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宁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10087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不仅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很多“朝鲜半岛”独立运动人士和文化先驱者的流亡地和避难所。上海的国际都市地位、先进的文化、开放的氛围，尤其是繁荣的上海电影文化产业备受亚洲文化人士的瞩目。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被称为“上海派”的电影人群体，在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将作品与足迹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变迁史上。这些朝鲜半岛电影人为什么会选择来中国、最后又是怎样离开的？他们的上海电影征程对他们的电影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们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怎样的贡献？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对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地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梳理考证。据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张东天在《在对方的镜头里找回自我——1949年以前韩中电影文化交流史初探》一文中对中国与朝鲜半岛早期的电影交流做了探讨；许珍在《跨国电影合作中的民族身份与国族想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电影交流史》一文中对李庆孙、郑基铎、全昌根等南下上海的朝鲜族电影人进行了表述；林吉安在《韩国“流亡影人“郑基铎”与二十世纪二三十现代中国电影》一文中对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电影人郑基铎进行了细致梳理和评述。而这一派别的其他电影人相对于鲜明的群体特点而言，个人生平及作品的研究仍亟待整理。

相对来说，朝鲜半岛学术界对“上海派”电影人的作品以及他们离开上海归国后对朝鲜半岛电影的影响做了较为细致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