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 姚顺波

摘 要：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国土生态环境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安全。基于陕西省的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257个村级“生活污水、厕所设施、生活垃圾回收、废旧农用设施回收”四类生态型公共设施的调研数据，利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测度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并采用Tobit 模型探讨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经研究发现，陕西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普遍较低，样本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平均仅为0.039 8;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只有本村常住户数、外出务工占比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而其他的經济发展水平、地理交通状况、居民聚集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本村常住户数规模越大，农村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越高;外出务工占比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抑制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建议通过乡村振兴吸引农民工本地创业、就业，提高农村常住人口数量，进而提升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关键词：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DEA-Tobit模型;效率测度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5-0104-09

收稿日期：2020-12-25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5.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195）; 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5044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14JJD790031）

作者简介：黄华，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林业经济管理。

*通信作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正如习近平2013年在海南考察调研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享受基本的生态型公共产品服务已逐步成为新时代居民的共同诉求。提供生态型公共产品不仅是增进公众生态福利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必然要求。但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农村的开发，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3-4]，而且农村自身也存在着水、土壤污染、畜禽粪便和农村生活污染等环境问题[5]。农村环境问题制约着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并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诸多挑战。目前农村居民对生态型公共产品的需求与意愿愈加强烈[6-7]，通过提供符合村庄需求意愿的生态型公共产品，进而提升民生福祉，改善人居环境，是促进全社会和谐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3]。

广义的生态型公共产品是人们在工作生活中所享有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且与生态密切相关的自然、物质和制度型公共产品。自然型生态公共产品包括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和土壤等;物质型生态公共产品包括基本的污水处理、垃圾回收和污染处理设施等; 制度型生态公共产品包括基本的生态保护制度、环境法律法规等[8]。由于生态型公共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点，大都由政府或以政府为主而提供。首先生态公共产品的产权难以界定，从产权主体看，生态资源环境为全体公民及其后代所有，很难界定其产权;其次从生态公共产品受益者角度看，生态资源的受益者是社会全体成员，受益主体的范围和程度无法精确区分和衡量[9]。如果完全由市场提供，易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引发区域性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型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来提供或由政府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10]。

近年来，虽然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仍存在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不足[11-12]、供给结构不合理等不少问题[6]。当前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供给效率低下[13]。如何有效提高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供给质量，以改善投入的产出效果，提高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对于促进我国公共事业发展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大都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偏重理论分析，关于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的规范性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其中一方面原因是生态型公共产品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较大样本的数据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是村级调研数据的可获得性较低。本研究运用DEA-Tobit模型对陕西省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257个村的村级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了解并提升当前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借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研究物质型生态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影响因素。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生态型公共产品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按照萨缪尔森的经典定义，公共产品是“同时供许多人享用，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享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15]，即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生态型公共产品除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当某经济个体的活动具有正外部性时，因此获益的第三方无需付费，而当该活动具有负外部性时，因此受损的第三方也无法获得补偿。基于以上原因，若生态型公共产品完全由市场提供，易出现市场失灵，包括供给严重不足或质次价高等现象，导致供给缺乏效率。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尤其是农村地区，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私人资本难以进入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而农民的自我供给也因“个体理性”和经济实力有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6]。因此，在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结合实际情况与已有研究成果，构建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动因模型，探索性地将动因归为村庄规模、村庄经济发展水平、村庄地理交通状况、村庄居民聚集程度和外出务工水平（见图1）。

村庄规模包括村庄地理规模、村庄人口规模和村庄组织规模。（1）村庄地理规模指本村居民区面积，标准公共品的重要特征在于它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地理上则表现为其受益范围的广度。对受益范围广的公共品及服务，在保持匀质的供给水平下，面积增加所产生的供给支出增幅将小于面积增加的幅度，从而使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提高，而受益范围小的公共品则相反[17]。因此本文用居民区的面积来表示生态型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广度。（2）村庄人口规模指本村常住户数，一方面随着居民的增加，政府为单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会降低，形成供给的“规模经济”，公共设施的利用率提高有利于供给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会对政府进一步提供公共服务、增加配套设施造成困难，人均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会减少，甚至可能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样的拥挤效应会使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下降[18-19]。（3）村庄组织规模指村小组个数，从管理学角度来看，一个组织是否有效与其成员数量是否处于适度规模有关，因此本文借鉴李建军等[17]的作法，用村小组个数来衡量村组织规模对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由于村庄人口规模和村庄组织规模对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的影响存在多方面作用，故影响方向尚不确定。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村庄地理规模对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而村庄人口规模和组织规模的影响尚不确定。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村庄人均年收入、村集体经营年收入、村转移支付年收入和村贫困户数量。（1）村庄人均年收入。按照瓦格纳法则，公众对社会福利的需求会随着经济发展快速提升，毕颖华的研究也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环境卫生的需求也会变高，而这会增大政府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压力，从而促进政府提高供给效率[20]。（2）村集体经营年收入和村转移支付年收入。王海员等在估计村庄集体经济水平的偏效应后发现，村庄集体经济水平对其公共品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1]，本文选取村集体经营年收入和村转移支付年收入代表村集体经济水平，研究村集体经济水平对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3）村贫困户数量。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使得国家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对于贫困地区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力度也在加大，刘玮琳等研究发现，农村贫困程度越高，该地区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越高[22]。因此本文选取本村贫困户数量作为农村贫困程度的代理变量，研究贫困程度对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村庄人均年收入、村集体经营年收入、村轉移支付年收入和村贫困户数量对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村庄地理交通状况包括本村到县城距离和班车次数。受地理位置制约，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距离县城近的村庄会优于距离县城远的村庄[23]，且距县城越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越低[24];交通发展可以部分弥补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区位差异，并对公共产品服务可达性产生重要影响[24]，而村庄班车次数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村庄道路交通状况，可能会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本村到县城距离对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村庄班车次数正向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

村庄居民聚集程度指本村居民居住相对集中程度，寻舸认为农村布局散乱、人口分布不均衡严重制约农村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公共资源的共享程度和利用效率会较低，建设和维护成本会较高，往往难以实现规模收益[25]。因此居民居住的集中程度会影响本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的聚集效应的发挥，进而影响供给效率的高低。但居民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会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人均获得感，产生拥挤效应。本研究采用五级量表法，由村干部对本村居民居住相对集中程度进行自评，其中“1=十分分散，2=较为分散，3=一般，4=较为集中，5=十分集中”。据此提出假设4。

假设4：村庄居民聚集程度对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村庄居民外出务工情况指本村居民中外出务工人数所占比例。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增大，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这不仅意味着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和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流失，同时也给农村生产、生活及公共产品供给提出新的要求。农村居民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受益者，承担着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和维护责任，村民外出务工比例的增加导致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和维护主体缺失，会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下降[26-27];劳动力外出务工改变了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结构和价值观，居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较之前有明显衰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28]。乐为等认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村庄空间形态上空心分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受制于边界屏蔽效应，供给效率会出现下降局面[29]。本文将进一步实证研究外出务工情况对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据此提出假设5。

假设5：村庄居民外出务工情况会负向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

二、模型构建

（一）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分析框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效率的测算方法主要有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两种方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只有在应用时设定一个合适的前沿生产函数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效率测算结果，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不需要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此外，Geys Benny 在评估法兰德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运行效率时，比较FDH（自由处置包）、SFA（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DEA（数据包络分析）三种方法后，认为DEA 方法在评估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方面具有独特优势[30]。考虑到本文关注的是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增加产出，即既定投入下如何提高供给效率，因此本文将采用产出导向型的VRS-BCC模型（规模报酬可变）[31]：

min θ

s.t.∑nj=1Xj λj+S-=θX0

∑nj=1Yj λj-S+=Y0

∑nj=1λj=1

λj≥0，S-，S+≥0（1）

式（1）中：S-表示投入松弛变量;S+表示产出松弛变量;θ表示效率，其取值范围为[0，1]，越接近1，效率越高;当θ等于1，且S-和S+均等于0时，称决策单元DEA有效;当θ等于1，且或不等于0时，称决策单元DEA弱有效;当θ小于1时，称决策单元DEA无效。

使用DEA 方法对我国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测算前，需要确定效率分析指标，即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对于投入指标，本文主要参考柯布道格拉斯生产理论[32]和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33]，从资金、技术和劳动三方面选取指标。鉴于技术投入这一指标相关数据较为缺乏，以样本村的“生活污水、厕所设施、生活垃圾回收和废旧农用设施回收”四类公共设施为例，选取样本村这四类公共设施的资金投入量和劳动力投入量作为投入指标。

生态型公共产品并非是效益型公共产品，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显著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其供给的最主要目的在于维持和改善生态环境，是长期且持续性的[6]，单纯从物质角度并不能很好代表其生态环境方面的产出。李燕凌指出，效率的本意是投入所产生的效果，其中包括精神效果，即公共物品受众的感觉效果[24]，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福祉[19]。因此，本文采用居民对“生活污水、厕所设施、生活垃圾回收和废旧农用设施回收”四类公共设施的环境整治满意度作为产出指标。

（二）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动因分析

由DEA模型测算出来的效率值的取值范围是[0，1]，属于截断数据，若直接以该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用OLS进行回归，参数估计将有偏差且不一致，因此往往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即Tobit模型进行回归[34]。

Z i=BT Xi+ε   当Zi>0

0          当Zi≤0（2）

式（2）中：Zi为所测算的各样本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值（i=1，2，…，257）;Xi为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BT为待估参数。Tobit 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解释变量取实际观测值，而被解释变量只能以受限制的形式被观测到。当Zi>0时，“无限制”观测值均取实际的观测值;当Zi≤0时，“受限”观测值均截取0。可以证明，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出Tobit 模型的BT 和δ2是一致估计量。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陕西省位于中国中部，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横跨三个气候带，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地勢呈南北高、中间低，由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多种地貌构成，北山和秦岭把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北部是黄土高原区，中部是关中平原区，南部是秦巴山区。陕西地区充分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目前乡村振兴发展的方向，因此本研究选取陕西省作为研究对象，并选取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四个县作为调研区域。黄陵位于延安市南端，县域自然条件良好，光照充足，属世界优质苹果最佳适生区，是全国绿色苹果生产示范基地;生态环境优美，人文景观独特，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黄龙县位于陕西省中北部，平均海拔1 100米，年均降水量563.9毫米，无霜期平均190天，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是全省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土保持区。镇巴县地处大巴山腹地，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生态环境优越，物产资源丰富，被确定为全国首批、陕南唯一的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也属于革命老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紫阳县位于陕西南端，地处国家主体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秦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川陕革命老区“四区叠加”的核心区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深度贫困县，也是陕西自然条件最恶劣、脱贫攻坚任务最重和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但也是脱贫功效较为显著的地区。课题组于2019年在上述四个县开展了关于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实地调研，调研采用一对一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的方式，通过分层抽样方法在每个县抽取一定比例数量的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0个行政村，共300个村级问卷，最终获得257份有效问卷，样本有效率为85.67%。

（二）样本的基本特征

村庄居民区的平均面积为847.8亩，平均常住户数为354户，平均村小组个数为7组。基于作者2008年在样本县的调研对比发现，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样本村常住户数增多，从2008年313户增加到2019年354户，村庄平均人均年收入为8 865.7元，村庄集体经营年收入平均为47 119元，村庄平均转移支付年收入为442 853.7元，村庄平均贫困户数量为126户。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力度很大，在促进农村地区发展方面予以高度重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村庄平均到县城距离为32.5公里，平均外出务工人员比例为27.69%，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近乎三分之一（见表1）。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效率测算

本文基于产出导向型的VRS-BCC模型，利用DEAP2.1 软件对样本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测度，测度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看出，调研村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普遍较低，平均仅为0.039 8。同时，样本县之间村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很大差异。黄陵县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平均值最大，为0.050 1，而镇巴县和紫阳县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平均值普遍较低，可能缘于这两个县均处于秦巴山区境内，自然环境恶劣，投入成本高，且均属于革命老区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相对于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扶贫任务可能更为重要和艰巨。各样本县内调研村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也有很大差异，最为明显的是紫阳县，极小值为0，而极大值为1，其他样本县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这可能与陕西省整体的地形地势情况复杂，气候、经济等差异较为明显的因素相关。

（二）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归因分析

根据计算出的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数据，运用Stata软件对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进行Tobit分析，为降低异方差性，非比值型变量均取对数。分析结果见表3。

在村庄规模中，本村常住户数对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常住户数的增加使得政府对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政府供给的成本降低，同时，常住户数的增加使得生态型公共产品的利用率提高，这也有利于供给效率的提高;而居民区面积与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正相关，但不显著，居民区面积的大小会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类型，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供给效率;村小组个数与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负相关，但也不显著，这可能源于村小组个数的增多会增加组织协调成本，且在村小组个数较多的情况下实现公平供给的效率较低也是合理的。基本上与假设1的预期相符合。

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中，人均年收入、村集体经营年收入和村转移支付年收入对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当前政府“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有关，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来说尚未对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显著影响，与假设2基本相符。本村贫困户数量与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负相关，也不显著，与假设2的预期不太相符，这与刘玮琳等人的研究结论不同[22]。原因可能在于，虽然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增加了农村贫困户接近公共产品的机会，但扶贫过程中可能由于对扶贫成果的高度重视而忽略了成本控制，导致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低效率。

在村庄地理交通状况中，本村到县城的距离对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虽然无显著影响，但与假设3的预期相一致，即两者为负相关关系，到县城距离越远，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給效率会相对越低。班车次数与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负相关，这与假设3的预期不相符。这可能源于班车次数较多的地区往往距城区较近，城乡对比可能会使得该部分地区的居民对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更高的要求，对环境治理的满意度较低，从而影响了供给效率的高低。

在居民居住聚集程度中，村庄居民居住相对集中程度与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之间是负相关的。这表明人口居住集中可能会使人均享受的生态型公共产品较少，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资源争夺，当生态型公共产品不能满足农户需求时，又可能出现公众忽视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对当前供给的不满而导致效率低下。

在村民外出务工中，村庄居民外出务工情况对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假设5保持一致。这表明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形成大量的“空心村”。虽然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但是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使用率随着外出务工比例的增长而在显著降低，很多公共产品甚至处于闲置状态，并因无人管理处于报废边缘，极大影响了政府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陕西省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257个村庄生态型公共产品投入与供给方面的调研数据，采用DEA-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从样本县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度来看，供给效率普遍较低，调研村庄平均供给效率仅为0.039 8，供给效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且因为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差异等原因导致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供给效率差异较大。村庄常住户数对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本村常住户数越多，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越高，表明常住户数的增加使得政府对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了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政府供给的成本降低。而外出务工情况对村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使用率随着外出务工比例的增加在显著降低，进而影响了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以下提高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政策建议：

1.加强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与资金投入。从结果分析来看，当前调研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的效率普遍都低。一方面从财政政策上，各区域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大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规模，以获得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率提升。另一方面，仅依靠政府的单方面投入，不仅加大了政府财政压力，且实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应建立政府主导、村集体与农户等多主体参与的供给机制，从农户需求角度出发提供相应的生态型公共产品;通过加强村集体和村民的联系，创造精神和物质奖励等多种形式，鼓励村集体与农户积极参与到相关公共产品的建设与维护中，参与度的提升会提高农户公共产品满意度水平。

2.重视村庄常住户数和外出务工比例等因素对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在财政有关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转移支付分配中，要充分考虑以上因素，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一方面，对于外出务工居民返乡创业、本地就业给予政策优惠;另一方面，鼓励本地常住居民参与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增强村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3.由于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供给效率差异较大，应当加强地区间的相互合作。供给效率低的地区要借鉴效率高的地区的经验，进行资源调整和配置，提高本地区的供给效率，并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发展。考虑到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聚集程度等环境因素和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相关性，上级政府在农村相关转移支付分配中应充分考虑上述政策的环境效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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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Ecologically Oriented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HUANG Hua，YAO Shunbo*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enter of Resources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The effective supply of ecological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 is related to the security of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human habitat and biodiversity.Based on the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257 villages in the counties of Huangling，Huanglong，Zhenba and Ziyang in Shaanxi province on four types of ecological public facilities： domestic sewage，toilet facilities，domestic waste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of used agricultural facilities，this paper firstly measured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supply of ecological public goods based on the output-oriented DEA model，and then used the Tobit model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pply efficiency.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ecological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 of Shaanxi is generally low，and the average supply efficiency in the sample villages is only 0.0398.（2）Only the number of permanent households in the village and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goods supply，while the effects of o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geographical transportation status， and the degree of resident aggregation are not significant.The number of permanent households in the villag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rural ecological public goods，which indicates the more permanent households in the village，the higher supply efficiency of rural ecological public goods.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rural ecological public good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out-migrating for work will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rural ecological public goods.It is propos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and attract more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 and start businesses through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struction，so as to improve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ecological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ecological public goods;supply efficiency;DEA tobit model;efficiency measure

（責任编辑：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