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平 石小禾

[摘           要]  由于汉代医疗水平与科技的限制，人们对疫灾的防护与处理办法还是比较落后，人们无法认识造成疫情的病菌来源以及良好的医疗措施。当时的许多人选择了医疗与巫术以及求神等办法共同抵制，这样观念下抗灾防疫的图像在汉代画像石（砖）中大量存在。从汉代驱疫防灾的社会背景与思想倾向、驱疫防灾的习俗风尚、驱疫防灾的方相氏图像等方面研究汉代抗疫防灾的一些历史记录，通过这个研究发现我国汉代抗疫的种种方式与对当代的启示。

[关    鍵   词]  防灾;驱疫;画像石;图像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1）11-0120-02

疫灾自古以来是人类面临的重要灾害之一。疫灾在古代称为“疫”“时病”“疠”等，而且是我国古代诸多综合性流行病的泛称，许多典籍认为当时的疫情与气候、战争、地理环境、人口迁徙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时间久远与资料有限，目前对古代典籍的“抗疫”理解未能达到准确程度。当时疫情暴发除了隔离的办法外，还有减税、节约、赐棺钱、省刑、改元、免三公、选士、免税、赐爵等。但是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与科技的限制，人们对疫灾的防护与处理办法还比较落后，无法认识到造成疫情的病菌来源以及医疗措施，许多人受到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选择了医疗与巫术以及求神等办法共同抵制。

一、汉代驱疫防灾的社会背景与思想倾向

我国汉代是一个疫灾多发的时期，据邓拓记载：“嬴秦两汉440年中，疫灾13次”，[1]疫病严重影响生命健康、精神情绪与心理健康，从而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当时处理的基本办法与途径有：隔离病人、发放医药、施钱财、开仓放粮、安葬死者、帝王自责等。东汉末年，赤壁之战中，曹军染上疫病就是典型的一例，“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夏月，瘟疫大范围爆发，当时的平帝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2]公元125年冬天，在洛阳暴发了大范围的疫，[3]许多记载认为是“阴阳不和”导致“疫疠为灾”。[4]为了消除疫灾与当时的管理，皇帝下令免去了一些主管官员的职务，以此达到消弭疫灾的目的。

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言称∶“臣窃见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灭户。……臣闻国之大事在祀，祀莫大于郊天奉祖。……且凡夫私小有不蠲，尤为谴谪，况以大秽，用礼郊庙？……又间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后，奏开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发冢移尸。”[5]他的观点还是指向不可解释的天道，可见，汉代社会在无法认识疫情的情况下非常盛行用“阴阳不和”“天人违背”“战争不和”等观点解释疫情，这与汉代道家黄老思想的主流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到了西汉末年，阴阳学说与儒学结合在一起后，加上天象学与民间祭祀的作用，演变为更为复杂的思想倾向。

二、汉画中的驱疫防灾的习俗风尚

影响汉代艺术思想的是道家、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天人感应思想在汉代墓葬艺术上是借孝悌声誉装饰坟墓，为死者表彰功德的同时引导死者灵魂升天，这种习俗风尚自然渗透了社会现象、应对抗灾防灾的方式与无奈。尤其在生病医治无效时选择巫术与神灵的祈祷，这种方式大量影响到汉代人们面对瘟疫这种复杂病情的情况下的一种态度：“生病时巫、医并用，甚至弃医用巫，是汉代人的社会习尚，因而在疾疫流行的时代里视鬼神之力为救助的希望，便十分自然了。”[6]汉代的疫情暴发的次数较多、疫情也较为严重，从当时的治理办法首先决定保证医药的供给与治疗，“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食疗与药疗的结合也大量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瘟疫上，这种方式探索出了许多中国医学在治疗瘟疫上的捷径，这些材料体现在了汉代医学及其相关图像上。

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地域湿度与温度的影响，造成“南方暑湿，近百痒热，恭露水居，蝮蛇蠢生，疾厉多作。”[7]疫病流行无法治疗，一方面造成了人们求助于神灵或图腾崇拜，另一方面人们通过艺术设计作品来完成抗灾。山东汉画像石微山县两城画像石墓，嘉祥宋山、嘉祥村汉画像石墓等汉画像石中，多刻有羽人为披发病人针灸的内容，病人多排作一行，以三五之数代表其数量之多，且同墓其他石刻中有蟾蜍抱臼、王兔捣药等内容。这些画像与其说是祈望升仙的体现，倒不如说是“疫病流行之时，人们祈盼神医、仙药的思想流露。”[8]“羽人针灸”“羽人逐疫”“蟾蜍抱臼”“王兔捣药”“方相氏”等图像反映了当时人们抗灾防疫的一种特殊记录。让在瘟疫中死去的人们在另一个世界中摆脱“魔疫”，最终目的是使亡者摆脱瘟疫的苦难达到升天的希望。“翼虎低头砍咬，左侧一虎无翼，用爪按住此人。二虎之间有一人，有解释作此为披着熊皮指挥二虎的方相女，画像为驱邪之意。发掘报告中分析，口媚处的画像内容为逐疫辟邪，严守口户之意，主室的画像内容为墓主升仙。”[9]徐州铜山茅村北洞山出土的《西王母图》、山东嘉祥宋山小石祠堂西壁西王母仙境等图像中均出现过蟾蜍捣药图，而且旁边有羽人、云纹等图像。由于西王母掌管长生不死药，所以西王母对人类有驱鬼防疫、健康长生的图像意义，《山海经·西次山经》记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而戴胜。”[10]

三、汉画中的驱疫防灾的方相氏图像

方相氏是我国古代民间普遍信仰驱疫避邪的神祇，因为这个形象达到了人们希望的驱疫防灾，这个特征往往是裸体人身兽足、瞠目张口似熊非熊，下蹲作奔走捉拿的“畏怕之貌”，这样才能达到打鬼、驱疫、避邪的目的，《周礼·夏官·方相氏》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11]为了让这个图像更为凶猛，图像的创造者让其手拿兵器：“方相秉钺，巫觋操茢”[12]这个形象的图像化过程中也为美术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大部分制作者以熊（或加上兵器）的样子来变形、夸张，也有想象成假面、头、神怪等。“方相氏图像中承载的汉代人们对于艺术形式的表达，透露出了人们思想意识形态与信仰价值追求，既衔接此前社会又是当世流行”。[13]

方相氏在功能服务上主要是为活人驱疫逐鬼活动的引领者，也有为亡者顺利升天的“险道开拓者”，方相氏还是促进阳气勃生、维护四时自然运转的秩序，《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殴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與柏。”[14]古代无法科学认识疫灾的面目，往往将疫疠与鬼神作祟联系在一起，曹植也将疫疠灾祸认为“鬼神所作”，[15]因此一些画面上体现方相氏打鬼图的图像。但是，在汉代也有一部分材料留下的知识看出人们对受到疫灾去世人的美好愿望：“许阿瞿因染疾疫，而早早的夭折，家人万分悲痛，在思念之余，又恐其在阴间遭受孤苦，便为其营造墓室，集生前之所好，把阳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尽刻于画像石上，使之在阴间继续享受阳间未来得及享受的快乐生活。”[16]作为儿童的许阿瞿抵抗瘟疫疾病的能力弱而去世，亡者的父母让工匠制作了孩子生前喜欢玩鸟、戏耍的图像来达到抚慰的目的。

总之，我国汉代面对瘟疫来袭的情况下，汉代的医疗水平的局限使人们无法科学认识与应对，这样就产生了巫术、祭祀，也创造了驱疫图像来抵制疫情的肆虐，这种方式在民间画像石、画像砖的图像中广泛流行。虽然此方式不能科学抵制瘟疫病菌，但是可以在疫情蔓延下稳定人们的心理，抚慰病魔对人们造成的创伤，更能在精神层面促进人们抵制疫灾。

参考文献：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0页.

[4]《后汉纪》卷17《安帝纪》，第337页.

[5]《后汉书》志17《五行五》，第3350页.

[6]王文涛.汉代的抗疫救灾措施与疫病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07（6）：269.

[7]汉书·严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赫玉建.汉代旱涝疫灾害在汉画中的反映[J].中原文物，2002（1）：67.

[9]邹越.汉画像石所见禳除旱灾题材的考古学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7.

[10]杨孝军.论汉墓画像中的灾异现象[J].东南文化，2005（3）：39.

[11]周礼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萧统.文选[M].李善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13]袁瑶.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0.

[14]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清]丁晏.曹集诠评[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16]杨孝军.论汉墓画像中的灾异现象[J].东南文化，2005（3）：38.

编辑 鲁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