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 张会玲

摘 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大学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及农专改院后的国立西北农学院（统称西农）作为民国时期西北首创之国立大学、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院，立足陕西，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在良种研发、农业技术推广、生态环境修复、合作经济组织创建、农村教育普及、农产品新型市场培育、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民国时期我国生物育种的的重要基地、西北地区农业技术的策源地、西北最大的林木种苗繁育基地、西北苹果现代栽培的样板、西北农村教育普及的高地。民国西农服务“三农”的成功经验对当今涉农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以及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西农;地方;经济社会

中图分类号：F3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5-0128-09

收稿日期：2020-11-05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5.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XW080）

作者简介：杨恒，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编研。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民为国本”“食为民天”，农业是立国之基。涉农高校承担着强农兴农、为农兴国的使命与担当。回顾和总结涉农高校在办学及强农兴农中的作为，借鉴、汲取其历史的经验，进而使其为农兴国的精神代代相传，对更好服务当今“三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战事频繁、社会动荡、百业凋敝，特别是西北地区旱灾连年、农事日废、民不聊生。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兴学兴农的呼声中，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1934年创立。这所设立在中华农耕文明发祥地——古有邰（即今陕西杨陵区）的涉农专科学校（农专改院后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以下统称西农）是我国近代在西北地区创办最早、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所新型的涉农高校。在国家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的背景下，西农坚持“研究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改良西北农林事业，增进社会生产”的办学宗旨，立足陕西、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在为农兴国的使命担当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今天研究、总结西农民国时期服务“三农”之工作，对培植学校的文化自信，增强追赶超越、争创一流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鉴往知来，传承弘扬西农精神对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乡村振兴，继续发挥学校的贡献，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民国西农的为国强农

（一）创立国内规模最大的教学实验农林场，培育生物良种

西农在创办之初，“未建系组、先办场站。未开课程、先抓科研”。学校优先建立了包含农、林、果、牧等的教学实验农林场，总面积达3 582亩，属当时国内农科学院之首[1]。学校以所建场站为平台，以动、植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搜集为先导，进行优良品种的选育。以占地710余亩的农场为依托，分别开展棉花、小麦、大麦、小米、大豆、马铃薯、玉米、高粱等农作物的良种选育，育成适于当地风土之新种22种（见表1），尤以小麦和棉花最为满意。以占地620亩的园艺场为依托，开展以苹果、桃、梨、葡萄、杏为主的果树育种，以白菜、萝卜、甘蓝、番茄、菠菜、洋葱、菜豆及瓜类为主的蔬菜育种以及观赏植物类育种，先后选育出了武魁番茄、紫白甜萝卜、武功苞心白菜、农院大蒜、武功水蜜桃等园艺新品种。以占地464亩的畜牧场为依托，开展猪、羊、鸡、役畜等的良种引进与繁育。到1948年，繁育瑞士莎能奶山羊（Saanen）69头，瑞士吐根堡母羊（Toggenburg）1头，同州绵羊10头，新西兰考力代种羊（Corriedale）3头;繁育英国巴克夏纯种猪（Berkshire）7头;繁育来航鸡（Leghorn）20余只，洛岛红鸡（Rhode Island Red）5只，芦花鸡（Barred Plymoyth Roch）10余只，反毛鸡（Frizzle）5只;繁育蕃马、关中骡、驴、秦川黄牛等役畜多头。

作物优良品种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田生态系统的重要生物因素。优良品种能够较好地利用有利的生态因素和克服不利生态因素的影响，从而实现高产、稳产。“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这句名言就彰显了作物优良品种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影响力。 王绶教授认为：“品种改良为增加生产最有效之方法，若以改良品种代替土种，则影响農村经济至为可观。”以大麦品种武功3102为例，每亩平均增加产量44.5千克，陕西全省大麦栽培面积约280万亩，从低估计，若60%农家品种改用此大麦良种，则全省每年可增加大麦生产约150万市担（75 000吨），以每市担8 000元计算，折合当时货币120亿元，其影响于农村经济可想见矣[3]。西农选育的小麦品种“西农27号”、玉米品种“西农混选白玉米”、小米品种“西农8-696号”、高粱品种“西农混选大锣锤”、马铃薯品种“西农七百号”在20世纪40年代已在西北地区广泛种植。赵洪璋教授1947年育成的“碧蚂一号”良种，使小麦亩产从新中国成立前不足50公斤提升到150～200公斤，1959年在我国黄淮海麦区推广种植9 000余万亩，创下了迄今为止我国小麦品种种植的最高纪录。毛主席曾评价“碧蚂一号” 是“一个品种挽救了大半个新中国”[4]。

（二）开展技术推广，造福地方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在《关于经营西北农林专校办法之意见书》中述及办学方针时指出：其一，“改前农林专科在场圃之艺植，不切实际之耕种为辅助平民，增加生产实际有用之新企业、新经营。”其二，“当讲求校外合作之方法为当地农民谋幸福。”农专成立后，学校推广人员、教师、场站人员及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推广工作。

1.作物优良品种丰产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学校组织以农艺系专家教授为督导、广大教师为主力、在校学生广泛参与的复合型作物良种示范与推广队伍。1935年，引进高产优质的美国马铃薯品种“西北沃”，经繁殖试验，1943年在西安、武功等地推广均获得成功。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武功、乾县、周至、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陇县、麟游、千阳等地推广“蚂蚱麦”“陕农7号” “武功27号”“斯字棉四号”等作物良种，年均推广面积20 000余亩。在陕西关中地区武功、周至、宝鸡等县的各乡举行小麦丰产栽培技术示范、轮作耕种及施肥改良法示范、麦棉生产教育、小麦黑穗病防治、粮食增产工作巡回服务等技术惠农工作。

2.园艺良种丰产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民国时期，西农创建的园艺场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宏大、设备最完善的园艺场。西北果蔬、观赏植物的发展与绿化均开源于西农的园艺场[5]2。园艺场内的果园中，苹果之最高年产量曾达到39 000余公斤，桃之产量曾达20 000余公斤，附近农民目睹口尝，争相栽培，不推自广，现在陕西、甘肃以及河南、山西等地所发展的苹果都或多或少与陕西武功张家岗所栽苹果相关联，即以此为西北栽培苹果的样板，传播遐迩，致有今日西北苹果遍栽的盛况[5]43。1949年5月27日，解放西农的王震将军，不顾军务繁忙，慕名参观西农园艺场。1949年7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随部队途径陕西武功时，利用休息时间，也参观了西农园艺场。

民国时期，西农园艺良种的推广以果树为最多，而果树中以苹果、桃、梨、葡萄、杏为大宗。蔬菜以白菜、萝卜、甘蓝、番茄、菠菜、洋葱、菜豆及瓜类为主。观赏植物类以草本花卉为主。先主要在陕西、甘肃两省推广，后来已远播于川、黔、滇、鄂、湘、豫及宁、绥诸省。历年园艺良种推广之数量及种类见表2。

3.家畜品种改良及其产品推广。西农利用学校畜牧场繁育的莎能奶山羊（saanen）公羊、巴克夏（berkshire）纯种公猪等与地方土种杂交配种，改良本地土种家畜。同时，在西北地区免费或廉价推广小公羊、大公羊、母羊、纯种仔猪、肥猪等。在陕西武功地区传授家畜人工授精配种技术。

学校除在校内设立羊奶厂满足校内之需求外，1948年5月在西安分设示范羊奶厂，每日供应鲜奶80磅（36.288公斤），1949年6月鲜奶供应量达到200磅（90.72公斤），但仍供不应求，深得社会人士之赞誉，为当地畜产品的开发发挥了示范作用。

4.家畜疫病防控技术指导与推广。民国时期，西北各省地广人稀，畜产之富素甲全国，其于巩固国防，充实国力，厥功尤伟。为了确保西北地区家畜安全，西农开展了以疫病防控为核心的家畜疾病防控技术指导与推广。在学校附近的武功等县指导养猪防瘟、牛瘟防疫示范与推广，计763次。1941年，陕西发生牛瘟，学校组建了由教师沈克敦、吴信法、秦和生、段得贤和14名学生组成的防疫队伍分别前往咸阳、礼泉、泾阳、三原、眉县等处进行牛瘟防治。牛瘟防治工作得到了农林部渔牧司的充分肯定，农林部渔牧司曾致函国立西北农学院，“此次陕西省发生牛瘟，承贵院选派员生协助，疫势得以扑灭，至深钦敬”。

血清和疫苗是民国时期我国仅可自制的几种生物制剂，曾在当时的兽疫防治中发挥过作用。1942年5月25日，应中央畜牧试验所所长蔡无忌先生请求并提供资金支持，西北农学院制造抗牛瘟血清20万立方厘米。同年，西北农学院与陕西省卫生试验所及农业改进所合办血清厂，生产的抗牛瘟血清、牛瘟脏器疫苗、牛出败菌苗、炭疽弱毒芽孢苗、猪结晶紫疫苗、猪出败混合菌苗等，对防治关中、陕南地区疫病很有成效，其中一批牛瘟脏器疫苗由西农投奔延安的革命者带到陕甘宁边区使用。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和贺龙等同志指示，也在光华农场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制剂，终于试制成功了抗牛瘟血清，多次扑灭了邊区农村牛瘟[6]。

（三）开展植树造林，改善当地农业生态环境

“国家基本之物质建设，经精密之分析，确认建造森林乃基础中之基础。”“森林之建设缘各种建设之基础，实改善民生，减免灾害，利用土地之原力，诚迫不及待之要举也！”[7]西农森林组（系）以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为目标，以学校实验林场为苗木繁育基地，经过科学地造林规划设计，在地方林务部门的配合下，1933-1938年先后在学校周边县市及广大的西北地区共造林2 800多万株（见表3）。

此外，学校与多方合作，开展水利设施防护林营造。1938年学校与陕西省林务局、水利局合作开展眉县梅惠渠灌溉区域及斜峪关植树造林15万余亩，为保护该区域山地不被冲刷、增加山地木材之生产、维护该区域渠堤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与军政部门合作，开展国防林营造。1939年2月，农专森林系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合办国防林场，在陕西凤县黄牛铺、宝鸡县孟家滩营造核桃林，造林6 400亩，历时5年，为解决汉阳、孝义、济南等兵工厂制造军用武器枪托所需核桃木资源紧缺之困难起了重要作用[8]111。

学校将抗战宣传与植树造林相结合，开展植树造林及反帝侵略宣传周活动。在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关键时刻，学校决定，自1938年3月20日起至3月26日停止授课，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及反帝侵略宣传周活动，以唤起民众抗敌意识。学校无偿提供树苗十万余株，400多名师生分赴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咸阳、周至等六县开展工作。经学校师生现场栽植技术指导及爱国主义宣讲，当地群众的造林技术明显提高，抗敌意识显著增强。民国时期，西农将爱国主义融入到国土绿化的具体行动之中，开展的各种植树造林活动为改善西北地区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为学校附近县、市及广大西北地区多元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创立农村合作社，盘活地方经济

西农在成立时就设有农村事务处，主管农村合作。1939年4月，农专改院后，农村事务处亦随即改为农业推广处，内设农村合作组，分管农村合作。1934-1936年，西农率先在学校周边的武功和扶风两县，共指导成立各种业务类型合作社77个，合作社成员累计达到6 406人，股金总额达12 956元（见表4）。1935年春，中国农民银行邱文清曾来武功各社参观，认为各社成绩颇佳，并承诺今后农行尚可增加贷款数量。交通银行也派员来校接洽，并愿投资各社。

1937年，陕西省政府合作指导委员会深入武功、扶风两县实地考察、调研，充分肯定了西农创立的农村合作社的推广价值，遂特批扶风、武功两县为西农合作试验区。1937年12月15日，西农正式接收陕西省合作指导委员会在扶风、武功两县所办的240余个合作社，加上西农此前自己建立的210余个，此时共计指导合作社约450余个[9]。

西农在农村合作社建设中取得了两条成功经验。一是积极筹措发展资金，作还款保证人。学校对其指导成立之合作社，以合作社的财产作担保，以学校作为还款保证人，负责介绍银行贷款，积极筹措合作社发展资金。二是倡导农村储蓄，创立了储金劵和农产储蓄两种农村储蓄办法[10]。

西农指导建立的农村合作社，突破了我国同时期“合作社就是组织农民力量，向银行低利借款，使之购买生产必需品”的普遍做法，给农村合作社注入了经济担保、农村储蓄、社员教育、农业技术推广、产销对接、生态修复等新内涵，具有时代先进性和创新性。对21世纪我国新农村建设、农村专业合作社建设以及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推广模式的建立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五）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开展农村教育普及

农村教育，为农业之中心教育，并为社会教育之基础。学校充分利用自己的教育资源，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农村教育普及。

农村儿童是农业复兴的储备力量，西农创立的吸纳失学儿童在附小上学、在学校指导的合作社附设私立小学、与西京市合办农村小学等小学教育，对农业后备力量的文化启蒙及农业专业技能的早期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农村小学教育过程中穿插通俗易懂、学生喜闻乐见的农业知识，对今天的农村小学教育也有启迪作用。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导力量，农民素质的提升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西农举办民众学校、新旧农事研讨会，开设林业技能特训班、畜牧训练班、合作社社员训练班，开办青年阅览室，办壁报简报，全方位、多形式开展农民培训，使受训农民群众脱盲，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了农民自主创造财富、改进生活的能力，对改善当时西北地区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贫”“愚”“病”“散”“私”五种通病产生了深远影响。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传道授业效果具有倍增性。西农抓住了教师的这一独特性质，开设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讲习班[11]、小学教师训练班[12]，丰富、完善了各级教师的知识结构，对农村教育的普及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举办农产展览会，构建产销对接及互相学习平台

举办农产展览会是西农民国时期农业技术推广方式的大胆探索。随着西农农村推广事业进一步深入，学校意识到农民的市场行为愈来愈活跃，农民之间相互借鉴的愿望愈来愈强烈。学校决定自1940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农产展览会，为农民搭建产销对接及互相学习的平台。据目前可查到的档案资料，民国时期西农分别于1941、1944、1946、1947年成功举办了4次农产展览会。展会的影响力和规模逐年扩大。展会的承办方由起初的学校独办发展成为由学校主办，农林部西北区农业推广繁殖站、西北役畜改良繁殖场等单位协办的联合办会格局。参会人员由附近农民1 000余人发展到武功、周至、扶风、兴平、乾县、眉县等6县农民约1万余人，群众摩肩接踵，情况至为热烈。展览内容丰富，如1947年的展览会共收集农、园、牧、林等产品及农村副业、农家工艺产品944件。同时，还陈列了学校的标本、图表、种畜及优良的农、园品种和农具、仪器等910件。展览会实行按类分区设置，设有学校畜牧场之优良种畜种禽展览室，学校农场及园艺场之优良种子、苗木、果品、新式农具展览室，农民选送参加品评之农产品展览室，农民选送参加品评之工艺品展览室，西北区推广繁殖站之优良作物品种及试验成绩展览室5个展览室和西北役畜改良繁殖场之优良种畜及农家选送参加品评役畜1个室外展区。在这些展区中特意为农民设立了参加品评之农产品展览室、工艺品展览室，将农民列为活动的主体，使农民由展览会品评高低的看客成为展览会的直接参与者，调动了农民参与展览会的积极性。在展览会的评奖环节，农民选送之农产品及役畜经本会聘请专家分别评定优劣，优者给予獎励，从而激发农民从事农业技术改良及产品革新的主动性及热情。

展览会具有拓展农民视野、启迪农民改善家庭现状的努力方向、相互学习、洽谈交易等复合功能，经过不断地在武功杨陵的孕育与发展，逐步演化为当今国际化的农业盛会——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博览会。

（七）建立平民医院，惠及周边群众

随着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工作的全面开展，筹备处工作人员渐多，疾病时有发生，并采纳社会各方建议，农专筹委会决定增设平民医院。平民医院于1933年12月15日在武功县城农专筹备处正式成立，1934年11月由武功县城迁至武功杨陵镇张家岗校中。

平民医院成立后，不仅为学校教职员及其眷属、学生、工友、校警等提供医疗保障，而且为扶风、武功、周至等周边群众提供疗病及疫病防控服务，颇受各方欢迎，仅1934年的前10个月救治病人就达15 000人[13]。随着平民医院影响力的扩大，医院的救治范围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诊疗科别由1936年的8个科发展为1937年的12个科。医院的服务半径也在不断扩大，由1936年的40公里扩大到1937年的85公里。前来医院就诊的村民类型实现男、女、老、少全覆盖，但以16～35岁的年轻人为主，占就诊总人数的45.53%。

民国时期，在关中地区发生特大灾荒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西农开展的学校医疗资源的社会化服务，不仅对解除逃荒归来、饥寒交迫的关中地区农民病痛、保障灾后劳动力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今大学体制改革，特别是大学的保障服务体制改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结 语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大学的重要使命。民国西农立足陕西、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46年，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在考察了冀、辽、陕、川、粤、贵、台、浙、鄂、湘、皖、甘、青、宁、闽、鲁、绥、滇等18省后，对西农宏大的规模与切实的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合作团返回南京以后，起草报告，建议民国政府“把武功列为全国九大农业建设中心之一”[14]。英国帝国菌学研究所、英国东茂林试验站（East Malling Research Station）[15]、美国华盛顿大学林学院（College of Forest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6]、德国塔兰堤世界林业研究所、列宁农学研究院植物工业研究所、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等纷纷与学校开展业务与学术交流。平山先生1947年曾在《东方埃及：张家岗的西北农学院》一文中评价西农：“能够给未来陕西人幸福的，我认为不是西北大学，而是咸阳的西北工学院和武功张家岗的西北农学院。”[17]

西農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成为我国生物育种的重要基地。民国西农在作物、园艺、畜牧等生物良种培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仅育成的作物品种就达22种之多。这些品种应用西北，辐射全国，为我国现代生物育种的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基础。二是成为西北地区农业技术的策源地。民国西农示范与推广的良种配套良法的作物、园艺、林木栽培技术，多手段改良与疾病防控的家畜繁育技术，成为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技术手段。三是造就了西北最大的林木种苗繁育基地。民国西农在1933-1948年共繁育林木种苗2 800多万株，为西北地区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改善、多元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树立了西北苹果现代栽培的样板。民国西农在学校园艺场运用各种栽培技术建立的优质丰产苹果园，最高年产量曾达到39 000余公斤，影响、带动了西北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河南、华北地区的山西等地苹果产业化发展。五是形成了西北农村教育普及的高地。民国西农多层次、广渠道的农村教育普及对西北农村整体文化素质与专业技能提升注入新动能，对改善当时西北地区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贫”“愚”“病”“散”“私”五种通病产生了深远影响。

创造民国西农对地方经济社会贡献的客观因素，一是学校创建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教学实验农林场，场内汇聚了大量国内外名、优、特生物种质资源，为生物新品种研发及相关试验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广泛而详实的西北农业调查。以安汉、芬次尔、沈学年、吴耕民、沙凤苞、周昌芸、蒋杰、宋介民等为代表的专家分别对西北农业、林业、作物、园艺、畜牧、土壤、农业经济、农村合作等方面的全面而专业的调查，找准了西北农业衰败的症结，发现了西北农业的潜能与突破方向。三是学校汇聚了一大批如石声汉、刘慎谔、虞宏正、王绶、谌克终、齐敬鑫、路葆清等胸怀科学救国宏愿，甘愿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的高素质人才。四是注重创新。民国西农在小麦育种中突破了传统的系统育种方法，在西北地区创造性地运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民国西农对地方经济社会贡献的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一是西农人追求真理、不断求索的科学精神。西农曾在1937年至1942年就开展了碧玉麦与蚂蚱麦的杂交试验研究工作，但以失败告终。赵洪璋团队于1942年又重新筹划攻关该杂交试验研究，终于在1947年获得成功[18]。没有赵洪璋团队的坚持探索，就没有“碧蚂一号”等世界级杂交小麦良种的诞生。二是学校学术自由、容许失败、以解决农业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成果评价方式、院务行政会议一般都安排在晚上7点以后等去行政化管理思维、重视师德培养和能动性发挥而非功利化的教师考核方式，为科技人才放手搞科研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今我国农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目标定位，农业科研工作者的重心究竟是放在为写论文而埋头实验室还是为解决农业问题而扎根试验田，农业科技成果和农业人才的评价考核究竟应重视SCI论文还是重视解决农业实际问题，大学治理体制应如何改革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经过80多年的积淀，生物育种及其产业化应用已成为西农立足国内、走向世界的特色和优势专业，在我国由积贫积弱到逐步摆脱贫穷的历史蜕变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引领了新中国历史上黄淮麦区四次品种更新换代。

大学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并在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广阔天地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在新时代，西农应传承为国强农、勇于创新、敢于探索的精神，肩负起新的国家使命，不断攻克农业“卡脖子”技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确保“中国碗主要装中国粮，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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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n Local Economy and Society by XIN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YANG Heng，ZHANG Huiling

（Archives Depart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Serving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niversity mission.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National Northwest Junior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or the National Northwest College of Agriculture （both known as XINONG） was the first national university in Northwest region and the only independent Agricultural College in China.The XINONG practiced its mission based on Shaanxi， servicing northwest and the whole country.The XINONG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by breeding excellent varieties，promot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restor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establishing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popularizing rural education，cultivating new market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servicing rural medical and health.During this period，the XINONG had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base of biological breeding of China，and the source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the largest forest seedling breeding base，the model of modern apple cultivation and the highland of rural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of Northwest China.The XINONG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erving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of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related universities and rural vitalization today.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XINONG;locality;economy and society

（責任编辑：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