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宗权

数字经济发展对自然人税收遵从的影响

自然人税收遵从决策的视角

1.降低自然人的税收遵从成本

从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到各省级税务部门建立的“电子税务局”，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的“无接触办税”举措，数字时代的信息技术在纳税服务领域中广泛运用。针对自然人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推出的“个税App”以及其他网络办税平台，线上办税事项的不断拓展不仅给纳税人带来了智能化办税体验，更减少了纳税人抵达办税现场的交通费用等货币成本以及往返办税现场的时间成本，同时也减轻了纳税人现场办税的心理负担，通过降低自然人的税收遵从成本，促进纳税遵从。

2.容易导致隐匿信息的心理

纳税人税收遵从的内驱力主要是指纳税人权利被尊重和保护的需求以及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数字经济作为加入的外部诱因，体现在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特征使C2C交易模式中个人经营者的交易活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导致自然人的劳动形式无形化、交易内容数据化、交易方式无纸化。数字经济所体现的这些外部诱因将会引发纳税人隐蔽个人交易信息的心理，引动内部需求，容易导致纳税人產生通过纳税不遵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这种内驱力赋予纳税不遵从动机以驱动力量。

3.数字经济导致无法合理确定税制要素

复杂的税制刺激逃税，法律条文过于详细和计算过于繁琐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税收遵从度。如果税法含义模糊，显得臃肿并令人费解，纳税人会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实现遵从，或者因遵从成本过高而选择放弃。可见若税制的革新无法与经济的革新紧密匹配，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导致税制的时滞、不适应，会进一步影响纳税人纳税遵从决策。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通过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式，数字技术不断渗入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的各个环节，发展领域从传统领域延展至信息技术领域，再到信息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领域。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宽平台、低门槛的特征，给自然人提供了更多自主创业、自主从业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不同的商业模式，比如在线教育、直播电商、在线会议、自媒体植入广告等。

税务部门征管决策的视角

1.依托数字技术提升税款征收效率

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并非税务机关单纯紧跟数字经济的革新步伐而制定出匹配治理数字经济的税制，我国的税收征管也正在依托数字技术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在信息化大数据时代，利用网络办税已经成为税务机构提高征收效率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将数字化技术运用于涉税业务流程，采用电子化服务、电子化申报和电子化缴税等税务信息化方式，优化征管资源配置，有效缩短信息传递时间，提高税款征收质量和效率。

2.对稽查决策提出了新要求

在经济学意义上，只有用于减少逃税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才是最优的反逃税决策，同时税务机关查获逃税所耗费的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率的配置，但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出现，用于较少逃税的边际成本变大。在数字化经济时代，个人交易中各种海量的购买信息呈现出电子化的趋势，同时购买者与出售者也以虚拟的形式出现。在以网络为载体的交易平台上，通过互联网的信息传输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笔交易。由于各种数据的无纸化，可以轻松删除且极难被发现，使大量的自然人脱离税务部门的监督管控范围之外，对个人税源的监控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自然人税源的监管缺位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纳税不遵从，也会导致税务部门无法做出准确的税务稽查决策。

3.征纳双方涉税信息不对称

征纳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自然人纳税遵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造成了纳税人的逆向选择，二是提高了征税成本。数字经济中电子商务种类多样，个人交易方式、支付方式灵活，直播销售、直播授课、微博广告等都是数字经济的交易方式范畴，“买家+平台+卖家”的产品销售方式也成为常态，网络环境的虚拟性以及数字化的个人资产成为个人纳税人更倾向于将个人收入的真实信息隐蔽化、私有化的诱因，进而促使纳税人对个人收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纳税不遵从行为。

4.数字技术助力提升纳税服务质量

根据“管理+服务=遵从”的理念，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不仅受税收管理的影响，还有赖于纳税服务的质量。数字经济在带来了五花八门的交易模式的同时，也让纳税人更需要及时的纳税服务，与企业法人纳税人不同的是，大部分自然人纳税人没有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财税知识，使自然人纳税人对相关的税收政策更为生疏。为了更好地服务自然人纳税人，不管是在国家税务总局还是各省级税务部门，运用数字技术来提高纳税服务的质量和时效性的举措层出不穷，传统的12366纳税服务平台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依托下，各地区研发打造“12366”智能客服系统，打破访问人数限制和人工服务时间限制。除了传统的电话纳税服务平台，税务部门还利用数字经济的平台化特征，开发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平台宣传税收知识，解答纳税人的纳税问题，宣传内容的形式也变得数字化，比如电子漫画、视频等。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升自然人税收遵从的政策建议

做好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顶层设计

数字经济环境的税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缺憾，税务部门作为税收遵从的治理主体，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法律制度，为自然人的税收遵从提供合法且明确的制度根基：一是要做好立法规划工作，设立相关部门负责对国家信息化建设中可能或者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预测和监控，并及时纳入电子商务税收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加快制定电子签章、网络信息和个人交易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保障个人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个人交易信息透明化、公开化水平；三是解决相关税收法律法规中出现的冲突性立法问题，在数字经济革新快速的常态下，要做好新法颁布旧法废除、上位法修改下位法也要更新的工作。

提高税务稽查决策科学化水平

数字经济时代的税务稽查决策需要从传统的依靠直觉判断和主观经验的模式，向大数据驱动决策模式转变。首先要形成数据决策的意识，税务部门的税务稽查决策层要在立足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与判断，这是保证涉税数据价值得以发挥的重要保障，如果仅把数据分析作为主观意志的次要辅助，涉税数据将失去价值与知识创新的可能性。其次要建立智慧化的税务稽查决策流程，按照“优化决策流程，智能辅助，预测决策”的思路，建立“涉税信息收集—量化分析—选案稽查”的稽查决策流程，以及通过与第三方部门间的数据信息调用和云技术应用，探索数据间的相关性，发现个人交易之间难以察觉的关联性，避免在海量个人信息中重复工作，及时发现个人电子商务交易中的涉税风险。

多方位提升个人税源监管能力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市场和社会监管方式创新成为可能，為实现税务部门针对个人税源的智慧监管奠定了基础。其一建立数据融合中心，需要将税务部门、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以及互联网数据等各方数据进行采集、整理和融合，构建自然人视图，建立监管目标画图，从而减少监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二建立个人税收信用体系，通过对人口信息数据进行分类，能够有针对性地对数字经济中的个人交易进行有效管理和动态监控，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赋予网络个人“数字身份识别码”，通过数字经济中个人身份的确认和识别，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威慑的举措，从而进一步提高自然人的税收遵从度。

提供精准化和个性化的纳税服务

虽然数字经济使纳税服务更加智能化和数字化，但是数字经济的个人交易模式多样，并且伴随着高净值财富群体和多元收入个人群体的不断扩大，催生了不同的个人纳税服务的需要。紧跟数字经济革新的税制会变得复杂，但是这些复杂是税制的进步，可以体现税收的公平，但是针对个人的纳税服务就更需要精准化和个性化。

（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桦宇，连宸弘.税务数据资产的概念、定位及其法律完善[J].税务研究，2020（12）：53-60.

[2]王卫军，朱长胜.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从生产增值税到消费生产税[J].税务研究，2020（12）：61-67.

[3]杨志勇.数字资产税征收的国际实践与我国的政策建议[J].经济纵横，2020（11）：1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