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笑囡 陈婷婷

摘 要： 将20世纪20年代的中日文坛相互映照，发现主张“自叙传”式文学表达的郁达夫发表了名为《茑萝行》的短篇小说，日本私小说代表作家嘉村矶多发表了《业苦》系列短篇。虽处于不同的国家和语境，但郁达夫和嘉村的这些小说均有“抛妻弃子”情节和自我暴露的文学表现手法。通过重读经典，可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现场，感知当时中日文人极为相似的个人矛盾之所在，挖掘出表层相似的文本中迥异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郁达夫 嘉村矶多 “自叙传”式文学 私小说

郁达夫（1896—1945）是创作个性鲜明的中国现代作家，曾言“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也正由于切实贯行“自叙传”式自我表现，他被称为中国“私小说”作家第一人。而“私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特异产物，其特质在于排斥艺术虚构的真实自我暴露和剖白。《茑萝行》是郁达夫于1923年出版的小说集《茑萝集》中的一篇短篇，讲述了好强的“我”因不愿演一出“失意的还乡记”而送妻儿独自回乡后对妻子的种种回忆，其中有对旧式媒妁婚姻的抗拒，婚后对妻子的疏离、虐待，也有对自己曾经“荒妄的邪游，不义的淫乐”的自曝，文本中包含大量愧疚、同情、怨恨等矛盾心理的自我剖析。结合郁达夫的生活经历，可以确认小说中妻子的原型即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孙荃。

嘉村矶多（1897—1933）是日本私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业苦》是嘉村于1928年发表在日本《不同调》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崖下》是同年发表于同一杂志的短篇续作。这两篇作品讲述了主人公圭一郎抛弃妻儿于故乡家中，与情人千登世私奔后的种种境遇与心理纠葛，有离家后对儿子的想念、无法给予千登世合法身份的愧疚，有对妻子贞洁的猜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黑暗中女性胴体的“兽欲”等。经学者考证，《业苦》的情节基本与嘉村矶多的现实生活吻合。

这两篇同时代的作品产自于不同国别作家的笔下，却都使用了真实的暴露自我的创作手法，道出相似的“抛妻弃子”事件始末。但同时，这两位同龄作家又对自己的行为、心理以及周边环境有着不同的解释与自处之道，展现出中日文人不同的气质和思想倾向。

一、“我”之世界的危机重重

日本私小说的研究者魏大海指出：“日本所有的‘私小说作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个人化的现实生活中，无可避免地皆要面对生活上、精神上或心理上的严重‘危机。”《茑萝行》和《业苦》《崖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作家对个人现实生活以及心理危机的自我暴露。

现实危机首先是工作不顺导致的生活困窘以及由此引发的向身边女人宣泄情绪而产生的情感危机。两位作家都长期郁郁不得志，郁达夫的朋友为其寻了几处工作，但“那几处不是说我没有声望，就嫌我脾气太大，不善趋奉他们的旨意，不愿意用我”；嘉村换了份文艺杂志社的工作，却“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乞丐”，“大多数采访遭到了残酷的断然拒绝”。原先怀抱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碎，日复一日的压抑情绪导致《茑萝行》里的“我”变得歇斯底里，呵斥妻子：“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世上的呀？”嘉村笔下的“我”也多次对陪伴着自己艰苦度日的千登世尖声斥责、抱怨。

心理危機则源于二人所做出的“抛妻弃子”的决定。郁达夫对妻子的乡气与不自立百般在意，怜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不愿落下始乱终弃的骂名，是以长期在爱恨中逡巡。嘉村的内心每天萦绕着对妻子并非处女的猜疑与愤恨，对失责于家庭的恐惧与愧疚以及虽与千登世私奔却无意与其终老的自私念头等。“这种‘危机强烈且具伤害性”，使处于重重危机中的主人公要么伤人，要么害己。

两位作者各自在作品中诉说着相似的个人哀愁与危机——因社会经济不景气造成的谋生难、对封建式传统家庭的责任感和追求“自由”之间必然产生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对自己妻子的不满意，来自于对媒妁婚姻的抗拒以及对“新时代独立女性”这一当时新型女性气质的向往。嘉村对妻子的不满也有因媒妁婚姻带来的不信任感和对所谓“纯洁”女性形象的执着。对媒妁婚姻的抗拒显示出当时近代自由思想的渗透，但郁达夫将妻子物化为听任自己摆布并且必须能与自己共情的攀附之物，嘉村对“洁白”的女性肉体独有的性欲和强烈的占有欲，其实都源于封建父权制思想的残留。尽管这些男性知识分子作为近代思想的先觉者，试图摆脱封建桎梏，但其实自身都尚未实质性地脱离其中，这是20世纪初这一变革时代中典型的个人矛盾之所在、痛苦症结之所源。

二、毁灭，还是和解

魏大海提到，在日本的私小说发展史上，曾有理论将私小说样式区分为“破灭型”和“调和型”。“破灭型”私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面对的只有哀愁和绝望，‘破灭或‘毁灭乃是他们每日每时都要面对的必然”，而“调和型”私小说中的“我”则有可能在某种寻求和解的过程中，“达成一种妥协或者调和的状态”。郁达夫和嘉村矶多的作品就明显体现出了这两种类型的私小说之间的差异。

嘉村作品中的主人公圭一郎每天面对的只有哀愁和绝望，痛苦时刻盘踞心间。看到家中写来的书信，圭一郎“反复咀嚼着良心谴责带来的无尽痛楚”，对于妻子非处女的猜疑，他“日复一日、日渐激昂的痛苦，逐渐转变成茫然或消沉的痛苦”。这种颓废、消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无以回避的结局。圭一郎自问，即使将自己的爱统统奉献于现世丑恶之外的比人生更具蛊惑力的艺术，“明天、将来又能得到多少值得企盼的光明和安宁呢？”《崖下》最终以“不难想象，最终绝望会缠绕圭一郎的一生”做出回答，嘉村作为一个清醒的悲哀者，却又无力地任凭自己的人生毁灭于重重危机中。

与之相对，郁达夫在《茑萝行》中通过忏悔与示弱，试图寻求内心与外界之间的“和解”。施加于妻子之身的种种虐待，他解释说：“我在社会上受来的种种苦楚，压迫，侮辱，若不向你发泄，教我更向谁去发泄呢！”接着便期待“我的最爱的女人，你若知道我这一层隐衷，你就该饶恕我了”。贯穿全文的“我”的号泣与悲鸣也同样源于他的不肯认命——“你”的憔悴柔弱使“我”落泪，对“你”的想念与愧疚使“我”痛哭，这样的情感剖白无异于将“我”置于弱者地位，暗示“我”因无法选择而无罪。此外，对妻子的期待也表现出“我”对和解状态的内心指向，“你一边怨我，一边又必在原谅我的”。然而，这种和解仍是将妻子视为“他者”而加以排斥，一味要求对方来配合“我”的意志，缺乏对于他人困境的本质上的理解与关怀，因此这种和解意愿也终将走向虚无。

三、谁造就了“我”的悲剧

两位作家对自己的悲剧生活都进行了追因，得出了不同的答案。提及旧式婚姻的失败，郁达夫说：“这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作孽者是你的父母和我的母亲”，嘉村却说“这桩婚事与其说是父母之命，不如说很大成分上是自己命该如此、自作自受”。对妻子的种种斥责和情绪宣泄，郁达夫将之归因于社会对自己的虐待、欺凌、侮辱，使他在家成为一个“凶恶的暴君”。嘉村却不曾为自己斥责千登世的行为开脱，反而“暗暗责备自己刚才的声音太过粗暴”，暗自哀伤。

在寻了几处职业都失败后，《茑萝行》的“我”想，要逃出这“恶浊的空气”唯有一死，但若要自杀，至少也要先击杀一两个人类，若杀了比自己富裕的，算是替社会除了恶，杀了比自己更苦的，也算拯救他于苦难了。谈及自己丢下家中老少独自死去的想法，“我”认为这责任也不该是自己负的，该负责的第一便是“我们的国家社会”，因为“不能用我去作他们的工”；第二是妻子的父母，没有教育她独立营生；第三是“我的母亲戚族”，明知“我”没有养活妻儿的能力，还要苦苦劝“我”结婚。而《业苦》的“我”面对工作的屡屡失意，无奈之余“只好暗骂自己蠢，是咎由自取”，他把一切都归因于自己的不通世故，愚钝与固执。同样是面对家庭的悲剧、工作的失意，郁达夫问责于“社会”，而嘉村矶多陷入了“自责”的泥潭。

在20世纪20年代因自由主义与封建旧道德的碰撞而造就的充满“危机”的苦痛生活中，嘉村把自己“斩筋碎骨”地揉进哀愁与绝望中，他认为是自己的自作自受使得未来也注定无望。郁达夫则在同困苦和悲哀对峙的人生中充满对社会的愤恨，强烈地呼喊自己不愿以悲剧收场。可以说两者趋向不同的生存之道，但都逃避了一定的责任。郁达夫不愿正视自我的问题，他所追求的和解始终寄希望于外界的改变，注定失望；而嘉村不加掩饰的自我暴露仅止步于“发现问题所在”的阶段，他忽视了社会的弊病，陷入日本自然主义“无理想、无解决”的窠臼。

或许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暗示的含义一般，嘉村在绝崖之下独自承受着修行之苦，伴随着随时可能被滚落的崖石彻底摧毁的破灭感绝望度日。郁达夫则迫使只知攀附的“茑萝”独自远行，他认为自己固然狠心，但自己和妻子的悲剧之根本乃是社会的“不养”之责。由此可知，作家对于社会历史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认知，造就了中国与日本的代表性自傳式小说从审美范式到思想取向的异质。

参考文献：

[1] 郁达夫.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

[2] 宇野浩二等. 枯木风景[M].魏大海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3] 魏大海. 私小说：20世纪日本文学的一个“神话”[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4] 潘世圣. 关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私小说”[J]. 外国文学研究，2001（2）.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公案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SK2020A0073）；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基于学情画像和学习激励机制的小语种专业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2019jyxm0091）

作 者： 岳笑囡，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陈婷婷，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