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崇文、尚学是江南文化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特质也是上海文化、上海设计文化内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艺术为表征的上海设计艺术文化中，它主要体现为讲究科学，重视理性，追求设计艺术与客观实际的紧密结合，设计以实用性与实效性为先，同时彰显出深厚的人文精神，具有浓郁的文气、文雅、雅化的审美意蕴等等。如果说海派文化是上海设计的灵魂，那么江南文化中崇文、尚学的特质便是上海设计精神不可或缺的根基，这种文化特质在上海设计中体现在很多方面。本文对科学精神与经世致用精神作初步研究，认为这两个方面是上海城市文化与设计艺术内在性的体现，科学精神、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学说、设计艺术内在的理性、实用等特质之间的相通性使上海设计彰显出务实、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化魅力。

关键词：江南文化;崇文;尚学;上海设计文化;内在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2-0-02

0 引言

江南文化的重要特质是崇文、尚学，即崇尚文治，尊崇学问与学习，重视教育等。宋代以后江南兴盛的书院文化、近代江南民族工商业与文化教育的紧密联系、近代江南一些富裕家庭对子女出国留学的高度重视等，都反映出了江南文化的崇文、尚学特征。不仅如此，历史上出生于江南的内阁大学士与文化名人非常多，这与江南文化的崇文、尚学特征密不可分。正如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文化本身就是依次从一种大地景观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强化着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1]403而且，“一种文化的每一形式语言及其进化的历史，都要依附于其源头性的点”[1]466。江南文化的崇文、尚学特征是上海海派文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海派文化根植于江南文化，同时大量吸收西方近现代文化，进而逐渐形成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所以江南文化中崇文、尚学的特质对上海文化、上海设计文化底蕴的积淀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上海设计文化具有浓郁的文雅意蕴、理性美、丰富的社会性、对其中自觉性的维护，以及对道德与伦理、法规与契约的遵守等。这些方面与设计的本质意义关系十分紧密，且最根本的是科学精神与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这也是上海设计与海派文化内在性的部分体现。

1 崇文、尚学特质与上海设计文化底蕴中的科学精神

从设计的定义与本质来看，“设计是构想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它涉及人類一切有目的的价值创造活动”[2]。设计的本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它的根本特质是理性的、科学的。设计艺术是一种以可视化艺术形态表现的、有目的的价值创造活动。上海海派文化所彰显的科学精神在文化的内在性上与设计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相通性，这是上海设计文化的核心。在科学精神方面，我国很多近代科学先驱者对上海近现代设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例如，明代大学士、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人徐光启编译了《崇祯历书》，还与意大利学者利玛窦（MatteoRicci）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编撰了《农政全书》等传承与发扬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书籍等等。他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农学等领域，其中很多研究内容涉及造物文化、设计文化与技术文化等。以《农政全书》为例，书中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徐光启严谨务实、杂采众长、见解独到的研究精神与勤于咨访、亲自试验、不盲目臆断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具体表现如下：在研究目的方面，全书的目标之一是探索南粮北调的问题，农政思想既是战略性思维的一种表现，也是科学思维的一种表现，水利等章节所体现出来的技术文化是这种思维的具体组成部分;在内容架构方面，全书不仅重视对农业技术的梳理与研究，而且重视对农政措施的研究，涉及造物文化中的造物技术文化，在水利、农器、制造等章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研究方法方面，徐光启不仅重视对前人农书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且重视农业实验，这是他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的重要体现，他先在家乡亲自进行农业试验，又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试验，并且就新作物的栽培与推广种植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对甘薯、粮等栽种或加工技术知识进行搜集与整理。《农政全书》这一巨著不仅是对农政措施与农业技术的研究与论述，而且是对中国明代农业文化与人民生活的具体反映。所以，书中的文化内涵与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当时的造物文化、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实际等有紧密的联系，展现了明代大学士徐光启对中国明代农业文化研究的贡献，对上海设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徐光启不仅深谙明代农业生产与水利等方面的知识，而且通过《农政全书》等著作对我国明代的农业文明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总结，积极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为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他与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徐光启认为：“下学工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3]《几何原本》虽然是一本数学书，但是其中的思考方法与思维方式对设计思维的研究是有益的，其中的数学理念与知识采用公理化的方法，公理化方法不仅在数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也得到了应用，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公理化方法以最基本的公理为基础，通过逻辑规则演绎出公理系统，欧几里得采用的分析法、综合法与反证法等几何论证方法，对数学中严密理论系统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内含核心秩序的数学思想是西方设计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西方设计思维发展的纯理性之维，尤其是欧氏几何产生的视觉秩序、几何形态所彰显的理性美等，对现代设计影响深远。例如，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强调明确清晰的几何特征与空间序列，强调按照形式美的科学法则设计实用价值与秩序美感相统一的建筑空间，以及强调从功能、形式、细节等方面遵循理性主义美学设计原则等。其实，不仅在现代主义建筑设计领域，在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城市规划设计、景观设计、产品设计等领域，其形式表现或可视化方面的表现都受欧氏几何的影响，而从更广泛的设计风格与设计领域来看，在当今的交互设计、用户界面设计等相对新兴的设计领域，或一些跨学科的设计领域，在以艺术为表征的设计文化方面，也可以发现欧氏几何在形式美设计法则上的广泛应用，由此产生了大量理性主义美学的精致设计。如今的设计师把设计解决问题的本质应用到功能、系统、服务以及用户体验等方面，仍不能缺少可视化表现的视觉美的创造。从可视化设计方面的几何学运用来讲，无论是将欧氏几何作为设计的基础，还是在设计中运用非欧几里得几何，都体现出了欧氏几何的基础作用。欧氏几何在现代设计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美具有明晰、富有秩序感、细节精确等特点。不仅如此，欧氏几何中提出的公理、公设和定义，对当今设计思维与设计方法的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所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文化与设计文化传播中的经典。有学者认为，“徐光启与利玛窦的真诚交流，更在这块临江濒海的土地上播下了开放的种子”[4]。徐光启等学者对西方科学的引入与介绍，对中国古代设计文化吸收外来设计文化的养料，逐渐步入近代具有深远的影响与重要的作用，同样影响着上海“海派”设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与江南文化崇文、尚学的特质是不可分割的。

2 崇文、尚学特质与上海设计文化底蕴中的经世致用精神

江南文化崇文、尚学的特质不仅与上海海派设计文化江南文化崇文、尚学的特质不仅与上海海派设计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密不可分，而且具有经世致用的特征。经世致用含有关注社会现实的意味，认为学问要有益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经世致用是儒家的实践精神，也是上海设计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与设计的内在本质具有一定的相通性，设计的基础或本质是实用，设计艺术的感性之维也基于理性之维，强调实用性。在当代，提升设计的社会性及通过设计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是设计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体现，这也是时代的要求。作为江南文化特质的崇文、尚学，在上海设计文化内在性中的重要体现就是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内涵，追求有益于社会的实用学问与具有实效的学问。在上海，儒家文化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坐落于上海老西门地区的文庙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地标，上海文庙作为上海儒学圣地，体现了人们对孔子的纪念。上海文庙不仅是以前旧城厢的文化中心，而且与上海教育事业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古代上海的最高学府，培养了大量人才。上海文庙今天仍是重要的儒学圣地，有地道的上海老城厢文化，上海设计文化虽然受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影响，但儒家文化是上海设计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经世致用、道德理性、重视内体心性等方面，对上海设计文化立足本土，吸收西方设计文化，形成海派设计文化具有一定的作用。上海文庙体现出来的文化底蕴是上海老城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设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设计文化的儒雅、文雅、务实的一面，与很多知识分子追求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不可分割。儒家文化对上海设计文化的作用，不仅体现为上海文庙等地的老城厢文化，而且还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重视学问的经世致用，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他关注社会现实，提倡“实学”，尤其重视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他重视考证，重视学问与经世之间的紧密联系。总体来说，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提倡以严谨的考据作为依据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等进行研究，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与实证的朴实学风，力戒空谈，主张朴实的文体，重证据、反对曲解证据，对旧有经典的梳理严谨细致，通过严谨考证确立经典的真伪，有着执着、细致的治学精神。这是一种严谨务实、重视对客观资料的细心整理、不主观臆断的治学方法。这种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体现出来的深厚文化底蕴，是上海海派设计体现出丰厚的文化意象的原因之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上海设计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上海设计文化中的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等与江南文化的崇文、尚学特质有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江南文化的崇文、尚学特质不能孤立地看待，它与江南文化的清丽灵秀、开放包容、务实求精等特质有紧密的联系。崇文、尚学是上海设计文化底蕴的内在本质。今天，在上海设计教育中，崇文、尚学的特质不仅指立足人文社科的学科定位，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设计师，从更广义的范围来讲，其要求对上海海派文化进行深入发掘，以及进一步从国际视野积极吸收世界上优秀的设计文化，从而提升上海设计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为人民的生活实际服务。崇文、尚学不仅对上海设计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上海人民认知与修养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是上海城市文化品质提升的内在文化因素。从上海设计历史与江南文化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上海设计早在上海开埠时就受到西方设计文化的强烈影响，是上海海派设计具有现代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上海设计在文化的根源上是植根于江南文化的。不同文化的交融以及在交融中的创新对上海设计的海派文化内涵与文化意象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设计的文化意象上既体现出追求精致、时尚与高雅，又体现出富有科学精神与儒家经世致用精神，同时彰显出开放与包容的气魄等并存的特点，这些特点深入到人们的视觉体验、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乃至精神气质等方面，展现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人们生活的品质与格调，是塑造上海城市文化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生动与具体的写照。从上海设计美学与江南文化的关系来看，在江南文化的很多特质中，崇文、尚学与上海海派设计美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崇文、尚学特質与江南文化的清丽、柔和、灵秀、刚健、开放、包容等特质互相融合，并不割裂。上海海派设计美学是植根于江南文化的环境中发展与丰富起来的，体现在中西设计手法、传统与现代设计手法上的交融、互动与创新等方面。

3 结语

江南文化崇文、尚学的特质是上海设计文化的重要方面，在上海设计文化中，崇文、尚学的特质通过科学精神与经世致用精神等显现出来，同时通过上海设计师的修养、设计的艺术性、设计的社会性、设计的文化性、设计的技术性等显现出来。因为设计的本质意义是使人们改变现有状态，向着理想的、更好的状态有目的地进行创造的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新的价值。所以，设计的本质是科学的、理性的，并且是以实用性为第一要务的。上海设计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与经世致用特征在设计与文化的内在性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从内在性的产生来讲，江南文化崇文、尚学的特质是重要组成部分，使上海设计文化在本质上体现出理性、文雅、经世、务实等文化意蕴。这些文化意蕴与特质对上海设计文化的推陈出新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上海城市文化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薛毅.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03，466.

[2] 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4.

[3] [明]徐光启，朱维铮，李天纲.徐光启全集（陆）[M].石声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30.

[4] 当代上海研究所.当代上海城市发展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14.

作者简介：沈唯（1980—），男，江苏江都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设计理论、艺术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