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雅雪，赵谦

摘 要：基于压迫模式的同一性，社会正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是各自跨学科发展的必然走向。出于对女性的道德关怀，加德始终秉持一种超越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正义思想。对女性的关怀和正义，是加德社会正义思想的核心，也是对其他弱势群体普遍伦理关怀的基本前提。本文从社会正义理论简要梳理着手，廓清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概念，再结合加德的主要论文和著作，运用比较分析法挖掘加德社会正义思想中的女性意识，这对我们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和性别问题带来一定的启示和思考。

关键词：格里塔·加德;女性;关怀;社会正义

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环境文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生态女性主义者，她从个体经验的角度探讨女性主义、生态学以及社会正义的交互关系，并且一直笔耕不辍地进行研究，迄今为止发表相关论文53篇 以及2本专著，俨然成为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中的代表人物。

一、社会正义研究述评

社会正义的思想起源于柏拉图（Plato），他在《理想国》中就提到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正义就是统治者、战士和劳动人民三者各司其职，共同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幸福）而努力。社会正义的概念包罗万象，最初涉及哲学伦理学，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正义进行了政治解读，“社会正义”被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面大旗指引着无产阶级为了平等公正而奋斗。如果说政治上的社会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那么“分配正义则保障了公民的基本利益，它主要同社会经济制度相关。”[1]62这里“分配正义”指的就是经济上的社会正义，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在其所著的《法律、立法与自由》展开了对于法律与正义、经济与正义等问题的思考，社会正义又被冠以法理学和经济学的意义。接着，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和诺齐克（Robert Nozick）分别对社会正义中的平等正义和自由正义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行了研究，并且成为西方近代社会正义理论研究的典型代表。与西方一样，国内对于社会正义的研究也出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领域，其中麻宝斌和袁祖社的研究论文成果最多。随着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很多学者结合社会正义和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截止到2020年5月1日，相关论文达到395篇。

二、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念

基于压迫模式和压迫本质的相同，社会正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是各自跨学科发展的必然走向。生态女性主义“在谋求自身的解放时，一定要寻找自己的同盟军，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抛弃狭隘的主宰自然的意识。同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生态女性主义超越了性别问题，更为关注社会的公正和正义。”[2]48社会正义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关注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加德认为许多社会组织机构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压迫某些社会成员。这进一步鼓吹了支配女性、他人和自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社会正义的主要模式是分配正义。它集中于谁应该得到什么利益，谁又会遭受什么不公，以及他们应该基于什么理由获得利益或者承受苦难。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应该平等地对待平等，不平等地对待不平等。”[3]213那么，当平等被不平等地对待，不平等被平等地对待时，不公正就出现了。因此，如果人类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权利是平等分配的，那么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侵犯妇女、有色人种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权利的方式对待他们是不公平的。这样一种不公平是基于对性别或种族的错误认识，而不是基于正确的人性，所以它需要被摈弃。

社会正义需要包容性。加德认为：“社会正义必须包括分配和非分配的正义问题。”[4]57分配因素包括劳动制度、文化、社会群体、生态问题和特殊关系。这些必须建立在真实人性的基础上，他们既是互不相关的个别因素，也是相互联结的共同因素。包容模式还必须强调差异、依赖和支配的问题。被支配或依赖的人在社会上是不享有平等的。加德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一个不平等的开始，我们会忽视那些已經遭受不平等对待的人，最后制度上的统治和压迫也将被我们忽视。因此，一个社会必须认识到伦理关怀在促进和维护正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关怀和正义都是至高无上的道德理想，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加德社会正义思想中的女性意识

（一）环境性别歧视

人类总是要求他们的母亲为男人和孩子奉献自己的一切能量。就像欧美文化想要表达的那样，人们要求大自然给予她的孩子们她所能给予的无尽的资源，原谅他们的一切，为孩子们收拾残局。所以毫无疑问，西方文化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会不假思索地把垃圾倒进水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然母亲身上，希望她能把垃圾清理干净。在欧美文化中，女性和自然一样被要求奉献一切而不受重视，这表现为环境中的性别歧视。

加德在她的论文《女人，水，能源：生态女性主义路径》一文中做了充分地论述，她借助瑞安·艾斯勒（RianeEisler）的《圣杯与刀锋》（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1987）一书举例描述了一种以地球为基础、以母性为中心的文化的转变，这种文化认为自然是活的、神圣的，对男女一视同仁，她称这些文化为“‘伙伴（partnership）文化，与后来逐渐取而代之的‘统治者（dominator）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从万物有灵论变为机械论。”[5]120人们信仰的神由地神变为天神，社会制度由网络关系变为等级制度。虽然妇女和水的关系在这种文化转变中幸存了下来，但其意义是相反的。妇女和水不再被视为生命的源泉，她们在父权制的宗教信仰中失去了神性，在西方文化中处于奴性的地位。加德进一步指出，就像妇女和妇女的劳动一样，当清澈的水被视为一种资源时，它并没有出现在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中。在国际市场上，除了自然产品进入货币经济体系计算之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法计算自然的产出或破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妇女背着井水回家，这没有任何金钱价值，但是通过管道口出的水却有很大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测量系统中，由清澈的河流提供给妇女的清澈的水也没有任何价值。一旦湖水被污染，相关公司必须支付保洁费用，保洁劳动由男性进行，并注册为可产生收入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水和妇女在国际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微乎其微。对待水就像对待女人一样，这体现了环境中的性别歧视。

（二）对女性的压迫

1. 女性地位低于男性

在加德的著作《根，家园真相》（以下简称《根》）一书中有关对女性地位不及男性的描述很多，比如在《荒野》这一章中，加德参加了一个国家项目，在探险的第六天，当他们遇到一群麋鹿在山谷对面的山上吃草时，作者描述了它们的野性之美，一些年幼的小鹿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在吃奶，而在鹿群之外，一只孤独的公麋鹿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它们。与此同时，他们组的一些人正在谈论“统治地位”的公麋鹿，而加德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统治地位的意思，但这些人确信如果有公麋鹿，就一定会有统治地位。在这里，“统治”一词反映了女性受到的压迫，加德暗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社会地位上女性低于男性，女性受男性支配和统治。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女性就像自然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样，是一个无序、混乱、需要被征服和控制的领域，自然的形象与女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自然和女人都是双面性的：养育孩子的母亲不仅带来和平，也带来灾难和风暴。在当今社会，在等级制度中，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下属，她们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社会底层的文盲妇女几乎没有办法对抗等级社会的不公正。正如加德在她的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城市里的男人付钱给女人以获得肉体上的快乐，而只有一小部分女人有理智去抵制这种行为。自然和文化的从属关系一直在西方学界争论不休，著名人类学家雪莉·奥特纳（Sherry B. Ortner）在她的论文中清楚地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她说：“自然和文化被视为两个不同的实体，文化被认为是优越的和超越自然的，因此男性（被认为代表文化）优于女性（被认为更接近自然）。”[6]7因此，妇女与自然同属于一类。因此，女人和自然在象征意义上是相关的，被认为是文化的附属品，而文化在象征意义上与男人是平等的。由于女性的生理功能被认为是接近自然的，所以她们的社会角色在文化层面上要低于男性。因此，妇女被贬低，并被排除在社区职能和决策之外。在许多人看来，被动的、情绪化的女性比主动的、理性的男性处于次要地位。由于妇女的生殖功能，她们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怀孕和生育，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用于学习和推理等高级技能。这也导致了女性处于劣势和依赖的地位。

经济和科学秩序基于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妇女和自然等同于生产和繁殖中的被动的概念，把男人等同于主动和控制的概念。因此，无序的女性不得不服从于科学实验方法和先进的技术，这限制了妇女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特别是中上层阶级的活动。她们在生产和繁殖中都是被动和不活跃的。在加德看来，女性地位低于男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经济活动中，现在所有全身心投入家庭事务的女性都变得越来越习惯家庭生活。这一方面使得女性过分依赖家庭，另一方面男性的权威地位也得到了新的提升。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如果丈夫抛弃妻子或在她之前去世，妇女将无法养活自己和孩子。在《根》的《食物与居所》这一章，在女厕所里加德所看到的“有老妇女，戴假发套和帽子的夫人，穿旧大衣、背不伦不类的包的女人，夹着报纸、一捆捆衣服以及食物的妇人。”[7]148这些妇女没有其他资金来源，因此她们无法养活自己，只能寄希望于社会正义和社会帮助。而且，妇女在外的收入比男子少得多。于是造成的错觉是人们认为妇女的能力下降了，因为她不得不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她的家庭和孩子身上。经济社会认为男性发挥的作用胜过女性。第二，在政治活动中，女性同样处于奴性地位。世界上很少有女性政治家。自古以来，女性就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如男性有竞争力。她们头发长见识短。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宗教神话中似乎都是类似的，即女人在政治上总是从属于男人，国王总是男人，王后总是女人。在《根》中，加德引用了莫琳·默多克（Maureen Murdoch）的《女英雄之旅》（The Heroine's Journey，1990）中的一个例子，“女主人公摒弃了女性气质而以阳刚的面目示人，进入了由男性主导，崇尚权力与成功、职业与政治、生意与政府的世界。”[7]135然而，所有这些都只能发生在书中反映作者的美好愿望。第三，在社会活动中，女性不如男性可以游刃有余地现身在许多社会活动中，如医疗、教育、就业、娱乐等。在《根》的《食物与居所》一章中，加德描写了许多寻求社会帮助的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教育程度还不到高中。她们总是缺乏及时的救助，在医疗保健方面比男性承担更多的风险。没有足够的教育和医疗保健，女性在就业方面的竞争力远不如男性。没有工作意味着她们没有经济来源，只有向丈夫要钱，所以她们没有多少钱用于娱乐除非她们的丈夫非常慷慨。以上三个方面都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都造成了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上受男性支配和主导。

2. 女性与生态灾难

随着不屈不挠的征服，妇女和自然逐渐精疲力竭，更严重的后果接踵而至。世界各地的平均气温在上升，海平面在上升，污染水平和物种灭绝的速度在上升，女性遭受着越来越多的生态灾难。加德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女性与气候变化、女性与水管理、女性与能源危机以及女性与森林。

加德认为气候变化将影响整个全球环境。她在威斯康星大学河瀑分校上课的时候就举过例子，海平面如果上升50厘米，水供应能力就会下降，季节性降雨模式就会被严重破坏，随之频繁出现的强烈的极端天气事件会造成人员伤亡、大规模人口混乱和经济损失。人类可能会感染一系列的疾病，如缺水、营养不良、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然而，加德认为，气候变化将首先影响最贫困的人，尤其对住房、经济、卫生、通讯、援助等方面影响最大。她强烈谴责“生态灾难是富人造成的，但首当其冲的是穷人。”[8]67气候变化是由高消费生活方式造成的，进而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不是贫困社区和贫困国家造成的后果。她认为，女性在全球气候变化遭受到了另一种压力——一种对于她们来说根本不公平的压力。紧接着，加德就指出了性别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女性的社会角色、受到的歧视和经济贫困地位，她们受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更为严重。“在决定有关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的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在关于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讨论和决策中，女性的话语权偏低。”[9]32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生活在贫困中的妇女必须干更多的话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男性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挣钱，因此男性外出打工的现象层出不穷。更多的妇女被抛在后面，承担更多的农活和家务，但她们面临的现实是，要在应付季节性和偶发性自然災害中维护自己和孩子的生存实属不易。

此外加德还探讨了女性工作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顾家方面，因为在灾难和环境压力下，妇女是家庭里主要的看护者，看护家庭的负担越重，她们外出工作的流动性就越小。第二个是工作量，气候变化预计将加剧现有的水资源和薪柴的短缺。妇女要花更多的时间花在取水或取柴上，这限制了她们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机会。加德还指出，女性和儿童在生态灾难中死亡的可能性是男性的14倍。比如2004年发生在苏门答腊的海啸，在这场灾难中，超过75%的死者是女性。

带着一种神圣的情怀，加德始终对水有着深深的爱。女性与水的联系也影响了她。在《根》中叙述有一年她和当时的同伴玛丽争先恐后地跳进约瑟芬湖肌肤相亲地游着，加德写道：“我感到与此地、此情是多么的契合。这便是我中意的生活：亲肤，亲水。”[7]12科学专家不能理解水的循环。因而水被视为一种被动的、无限的资源，应该使其具有生产力并带来经济效益。水不仅不受到重视而且还被肆意糟蹋和污染。当人类试图控制水，当它的循环路线被打乱，当它被开发，那么水就会干涸。在世界各地，河流、湖泊和地下通道中自由流动的水正被占用，并且被处理后封闭在小塑料瓶中。严格意义上来说女性才是水专家。加德在她的论文《女人，水，能源：生态女性主义路径》中也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她们获得了很多关于水的使用、水质量、有关健康和卫生的知识。由于她们的传统工作，妇女关心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因此，他们知道在哪里取水，如何取水以及怎样运输和储存水。女性能够比较水源的水质，她们擅长用简单的技术净水。她们也知道如何应对稀缺的水资源和如何循环利用水。但是妇女在水管理方面的知识被极大地忽视了。而且在规划与水有关的项目时，社会不鼓励妇女参与，特别是建立小型水项目时，完全由男性领导决定。这样，水就由男性控制，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女性获得水的途径。加德还提到了联合国1995年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缺水是妇女特别关注的问题。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大部分的水收集工作是由妇女来完成的。由于缺水，他们必须走更远的路去取水。家庭中许多方面都需要水，比如清洁、卫生、做饭、照顾孩子、灌溉等等。此外，妇女还需要水来从事种植蔬菜、饲养动物、烘焙和洗衣服等经济活动。如果他们想获得经济收入，水的供应就变得尤为重要。

同样在《女人、水、能源：生态女性主义路径》一文中，加德以曼尼托巴省的水电为例，人们在尼尔逊河上修建了三座水坝，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水，使整个社区流离失所，并摧毁了传统的狩猎和捕鱼场所。这三座大坝可以提供马尼托巴省80%的水电，但它们破坏了自然和当地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妇女的生活。在家庭内部，有些能源比如木柴等被用来做饭、烧水、加热和照明，而这些是女性的家务，所以能源危机问题与女性息息相关。由于妇女有责任为家庭提供能源，她们必须承担收集木柴的工作。他们必须每次长途运输沉重的木材，这会损伤脊柱，还会导致生育问题。搬运、切割和运输木材的繁重工作使妇女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此外妇女通常被限制使用取自公共土地的木柴。在《根》一书《土地的家园》一章中加德叙述了“开发商们将猛犸湖区变为蜂巢般的公寓楼与商店，他们手里的土地资源行将耗尽。”[7]35土地正在逐渐消失，妇女的家园正在消失，毫无疑问的是柴火也在消失。或者她们也可以从别人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柴火。这里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倘若妇女不得不购买燃料，她们就需要收入，但若没有便捷的燃料，她们便无法获得收入。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妇女无法增加收入因为她们不掌管生产资源或土地。虽然农作物残茬、稻壳或草药等这些燃料更容易得到，但却不便于做饭，而且这些燃料产生的烟雾毒性更大。需求性燃料对收入有限的家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反过来又限制了需求性燃料下的创收活动，如食品加工、啤酒酿造、熏鱼。结果便是木柴的缺乏使妇女的境况更糟。

森林对于维持全球生态和人类生活非常重要。它们保护生态平衡，调节供水，保护农田。而且森林还为人们提供食物，如蔬菜、水果、坚果、蜂蜜等。他们为人们提供家庭用品，如房屋建筑材料、薪材、药品。据历史记载，妇女采集林产品已长达几个世纪。用于烹饪的油可以从种子中提取，种子也可以用来制造人造黄油、肥皂和甘油。树上结的水果可以用作妇女烹饪的原材料或面粉。然而，森林正在消失，它们变得越来越少。滥砍滥伐森林是世界上最棘手的土地利用问题之一，它是由商业化木材产业背景下将森林转为农地、家用住宅用地以及土木建筑工程用地造成的。其中，加德最痛心的是商业性木材采伐。她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木材行业的领导者变得越来越男性化，排斥女性和其他边缘群体。虽然她并没有对女性与森林的关系做出很多直接的评论，但在一些论文中，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出她想要向我们展示的很多有关思考和研究。她认为，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管理者，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森林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女性要操持家务，因此比男性更依赖树木和林产品。”[9]29当森林被砍伐殆尽时，女性比男性承受更多的恶果。而伐木工主要是男性，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体力劳动中更有优势。他们可以靠砍伐树木来挣钱，如果没有收入他们可以离开这个地区到城市去找工作。男性离开家意味着女性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工作量。其结果是，妇女能够产生收入的活动和照顾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了。其次，“女性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男性通常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女性只有通过父亲或丈夫才拥有土地使用权。”[9]44因此森林被破坏，妇女的境况变得越发艰难。

3. 女性与社会问题

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导致了很多关于女性的社会问题，如缺乏教育、家庭暴力、强奸、贫困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彼此都脉脉相通。缺乏教育将给女性带来低收入或无收入，女性更依赖于男性，因此她们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强奸和贫困的威胁。

加德首先重视的便是女性的教育问题。例如，在她写作的《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学工具》（Tools for a Cross-cultural Feminist Ethics）一文中，她写道：“男女教育不平等是女性进步的致命约束。”[10]13虽然女性接受教育不能保证其地位一定提高，但有证据表明，大多数接受教育的女性在家庭、社會甚至国家中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地提高。事实证明，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母亲是否得到教育是决定家庭成员健康和营养的首要因素。对于某些贫困地区由于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不佳，卫生设施有限，妇女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然而，如果母亲受过一些普通的卫生教育，这对婴儿的存活率有积极的影响。此外，研究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中学毕业的女性比未完成初等教育的女性少生2个或3个孩子。因此，教育是一个女人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一个国家能做的最好的投资可能是教育女孩。教育中存在性别歧视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担心如果女孩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就会抵制父权制。虽然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但她们仍然占世界文盲的大多数。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只完成了二至三年的初级教育。在一些国家，男孩上学的时间是女孩的数十倍。女孩的辍学率是男孩的三倍。但是缺乏正规教育并不意味着缺乏知识。在家务和照顾孩子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上，女性远远超过男性。但这种知识被认为没有价值，也不能使妇女有资格分享获得决策权。妇女一直参与传统医学、农业、食品加工和保存等工作。这种知识技能对家庭、社区和环境的生存非常重要，它需要被重视、保护和发扬。

在《根》一书中，加德指出，在一个全国人口不足15万、拥有6.6万人口的小镇上，贝灵翰姆的“家庭暴力发生率意味着每天夜晚寻求安全庇护的妇女和儿童数量总要超过福利机构的接纳能力。”[7]149美国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很多女性自杀是因为她们无法忍受丈夫的暴力。事实上，在我国的许多农村地区，家庭暴力被当作一种家庭事务来处理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性别不平等助长了这种现象的发生。男权统治根植于社会。“强者和弱者”的刻板印象仍然主导着许多人的思想，尤其是男性。在这种文化的不良影响下，男人视自己为家庭的领导者，他们认为丈夫对妻子进行暴力的行为是一种展示自己尊严的表现。其次，女性经济不独立，自我保护能力差。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男人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妇女非常依赖丈夫，因此她们在遭受暴力时往往选择忍受。这导致家庭暴力成了持续存在并且不断加剧的现象。在《根》中加德叙述道在她四十岁生日聚会上，她想要举行一个庆祝活动，所以她邀请了她所有最亲密的女性朋友来家里举办一个圣诞晚会。这是一种建立团结共同体和分享智慧的仪式。其中，作者谈到了女性所面临的家庭暴力。在这些女性朋友中，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家庭暴力，她们团结起来为家庭暴力斗争。

在《根》这本书中，加德描述了在派顿湖周围的人行道上发生的几起强奸案。她举了一个例子，受害者名叫克丽·琳恩·舍洛克（Keri Lynn Sherlock），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20岁女孩。她于一个周五的下午来湖边散步被一个不知名的年近五旬的园丁强奸。当她被发现遗体时，她的头骨被园艺工具猛击，她的身体显然受到了性侵犯，园丁消失了。当加德漫步派顿湖时，她能感受到和舍洛克一样的快乐，她“很想缅怀她的冒险精神，她对陌生人的善意的信任，她对土地的钟情。”[7]9[3]17加德不愿去想男人对女人的暴力。世界各地每天都有许多强奸案发生。近年来，我国女大学生经常被发现走失和被强奸。妇女遭受的各种各样的暴力中强奸是最严重的，它给女性带来了一系列随之而来的问题。首先，加德认为强奸给女性的思想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结婚，被强奸了，她会受到别人的羞辱，可能会被她未来的丈夫憎恶，当然如果她结婚了，她通常会被她本该最亲近的丈夫憎恶。除此之外，她还将遭受来自社会的怪异眼光，将受到心理上的长期折磨。其次，强奸容易毁坏女性的身体健康，例如它加剧了意外怀孕或传播性病的风险。总之，强奸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对女性造成了破坏。

贫困既是一种绝对现象，又是一种相对现象。绝对贫困是一种物质条件，相对贫困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社会价值问题。妇女受贫穷打击最严重。在《根》中，加德提到根据联合国网站2013年的一项研究，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中70%是女性。“半数以上的贫困家庭是由妇女支撑的。庇护所里百分之90以上的家庭也是以女性为主导的。”[7]149妇女处于绝对贫困中，尤其是在贫穷国家，她们的寿命大多很短。贫穷会带来疾病和苦难，他们会因疾病和污染而挨饿或死亡。绝对贫困的妇女主要生活在最不发达国家。作为社会正义分子的加德对她们表示深切的同情的同时更担心她们。

（三）加德对女性的关怀

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女性经历了太多不公平的待遇。她们应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加德对女性关怀首先是主张女性赋权，毕竟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她接着指出，2006年11月，由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创立的肯尼亚“绿带运动”（Greenbelt Movement）签署了一项减排购买协议，在肯尼亚两座山区重新造林。妇女团体将种植数千棵树，这将为农村妇女提供收入，帮助她们经济独立。加德坚持认为女性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对权力和权力关系的理解，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权力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实体，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女性主义者提倡的为妇女赋权不是为了让女性独揽大权，而是授予女性应得的权力和自由，更重要的是倡导和男性平等和平地使用权力。在不损害人类和生态健康的前提下，其对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和可持续资源生产的意义值得称赞。

女性赋权的思想来源于全球妇女运动和第三世界女权运动。他们分析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并希望废除性别劳动分工。他们呼吁全世界减少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负担，消除体制上的歧视，确保妇女在政治上的平等。女性总是处于权力的底层。在南亚，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是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中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能控制资源。他们几乎没有决策权。更糟糕的是，他们控制的只能是有限的资源，像一小块土地，邻近的木材，以及他们自己的身体，劳动和技能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其他人的决定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德主张妇女赋权，因此赋权斗争必须挑战传统的父权制。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女性家庭成员的传统控制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变化。在一些地方，男人已经不能再控制女人的身体和性，他们不能再推卸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他们不能再虐待或侵犯妇女的身体而不受惩罚，他们不能再抛弃他们的妻子或与他们的妻子离婚而不支付生活费用，他们不能再能和几个女人结婚，在整个家庭事务上做出单方面的决定。显然，女性的赋权意味着男性在父权制下所享有的特权地位正在消失。加德指出，要加速社会转型，扩大妇女的权力范围必须形成政治力量，毕竟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是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挑战和变革。应当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建立贫穷妇女群众组织，这样一来世界各地的妇女才能真正实现改变自己地位希望。

第二是倡導男女平等。在加德讲授的“妇女与气候变化”的课程中，她提到了另一个解决方案，即男女应该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定权。她指出，妇女基于自己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了现有缓解措施所缺乏的信息，使妇女参与气候决策不仅确保了公正，而且确保了气候政策的有效性。平等参与不仅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办法，也是解决妇女面临的其他压迫的办法。我们可以从加德的主张中推断，她想强调的是性别平等。著名影星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2014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曾发表女权主义的主题演讲，她强调女权主义的定义是：“相信男人和女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它是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性别平等的理论。”（艾玛2014）艾玛的演讲目的就是让男性相信性别平等也是一个与男性自身相关的问题，呼吁男性支持女权主义，帮助消除性别不平等。她从三个方面说服了男人：第一，女权主义者追求的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的自由，社会的公平和效率（人人平等）。其次，男性应该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或者至少支持他们心爱的女性。第三，男性应该为自己支持女权主义。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就有与性别平等相关的议题，这也与加德的主张相一致。根据联合国的研究，目前有一些地区已经实现这一目标。在教育方面，在调查的130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实现了各级教育的男女平等。经济贫困、滥用童工、学费高、缺乏基本设施、教育歧视、教育质量低、男孩优先获得教育机会等问题仍然存在。在就业方面，女性正在进入由男性主导的各种职业，但她们中很少有人能从事能给她们带来权力和权威地位的职业。妇女的工作与家庭有关，或者只需要较低的技能。在卫生方面，能够得到产前保健的妇女比例正在增加，但增加的不多。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孕妇死亡率很高。在环境方面，妇女更容易受到缺乏清洁水和能源、环境退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正如加德所认为的那样，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在基础設施薄弱、住房条件差的欠发达地区。我们可以就上述基本问题得出结论：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且是世界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就像加德强调的那样，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以女性为关怀对象的社会正义问题。

四、结语

“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一系列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继出现，严重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11]29在这样的的背景下，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期。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社会正义思想追求的应当是文化的、生态的和经济的民主，一种社会关系的公正形式。帮助解除女性受压迫的地位，为女性谋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加德社会正义思想的出发点，同样也是归宿点。很多年里，秉持着对女性的深切关怀之情，加德对于社会正义的努力都诉诸直接抗议行动，因为对于她来说社会正义不仅是一种学术视角，而且是社会实践活动，她不但要高举行动主义大旗，还要做好实际服务工作。始于关怀，终于正义，加德在社会正义研究道路上将一直为女性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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