行系统复习，把相近或相似的多个小块知识连成一大块，然后再将几大块连成更大的块，挖掘“纵向知识结构”的深度，或者通过专题把解决同一类问题而又分布在各个单元乃至各个学科里的知识和方法串起来，拓宽“横向知识结构”的广度……我的经验和思考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其中就有《江苏教育》编辑部王写之老师，他在会后找到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我的文稿在《江苏教育》1983 年第10 期上刊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发表文章。这次经历重塑了我的自信，坚定了我前行的目标。

（五）“黄山冲顶”，坚定信念

1983 年，我在市教育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的领导与指导下搞教育科研。在这之前，教改实验已经走过5 个年头，我研究的课题是“培养学生自学数学能力”，使学生不仅学会，而且在学会中达到会学；授学生以渔，使学生终身得鱼！当时，改革的春天刚刚到来，人们旧的教育观念——学生是靠教师讲会的；教师不教，学生自己是不能学的——还根深蒂固。而我的观念是，学生是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自己学会的；学生不学或不会学，教师的教是不能奏效的。我总结了“什么是自学”“什么是自学能力”“怎样培养自学能力”“培养自学能力的课堂教学结构”“培养自学能力的教学方式”等理论框架和课堂教学操作体系，写出论文，题为《初中学生自学能力及其培养》，凭这篇论文和我的实践成果，我作为南通市中学数学教学研究会推荐的4名代表之一，在1983 年5 月出席了省中学数学年会。

大会交流时，第一个发言的是省城一所名校的有影响力的特级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马明校长。他的观点是：学生离开教师是不能自己学习的。他还以自己曾经搞过培养学生自学数学能力的实验结果失败为证。显然，他的观点与我的完全相反。他是权威，同行都崇拜他；而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同行能够认可我吗？正当我既有点害怕又不甘罢休时，会议主持人宣布由我发言并交流学术论文。我拿着讲稿，心里嘀咕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走上讲台，我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具体操作方法，摆出教学效果的真实数据。结果大多数与会代表接受了我的观点，我获得多数票，被推选为全省出席全国年会的4 名代表之一，而且是唯一一名女代表！当晚我兴奋得不能入眠，决心沿着这条教育科研之路一直走下去。

1983年10月上旬，全国年会在安徽绩溪召开。共分四个组，每一组由七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组成，每组派一名代表进行大会发言。江苏的另外三名代表鼓励并指导我在小组内介绍好自己的研究成果，争取由小组推荐到大组。这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躺在床上，反复思考，概括自己的论点，研究自己列举的重要论据，甚至琢磨自己的语言、语调。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我在小组内40分钟的发言,获得8 个省（市）代表的一致赞扬，交流完了以后，大家推荐我大组发言。大组发言每人只给15 分钟。时间一到，主持人摇铃，发言就得终止。我又向我省的代表请教，怎样发言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他们说,只能讲12 分钟,在大家听得欲罢不能时讲完，然后告诉大家，我这次递交的论文题目是什么，各位代表的材料袋里都有，敬请各位指导。

这一夜我未睡好，因为追求是无止境的，功夫是不怕用得深的!

第二天下午，是会议的最后半天，4 个组的代表发言，而后执行主席总结。我在第四组，最后一个发言，我们组的组长是黑龙江省教育学院院长葛棠，他是年过六旬的老领导，享有很高威望。会场上，他坐在前排，我和江苏的其他代表一起坐在中后排。葛院长走到我跟前，充满期望和鼓励地对我说：“准备好了吗？你会成功的！”我说：“谢谢葛院长，我一定努力！”因为会议已经开了四天，大家都有些疲劳，加上一些代表的心早已飞上黄山，所以会场纪律不太好。第三组发言的代表是上海某中学的一位女校长，讲了近40 分钟，主持人没有响铃叫她结束发言。可下面的听者却不厚爱她，会场讲话的声音很大，待她讲完时，非但没有掌声，而且大家松了一口气：“啊，好不容易结束了！”主持人说：“由于时间关系，第四组就不再进行个人发言了，由组长简单地汇报一下！”当时我觉得我的梦想、我们江苏代表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

葛院长却站起来向我示意准备上，他从容地走上讲台。我不解地和身边代表说：“怎么回事？好像是叫我准备发言？会议主席不是已经宣布不发言了吗？”葛院长说：“我们组由江苏、安徽、黑龙江等省（市）的代表组成，大家一致认为江苏省南通市第十二中学（当时我校校名）李庾南老师的教改成果最好，大家一致赞同。要我介绍，还不如她自己介绍好，下面由她发言。”会议主持面对这位老同志也无奈，只好默许。我站起来时，江苏的代表说：“李老师，沉住气，12 分钟！”往主席台走时，我对自己说：“面不改色，心不乱跳，排除万难，争取成功！”由于我准备充分，加上20 多年的教学实践锻炼，不仅表达准确、简练，而且声情并茂，一下子就吸引了会场近500 名代表。当我说完最后一句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回到座位上，江苏的代表向我伸出大拇指，轻轻地说：“江苏‘战胜’了上海！”“真不错，刚好12 分钟！”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因为我个人，而是因为我代表了我们这个团队，代表了团队走上全国学术的讲台，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团队的信心。其次是我代表了南通市，代表了江苏省，还代表了女教师和普通教师群体，这种责任感和自豪感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散会后，许多报纸杂志的记者纷纷采访我：“您哪一年毕业的，是北师大还是华师大的？”我非但不自卑，而且带着一些自豪回答他们：“我是南通市第二中学1957 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向我约稿，要介绍我的教改经验。会后，许多省、市教研部门的领导也约请我去讲学，实地借班上示范课。我从此走出江苏，走上全国学术讲台，作为一个普通女教师，在祖国大地上留下一个个足印。

（六）北京讲学，厚积薄发

我的课表是公开的，外面的教师经常跑到教室里去听我上课。他们在教室后面坐下，好些人我都不认识。下课以后跑到我这儿来说，李老师我是哪里的，有来自本市或区县的，有来自外省市的。更有甚者，在听完我的课后，跑上来对我说他带着考卷来，想测试一下教学效果。刚上完课，学生还没做作业，也没有复习，卷子发下去，学生马上做，做完他们就带走。从1978 年开始搞“学生自学数学能力及其培养”的实验研究以来，有的教师每学期都要来学习。因此，“南通市第十二中学”（启秀中学原名）和“李庾南”的名字随着我的教改实验渐渐走出南通，传到省内外。

1985 年5 月，北京崇文区教研室和我省常州市教研室有合作，有一次他们听常州杨秋萍老师的课，觉得耳目一新，决定请她去北京讲学。杨老师说：“我是从南通市第十二中学李庾南老师那里学来的,你们还是请我的师傅去北京讲学吧！”于是，我应北京市崇文区教育局和教研室邀请，去北京讲学。当时我是学校里一个普通的数学教师和初二年级班主任。

我是从南京乘火车去北京的。当火车进入北京站时，我站在窗口目不转睛地望着站台，因为我与崇文区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素不相识。他们在来信中说，有4 人到站接我，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个儿大约一米六，带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拄着拐杖，光头，特征很明显，他是北京中学数学教育界的权威韩宗尧老师。他们发了一张照片给我，叫我也发张照片给他们，到站后方便相认。当火车停下来时，我一眼就看到了韩老，我的心定下来了，提着行李包放心地走下火车。他们也认出我，于是走上前和我握手，一一自我介绍。局长的态度十分谦恭，他说：“欢迎您，李老师！您是我们北京请来讲学的第一位普通女教师！”是的，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女教师，我一定要为我们南通乃至为江苏的普通教师，为女教师增光添彩！

我的讲学安排是三整天报告，每天7 小时，第四天上午借班上两节示范课。第一场报告地点是在崇文区少年宫，会场可容纳200 多人，上午8∶00 开始，他们让我坐下来讲，我谢绝了，站着讲更有精神，就像在课堂里讲课，这样更便于与听众交流，听众也有亲切感、亲近感，效果比坐着讲更好一些。加上我讲的内容，不只是理性认识，每一个观点或论点都是从教学实例中概括、提炼出来的，所以非常受老师们欢迎。他们觉得我举的实例，有些他们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没有从理性高度去认识和总结；有一些理念或观点他们也认可，可又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操作。我是在他们“想说，又说不明；想做，但不知道怎么做”的状态下开讲的，效果可想而知。200 多名教师全神贯注，认真记笔记，很快到了10 点钟，我说休息一刻钟吧！可会场上响起一个声音：“不要休息，您继续讲吧！”那时我已经站着讲了两个小时，当然累，但听众对我的感情激励了我，我又继续讲到11∶30。

下午1∶30，负责人来接我，他们告诉我：“李老师，我们下午的会场换了个地点。上午，我们怕来的人不多，所以选了少年宫200 多人的小会场；可是您上午的精彩报告很快传出去了，海淀区、丰台区纷纷来电话，要来听讲座，因此下午换了个可容800 人的会场。”同行的欢迎又给了我新的压力和动力，我心里暗暗立志：“一定不辜负同行的期望！”就这样，一个半天接着一个半天，我连续讲了6 个半天。这6 个半天，会场座无虚席。每场报告结束时，我拿茶杯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因为力气几乎用完，可我内心有着用语言也无法表达的欣慰、满足和豪迈！因为我展示了南通、江苏甚至全中国普通中学教师、普通女教师的形象。

第三天晚上，我用完晚餐回到房间，一群教师在等候我。他们真诚地和我说：“李老师，我们教研室领导给你出了道难题，明天是借‘第三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分别对应好、中、差的学校）第225 中的一个差班请您上课，这个班学生不怎么爱学习，不仅学习成绩差，有些品德还差，上课捣乱、课外打架的都有。您做报告时，总是满面春风，和蔼可亲，明天对这班学生上课，可不能面带笑容啊！我们上这班课之前就开始运气，绷着脸，一脸严肃地进教室，有时还控制不住课堂呢……”我在感谢他们的提醒与关爱的同时，也陷入了沉思。前三天的报告很受欢迎，取得圆满成功；最后两节课如果不能成功，那就功亏一篑了。一定要上好！怎样才能上好呢？我想，不是靠“凶”、靠“板着脸”、靠“压”，首先要尊重学生，融洽感情；只有当学生接受我，和我的情感水乳交融时，这堂课才有可能成功。

后来有人问我要不要和学生先见面，我说不见面。人往往在第一次见面时会有一种好奇，见过面后就没有了，所以我没有提前去见学生。第四天上午，我走进课堂，50 多个从未见面的学生被听课的800 多位教师围着。我首先自我介绍：“我是江苏省南通市第十二中学的一名数学教师，同学们知道南通市在哪儿吗？”“知道，是上海的！”会场上出现一片笑声，气氛开始活跃了，我简短地讲了长江入海口、南通和上海的地理位置以及行政区划。我又问：“知道我的名字吗？”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上“李庾南”三个字，学生们齐声回答“李庚南！”全场哄堂大笑，气氛更活跃了，我和这50 多个学生间的距离顿时消失了，我就诙谐地说：“今天是李庚南的姐姐来给你们上课，我的妹妹叫李庚南，同学们还不认识‘庾’字，这是江西省大庾岭的‘庾’字。看样子，同学们对地理还学得不够好哩！我们还要认真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同学们欢迎李庚南的姐姐和你们一起研究‘分式’的有关知识吗？”“欢迎！”“声音还不够高，到底欢迎不欢迎？”“欢迎！”“谢谢！上课！”就这样我和学生一起融洽轻松地进入了学程。前半部分给他们上课是真的困难，我耐着心没有生气，脸上还是笑嘻嘻的；但后半堂课就好了，学生就跟上来了，第二节课也就越上越好了。下课时，崇文区教科所所长李朗光带来试卷当场测试教学效果,学生们认真地做了试卷，李所长批改完试卷，并做了分析，很满意。学生是在没有巩固消化和做作业的情况下做试卷的，结果只有一人不及格，56分，全班平均成绩90分(满分100分）。

崇文区教育局对我的讲学、讲课非常满意，为了感谢我，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说一定满足我。我说,我想拜访中国第一个教育心理学博士林崇德先生。他们听了更加敬佩我，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圆了我的梦。周日下午，他们陪我到了林博士的家，我向林博士汇报了我对“自学”“自学能力”的认识以及我的教学实践等，我的观点得到了他的认同。两个多小时的交流，更加坚定了我对学生自学能力培养和“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实验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不凑巧，崇文区停电了。225 中初一（12）班的学生在烛光中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因为是端午节前夕，有的学生还亲自包了米粽送给我在路上吃。他们纷纷让我签名，留下我的通信地址。会上有不少同学发言，谈与我共学的两节课及与我短短相处的感想和收获，其中一名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不好意思口头发言，他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了短短两句话：“李老师，谢谢您！10 年后，我考上大学去南通看您！”

在北京的几天，虽然非常辛苦，但我十分满足，收获很大，享受到教学改革的成功，也感受到一个为人师者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

（七）大连讲学，更上一层

1987 年5 月，大连市教研室邀请我去讲学。我从上海乘飞机去大连，在大连做了三整天关于“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的报告，第四天上午借大连教育学院附中上了两堂示范课。在彼此交流中，大连市的两位负责人问我有没有坐过海轮，我说没有，他俩一致建议我乘坐海轮回上海，这将会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和体验。一直以来，我就喜欢探索未知世界，加上对大海的向往，我当时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立刻托人去购买二等舱船票，可二等船票早已售尽，甚至连三、四等舱和五等统舱的票都卖完了，只剩下散席票，于是他们建议我依然乘飞机返回上海。我见过上海至南通江轮上的散席（租张席子，找地方坐下，或躺在席子上休息、睡觉），因此对“散席”并不害怕，执意要乘海轮。他们千方百计托了一个人和我一起乘上海轮，那人说他认识海轮上的工作人员，上船后可以找熟人给我换票。谁知上了海轮后，这个人找不到他认识的熟人，还丟下我一走了之。船上人很多，我茫然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身边的一位旅客大概察觉到我的困境，主动和我聊起来，说她也是散席票，可以凭散席票去服务处租草席，而后在船的甲板或走廊上找一空处，放下草席，席地而坐。大连到上海要29 个小时，我心里有些后悔没有乘飞机了。但“既来之，则安之”，我不停地这样安慰自己，然后去租了一条草席，在船舱内楼梯旁的一小块空地上铺下来，总算有了安身之地。

要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时间呢？我从行李包中取出笔记本和笔，写上“数学自学能力及其培养实验研究报告”这一标题，准备抓紧利用这段时间完成我承担和主持的江苏省教育科研重点课题实验报告。在这一小块空铺地方，我全神贯注地写着，写累了，就跑到甲板上看海，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又回到草席上，席地而坐，继续写作……就这样，不知不觉，东方吐白了，天亮了！遥远的天际升起了金色的彩霞，蔚蓝的天空中海鸥自由飞翔，我真正领悟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内涵。饿了，我就吃点大连朋友给我准备的食物；累了，我就去看海，放松一下心情。结果，我越写越上手，第二天傍晚就完稿了。可是轮船要在夜里12 点才能到上海码头，这时，我又有了新的担忧：上海到南通的第一班轮船（在十六铺码头上船）是早上7∶40，这7 个多小时我要怎样打发？“到时候再说吧！如果有公交车可乘，我就到十六铺码头候船室度过后半夜！”我又安慰自己。深夜12 点，海轮终于靠岸。走到出口处，就有不少旅店老板在拉客，我一看有派出所介绍的旅店，听说离码头很近，加上又开着一辆小面包车来接客人，于是就上了那辆车。谁知车开到一个黑弄堂里，旅店很小，房间是用木板隔起来的。我走进房间，有一张上下铺的床架，下铺睡着一个妇女，我走进去，她正在打鼾，隔壁也传来打鼾声，此起彼伏，犹如“二重唱”。这样的环境我怎能睡得着？想着再过4 个小时，我要去十六铺码头买票、候船，于是我就爬到上铺，躺在床上，眼都不敢闭一下，不时看看手表。5 点一到，我马上爬起来，也没洗漱，就结账走了，赶上第一班公交车，来到十六铺码头。

回校后，我开了一节班会课，把这段经历和感受讲给全班学生听。他们听得入神，若有所思。不久，我的那份实验研究报告公开发表，并得到教育界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肯定，我被推荐到全国参加评比，还获得“全国中小学教学改革金钥匙奖”。

二、班主任工作实践

（一）以姐姐的心态为师

1957 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当上了教师，同时开始做班主任。这一做就做到今天——整整63 年。教课教了63 年，做班主任做了63 年，我已不知不觉地融入讲台当中、学生当中，好像讲台、学生已成为我生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再也离不开了。

我是11 月份生日，8 月底报到，9 月1 号走上讲台，当时还没有满18 周岁，与学生年龄相差没几岁。那个时候选区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我还没有选举权，没拿到选民证，所以在学生和家长眼里，我是一个“娃娃教师”，一个“娃娃班主任”，一个“娃娃头”。学生倒不因为我年轻，也不因为我是高中毕业生而不听话，反而接受我对他们的指导和对他们的要求，和我的关系非常融洽。在课堂里，他们把我看成老师；下了课，在活动当中，他们把我看成朋友，看成大姐姐。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是因为自己内心真的是把他们看成我的弟弟妹妹。所以在学生出现问题、遇到困难或者犯了错误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假如他（她）是我的弟弟或者是我的妹妹，我如何处理？因为有了这种感情，你就不会有埋怨、责怪和放弃，而是充满着一种姐弟（妹）之情去帮助和启发学生，我想这可能是我的教育教学效果还比较好的根本原因吧。我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弟弟、妹妹，和他们平等相处，一起商讨班级的一些事务。因此，我经常能从学生的角度分析、思考问题，这就使得我的教育方式适合我的学生。我的教学也一样，备的课适合学生水平，学生常能“入耳”“入目”“入心”，当时我成了学生喜欢的“姐姐老师”“姐姐班主任”。

（二）以母亲的心态为师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我做了妈妈，对学生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和母亲对孩子的爱，比姐弟（妹）之情又近了一步。

做妈妈以后，我真的是把自己的学生和孩子看成同等重要。我把学生看作是我的“儿子”“女儿”，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学生们都看在眼里，很多学生就体会到我对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记得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一直到临生产了，才走下讲台。生完孩子以后刚好要放寒假，班主任要写评语，那时候孩子还没满月，我就坐在床上写了五六十篇。在20 世纪60 年代国家困难时期，生活水平没有现在高，孩子都是喂养的，喂得不好，孩子就容易拉肚子，生病住院。孩子住院的时候我从不请假，我认为自己的孩子看病、护理固然重要，但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孩子，他们的学习也重要，我不能缺课。所以我尽量做到两不误——白天，我到学校上课工作，请小儿科病房其他孩子的家长代我照看下我的孩子挂水；晚上，我把备课笔记带到医院去，在医院陪孩子。

那时候，有一个学生患有天生的癫痫，经常发病，一发病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抽筋。那个时候我年轻，自己的小孩也不过三四岁，怎么办？的确有过思想斗争，心想弄这样一个学生在班上真的不行。但又转念一想，如果我生了这么个孩子，我该怎么办？这样想后，就会真心待他。所以，当那个学生发了癫痫倒在地上抽筋、吐着白沫的时候，我马上毫不犹豫地拿着手帕擦他的嘴，掐他手上的穴位，然后叫学生赶快去请校医；也有学生主动去办公室拿脸盆打水，然后把他扶起来。学生看在眼里，这些行为也是对班上其他学生的一种教育。在我班上的3 年，我们班的学生从不歧视他，他过得很快乐。

没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得好，各个方面都发展得好，所以我对所带班级学生要求很严格，我希望我带的学生，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和“女儿”，将来都能够成长得好、有出息。什么是有出息？我带的班级的学生身体要健康、思想要纯真、学习成绩要好、要有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能力，要能够孝顺长辈、尊敬师长，在家里能够接受家长的教育。而且我还要求学生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尽最大的努力争第一。我那个时候教育学生：“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成功。别人可以允许你失败，自己不能允许自己失败。”所以，那时候我带的班级，无论是考试成绩还是集体活动，各项竞赛都是第一。这些也在学生的心灵上播下了一颗种子——做任何事情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都要做到最好。几十年以后，那些学生六七十岁了，遇到我还说：“李老师，你那个时候教我们‘争上游、创第一’，后来我们在学校学习直至走上社会，都一直发扬这种精神，追求这样一种精神境界。”

1978 年，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自觉投身教育教学改革，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理论，深入学生当中，进行学情调研，渐渐悟出“教育的主体是受教育者自己”的道理。出于教师或家长的要求，或为了应付检查而去学习，即便是“好学生”，也只是“他律”之下的“好学生”，他的主体意识、主观能动性并不能充分发挥，也难以达到充分发展的教育目标。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提出“自学、自理、自治、自律”的教育要求，着力培养学生“四自”精神和能力。“自学”，就是学生由“被动学”变为“主动学”，由“学会”到“会学”，由“学知识”到“学做人”，成为会学习的人。“自理”，也就是自己能安排个人的生活和学习事务。“自治”，意思是学生有权而且有能力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家庭中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或矛盾。班主任由“判官”转为启发者、引领者、帮助者和激励者。“自律”不是他人要学生怎么做，而是学生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在我的班上，班干部都是毛遂自荐的，我们最终会选举产生5 名班长，实行班长轮值制度，每天的值日班长负责当天的班级服务工作。5 名值日班长中会自主产生一位组长，在组长的带领下，定期召开值日班长会，交流班级情况，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案，制订班级活动计划等。因为值日班长以身作则，按照“自学、自理、自治、自律”的要求带领全班同学奋力前进，所以我们班各方面都走在平行班前列，每学年都被评为“文明班级”。

1978 年教改时，我班上有一位姓理的学生。他是小时候被南通医院一个部队转业的同志在路上捡到的，那个同志没有成家，就自己抚养小理。医院大院里住的一般都是医生和护士，转业职员地位不高，别人家小孩就喊他“野孩”。那个时候，其他家长担心他影响自己的孩子学习，让自己家孩子不要跟他玩。没有同龄小孩跟他玩，他就得不到心灵上应有的抚慰。

当时我教改压力大，一听是这样一个孩子，明摆着是个差生，第一感觉我不能收。孩子眼泪汪汪对我求情的那个样子，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李老师，如果你收下我，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不拖你的后腿。”特别是那句“不拖你的后腿”的话，触及了我的心灵，驱赶了我的私心杂念。我不仅收下来了，还把他当自己的孩子对待，每个星期六晚上让他到我家来，给他个别辅导。我不教他解题，先教他怎么看书，怎么读书，然后再来解题，帮助他思考应该怎么去想。他到我家，看见我的孩子晚上自觉地看书做功课，对他也有影响。一个学期下来，他有了很大的转变，他爱学习了，成绩也提高了。到了第二学期，就不需要我个别辅导了。后来这个孩子变得很阳光，一点没有自卑，还考上了高中。

1997 年8 月下旬，我突然接到电视台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儿子小曹在某省重点中学刚读完初二，慕名要转到我的班上来。我心想，省重点中学不读，要转到我这里，肯定是因为成绩不好，读不下去了，这样的学生到我班上来，班级升学率多少会受到影响。因此，我借口班上学生已满，无座位，没有接收。过了两天，市教育局领导给我电话，再次提及小曹转学的事情，希望我能接收，我只能无奈地答应了。初三开学第一天，小曹跟着爸爸来报到了。一见面，我心里一震，直觉告诉我，这个学生不太正常。事后，我了解到，小学三年级时，小曹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大脑受伤，智力严重受损，小学留过两次级，初二又留过一次级，因此他比同班同学要大3 岁。他的父母一心想照顾好他，便没有再生孩子。当时，母亲的天性让我决定不去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不辜负家长的信任，好好教育小曹。我先是和任课教师沟通，再对全体学生进行教育，希望大家给予他平等的爱。

没想到，小曹进班第一天就闯祸了，他扔了一张凳子，一下子把日光灯管“啪”地打了下来，幸亏同学们没有马上抬头，要不然可能会伤到眼睛。后来我叫同学们课间多关照他，下课他到楼梯栏杆前，同学们怕他翻下去，都过去保护他，一直给予他爱护，从不嫌弃。每次考试，他都不及格，而且分数很低，但同学和老师们都包容他。一次历史单元考试，他考了87 分，我知道后开心极了，以为他的学习有了转机，于是直奔教室，想当面鼓励他。我上楼梯，他正下楼梯，要来找我，一见面他就高兴地说：“李老师，我历史考试时作弊了，但是老师没发现，不会影响班级荣誉的……”我心里不免失望、生气，又略感欣慰：这孩子心中还有集体，说明他感受到集体对他的关爱，也爱着班集体。我摸着他的头，深情地说：“小曹，爱集体、维护集体的荣誉很好，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但作弊是错误的行为……”他惭愧地低下头，说：“我知道了，下次我不作弊了。”所以，这个孩子在我班上3 年，虽然他没有获得多少知识，但心里始终充满阳光，每天都很快乐。初三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他拿到了选民证，高兴地展示给同学们看，给我看。我对他说：“祝贺你，小曹！你18 岁了，长大成人了，要努力学习，积极劳动，将来做一个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益的人。”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一所职业高中。毕业后，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开了一间制作电脑光盘的小店。有一年教师节，他和同班同学一起来看我，带着摄像机到学校，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而后刻录成光盘送给大家。他生活得很好，很幸福，为此我倍感欣慰和快乐。对这样的孩子，我渐渐地调整了自己的教育观念：社会是一部大的机器，由各种各样的螺丝钉、零件组成，我们的教育目标不是要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科学家、教师或者工程师，只要这个学生能获得最大的发展，能自力更生，能对社会有用，我觉得就是成功的。

（三）以奶奶的心态为师

李庾南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

我做了奶奶以后，对学生的情感又发生了变化：对学生有一种奶奶对孙辈的情感。这与之前有什么不同呢？好像格外慈祥了，为学生想得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常常允许学生犯错误，允许学生改正错误。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急躁，学生犯了错马上就要求改正。所以，到了奶奶的年纪，学生和我很亲近。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校园里遇到学生，很多学生不是喊我“李老师”就是喊我“李奶奶”，而且有些学生还特别赶上来问“奶奶好”，特意不加“李”。所以我觉得我这辈子做教师很有成就，我的青年、我的中年、我的老年都献给了我可爱的学生，他们也把纯真的情感、深厚的情谊回馈了我。

好多人总觉得刚开始做教师有点兴趣，做了十年八年就有些倦怠了，更不要说二三十年了。前年南通市教师节庆祝会上有一个节目叫“80 后交流”——要1980 年以后出生的一个徒弟，和我这个80 岁的老人在主席台上进行现场交流。这个徒弟提了一个问题：“李老师，我们才工作几年，都觉得数学就是弄懂了定理，用定理做题目，一直这么教也没多少意思。您教了60 年了，不觉得厌倦吗？”我回答他：“因为李老师从不重复昨天的故事，所以李老师永远感到新鲜。”为什么？因为学生在发展的时代、发展的社会里成长，三年前的学生的思想认识、思想境界以及认知基础、认知能力和认知兴趣与三年后的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你要研究新一届的学生和三年前的学生区别在哪，由此调整你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我认为“学生”就是“学习的生命体”，学习是这一生命体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一种使命。千教万教，为的是学，为的是学生学习力的不断生长。进入21 世纪，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学习力的诱发、培养和发展，是教育教学的根本任务，因而，我明确提出“发展学力”的教育主张。发展学力，也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的教学要“以学定教”，心中要有学生，我们是为学生的学习而教育的。为什么我不厌倦？因为我一直在研究学科知识，研究教材，研究国家课程标准，研究我的学生。不断地研究，就会不断地发现过去教学中没有认识到的部分，就会发现不足和遗漏，这样你就不仅有兴趣，而且真正地体会到——教学相长。

做教师的时间长了，就会积攒一些教学经验，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缺点是什么？如果你不继续学习，你就会囿于原来经验的框框，备的课，研究的教材、教法，不一定完全适合学生。因此，你在课堂里要尊重学生，让学生自己学、主动学，让学生说，让学生想，让学生做，让学生表达。这个时候就有一种超越感，超越原有的认识，超越原有对学生的判断，补充自己的教学内容，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刚开始在课堂里，我总是认为自己比学生高明，因为是我给予学生知识，但后来我发现也有学生给予我的。大部分时候是我比学生懂得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一个班级五六十个学生，他们的智慧汇集起来肯定超过我。我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我带班3 年，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学生超过我的思维水平，超过我的思维速度，那我的教学就不是成功的。比如，一个综合题放在我和学生面前，如果没有学生比我解得快、方法比我好，我就不是全部成功的。我们是引路人，引上了路，学生要跑得比我们快，而不是一直在我们后面。所以，我觉得教师工作真是有意思。在教师节庆祝大会讲台上，我说：“做班主任我还没做够，讲台也没站够，我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完全奉献给讲台，奉献给班级，这就使得我这辈子的人生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现在好多年轻教师才走上讲台，就说嗓子不行要用扩音器，我讲课都讲了63 年了，有时候嗓子哑得也很厉害，但我从来不用扩音器。因为用和不用，声音的情感是不同的，哪怕声音哑了，对学生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教师精神的感染。记得有一年，我讲话讲多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医生说一定要休息，但我觉得不能影响学生学习，就一天也没休息。我到教室靠着我的嘴型和我的板书上课，结果教室里鸦雀无声，比平时还要专注，有学生领会了意思后主动上来帮我讲、帮我画图。所以，那一个星期课没有缺，虽然我讲课没有发出声音，但学生的学习没有受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了精神教育。

我做班主任这么多年，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就说：“做你们3 年的班主任，教你们3 年的数学，我希望不只留给你们知识，还希望留给你们一点精神。”“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的学生都知道这句话。对学生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那么，你首先必须在学生面前是一个有精神的人。举个例子来说，我右手曾经骨折过。那个时候不是每个办公室都有电话，一次我匆匆跑去三楼接电话，接完赶紧下楼往教室跑，我这个人比较心急，下楼梯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学生喊我“李奶奶”，我一边回头跟学生打招呼，一边还是大步往下走，结果不小心踩空了，本能反应手着地，当时手还能动，不觉得怎么样。同事提醒我赶紧到医院拍片子，我说自己挺好的不用去，就赶到教室。到教室后感觉不行了，手不能拿笔，根本不能写字，就马上去医院，绑了石膏。那时候，我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校长后来就租了一辆三轮车，早上在我楼下接我，下班送我回去。我一次课都没落下。那段时间真是考验人的意志，我不是左撇子，但为了教学，我就练习左手写字，学生配合得非常好，有人上来帮我画图，主动擦黑板。所以，打了一个月的石膏，丝毫没有影响学生的学习。我觉得教师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不是靠说教，而是要靠身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这样我就和学生同成长，一起“活到老，学到老”。

年过半百后，我做了祖母、外婆，心态变得比过去更为慈爱、宽厚和柔和。我认为，宽容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但它不等于迁就。等待、期待也和放纵不同，它来源于对学生全面的尊重。这一阶段，我的班主任工作已经由过去的“法治”走向了“理治”“情治”。在这样的理念下，我对学生的关怀更加全面，教育目标也指向“学生的学力发展”。

我对青年教师也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毫无保留地教他们。我想，3 年教一个班，受我教育的也只有五六十个学生，如果我把青年教师培养起来了，那么就能惠及更多的学生。如果说我这种教育还是优质资源的话，就能够使更多的学生享受到这种优质资源，这就是我的出发点。“一人红红一点，万人红红一片”，所以，我要带动教师来推动基础教育的发展。怎么培养青年教师呢？我们从2006 年起成立了“李庾南数学教学研究所”，到现在为止已经14 年了。我对青年教师的培训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广泛的培训活动，做讲座、上示范课。我每次培训都亲自上示范课，尽管现在82 岁了，也还亲自上示范课。第二个就是带出去。最有意思的就是通州的刘伶利老师，48 岁了，经过我个别培养指导，搞课题研究，上展示课，参加比赛，将近50 岁评上了特级教师。我的课都是开放的，他们随时来听，我分析我的课是怎么上的，更毫无保留地指导他们如何上。先让他们说自己对教材的认识，然后我讲给他们听，他们带录音笔把它录下来，回去再消化，消化好后写成教案，我看了后给他们修改，修改很多遍。往往修改到7 稿8 稿才能够认可。教案审定了，他们试讲。开始的时候，几乎每句话我都和他们琢磨，一段一段地上给他们看，他们记下来再研讨，然后再上来讲，就像电影排练一样。我有一次躺在医院里挂水，曹敏和孙华都要去参加省里比赛，我一边挂水，一边指导他们对哪一个概念怎么理解，应该怎样引领学生。这些徒弟可以说是手把手地带起来的，现在他们好多是学科带头人或特级教师。

我不仅这么指导教案设计，还亲自送人去比赛；我不仅带数学学科徒弟，还带别的学科徒弟。例如：启秀中学音乐教师王亮，现在在高中部，赛课获得江苏省一等奖。虽然我不懂音乐，但我用“自学·议论·引导”的思想指导她，听她试讲，帮助她，亲自送她到南京参加比赛。南通中学的徐海菊老师，获得南通市物理学科教学比赛一等奖，我亲自送她到如东比赛。之前也指导她应该如何组织小组讨论，议题怎么选。政治教师张玲，她到省里和全国比赛都是我送、我指导的。我不仅在业务上对她们进行指导，她们的着装我都指导。像徐海菊去如东参加比赛，买了一件新的黑色风衣，我说“你怎么穿这么个衣服？”当时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就脱下来给她穿上。音乐教师王亮到省里参加比赛，她穿了件暗沉的衣服，我说“你跑上台给人第一印象就不好”，当时我刚好穿了一件羊绒衫，有蓝红黑的颜色，就脱给她穿，给她加了一条丝巾，形象就不同了。

从“姐姐老师（班主任）”到“妈妈老师（班主任）”，再到“奶奶老师（班主任）”，我在教育战线已经奋斗了63 年，也获得过很多荣誉。但我本人最为自豪，也最为看重的，却是“一辈子做教师，坚守讲台，教书育人”。

我这一生，概括起来说，是幸运的。第一个幸运，是走上教师这个工作岗位。工作就像我的第二次投胎，能够在这块土壤上教书育人，43年来一直研究一个课题，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退休，我很幸运。第二个幸运，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不少贵人。这些贵人有学术界的人士，有政府领导，有杂志社的朋友，当然更少不了我的同行朋友。第三个幸运，是我走对了路，走了科研道路。这条道路让我专心做事，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社会贡献一分力量。第四个幸运，是我遇到的磨难。这一路走来，我不是顺风顺水的，也遇到过困难，遭遇了低谷，但磨难让我更加不认输。

一直以来，我都坚定一个目标：这辈子做教师，就要做出个样子来。我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我从来不是为荣誉而做教师、搞研究，荣誉并不是自己的骄傲，而是让我身上又添了一份责任、一份压力、一份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