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革命：被遮蔽的视角与话语

2021-08-27曹李馨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8期

摘要：女性与革命，这两个词往往是无法联系的两极。男性作为启蒙和革命的主体，常被置于聚光灯下，被书写、被探讨，而女性则成为退居幕后直至消失不见的群体。本文将以丁玲《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这几篇“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的小说为例，力图探究被“启蒙”“革命”等宏大叙述声音所遮蔽的女性视角和话语，探究女性在社会思潮中所站立的姿态，并通过与茅盾《幻灭》这一小说的对比，从而挖掘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独特性。

關键词：“革命加恋爱” 丁玲女性

在《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作者写道：“当民族群体要挣脱一个旧的父子秩序的束缚时，女性与它在利益和目的上都是合一的。但是，一旦民族群体趋于安顿于一个新秩序，而这新秩序又带有明显的父权标志时，女性便成为排斥者和异己。”两番弑父之举中，“娜拉”们离经叛道的勇气和追求自由解放的诉求曾与革命者们相契合，然而“五四”之后，“她们”却成为在革命与恋爱冲突时被牺牲掉的伴侣。以往对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研究往往会从男性入手，探究革命（政治）与性（欲望）间相互转换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聚焦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女性，探讨其在革命中被遮盖的视角与话语，以此来重新审视女性与革命之间的张力。

一、“去力比多化”：女性眼中的男性与革命想象

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重新阐释了“力比多”一词。“力比多”原来由荣格提出，荣格认为所有欲望都出自于同一本源，将一切的力量来源都称为“力比多”，但弗洛伊德认为，如此一来则仍需要对性和非性的力比多进行区分，因为性功能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无法被人抹去。所以他提出，用“力比多”来专门指代与性有关的欲望。故而笔者在此处所提到的“力比多”也借用了弗洛伊德的说法，用以转指性力或性欲。

“五四”恋爱主题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常常是带有“力比多”的凝视。启蒙文学时代，与“启蒙话语”相伴的是人性乃至自然天性的解放和自由，而在这其中，对“性”与“欲望”的重新审视便也成为打破镣铐枷锁的重要一环。“力比多”不再是某种禁忌或是隐语，相反成为“五四”作家笔下时常出现和反思的关键词，也成为在书写两性关系时值得大书特书的某种潮流和倾向。性灵的馨香与肉欲的刺激，精神的升华与感官的耽溺，这种种对立构成了部分恋爱小说中主人公苦痛与挣扎的根本要素。

而在这些有关“力比多”的倾诉和呼喊中，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是这其中绕不开的文本。如果说郁达夫的抒情小说“注意人的情欲在表达人的内在世界的重要性，试图用一新的眼光，去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包孕的情欲问题”，其在作品中大胆暴露的青年男性在“个人私生活中的灵肉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不可谓不惊世骇俗，那么《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情欲”的暴露和呈现则更是向封建旧道德挑战示威的利器。爱情不再是温柔缱绻，使人“临风洒几点痛泪”的通俗读本，而是被剥去了华衣美服，逼近本性的赤裸的凝望与审视。

莎菲在初次见到凌吉士时，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其带有情欲的注视：“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去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她嘲笑毓芳和云霖，嘲笑他们的禁欲，压抑、禁锢着自己“力比多”的释放。在莎菲的心中，爱情中不应该只有灵的闪现。欲望之火燃遍她的全身，即使知晓了凌吉士是一个怎样的人，知晓了“这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一个卑劣灵魂”，甚至明白了凌吉士给予他的亲密“值不了他从妓院中挥霍里剩余下的一半”，却仍是无法从这浓烈得几乎发了狂的情欲中抽身。丁玲笔下的女性几乎时刻都警惕着自己主体性的丧失，“丁玲式”的女性虽常常充斥、洋溢着生命热情，却从不愿成为粘腻的附庸品。然而莎菲却是陷在了这没有“灵的馨香”的爱情之中，几乎因了这浓烈却又拼命压制的“力比多”丧失了自己：“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到来。”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对男性带有“力比多”的描绘与想象撕毁了封建旧道德虚伪的“道学家”的面具，也扯去了禁锢和束缚女性的最后一层裹脚布，成为高扬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的一面旗帜。然而在随后的几篇“革命加恋爱”小说，诸如《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二）》中，这种对男性充斥着“力比多”的注视、这种浓郁得几乎化不开的灵与肉之间挣扎与徘徊的苦痛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恋爱主题的变奏。

在《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作者写道：“‘革命是枯燥而单调甚至是乏味的，需要的仅仅是信仰和自我约束力，即‘革命被去力比多化；而狂欢式的‘恋爱则成为释放、卸载、净化革命者的力比多的场所，并被置放到了‘私人领域。”在笔者看来，若是将聚焦点置于女性，从丁玲几篇“革命+恋爱”小说中女性主人公的视角出发去观察男性，则会发现她们眼中的男性，尤其是所谓“完美”的男性伴侣形象常常也是“去力比多化”的。这一点在与《莎菲女士的日记》进行对读时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种差异。同时丁玲笔下的“她们”对于男性伴侣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男性形象与作家心目中的“革命想象”呈现出了一种互补格局。

韦护出场时，吸引女主人公的显然并非凌吉士所谓白嫩的脸，惹人的红唇，闪耀的眼睛。“瘦的、白的、穿一件蓝布衣服”，显得异常朴素的韦护不是靠“形与色”获得了女孩子们的欢迎，而是因为他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以及他在谈话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时新且高雅的思想。在这样一种“去力比多化”的注视中，女孩子们所感受到的也并非是来自本能欲望的冲击，而是在聆听一个革命者的谈话时所获得的精神和信仰。韦护更多是作为一个启蒙者和革命者，而非男性伴侣的形象出现的。“他懂得他很得了些尊敬和亲近。……她们讲的是自由，是美，是精神，是伟大。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不得了。最后她们讲到恋爱了”。莎菲所希望从凌吉士身上得到的，是肉欲的快感与灵魂的契合，而丁玲“革命+恋爱”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则希望得到理解、引领和启蒙。在“去力比多化”的伴侣的带领下瞥见革命“神圣”的光与影，继而在其感化和影响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一种“去力比多化”的男性形象面前，以往丁玲笔下蔑视一切、居高自傲的女性却变得温柔而乖顺。这与叫嚣着要征服和占有男性，使之成为其裙下臣仆的莎菲，以及遇见韦护前言语轻辱、狂狷桀骜的丽嘉构成了鲜明对比。究其原因，与其说丽嘉因沉沦于爱情而失掉了锋芒，倒不如说是因为受到了“革命者”光辉的感化。从表面上看，丽嘉归顺的是男性，但实际上她所皈依的却是革命，是信仰，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義所做的让步。在“去力比多化”“净化”了的男性面前，她已在无形中将其视为“革命”的化身，从而将男性形象与革命想象合二为一，心甘情愿地放低姿态，接受来自革命（男性）的启迪和洗礼。丁玲笔下这些叛逆的女儿们，这些蔑视一切、自由至上的“五四”新女性，也只有在革命、政治，这样一种充满着阳刚与男性意味的话语面前，在这样一种类似“父亲”的权威笼罩之下，才能重新找到新的皈依之所。

这一点从丁玲本人的生活经历中也可以找到影子。在《革命与“有情”——丁玲“再解读”》中作者提到，在丁玲的现实世界里，“冯雪峰是丁玲投身革命的一个中介——甚至可以说，通过冯雪峰，丁玲是在‘与革命恋爱”。这更加证实了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男性”与“革命”的合流。“他”是被净化了的，洗去了肉欲与性爱的不洁，更多闪现着信仰与启蒙的光辉，呈现出与革命的同质性。

不过，“革命”在这里更多停留于一种想象的层面，并没有与实体进行过多的勾连。在《“革命加恋爱”现象与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一书中，作者则借鉴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称“革命加恋爱”小说为“想象革命的方法”。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丁玲小说中的革命想象实则是有些朦胧的，疏离的。例如《韦护》中珊珊即说，韦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家”。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同她们谈音乐，“韦护对于外国的乐器虽不会奏，但他却听过裴多菲、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他说得真动听，比他在会场所激烈争辩的言辞有力得多了”。韦护的身上依旧残留着“五四”知识分子的气息，那是由柴可夫斯基、俄国文学与抽屉里的一沓诗稿构成的，甚至带着些“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他身上也有着李欧梵所云“浪漫一代”的影子。

这恰恰是丁玲对于“革命”的最初认识，由男性形象所连带出的革命想象更像是一种符码，一个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所指。但或许正是因为其与“五四”的藕断丝连，“他”身上未曾散去的“五四”的浪漫气质，充当了从“启蒙”走向“革命”的润滑剂，使丁玲在各种不熟悉的理论和主义之间找到一种亲切感，最终促使她完成了“左翼”的转变。

二、再度出走：“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出逃的“娜拉们”

上文提及，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女性人物（丽嘉、美琳）对于男性人物的审视往往是“去力比多化”的，并在这样的审视中将其等同为自己对于革命的想象，同时希望在男性的启蒙与引领之下获得新生。而这几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丽嘉、美琳和玛丽，也在对“五四”个性主义、个人主义进行重新强调的同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

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运动》一书中舒衡哲提到，在青年个性解放和冲破黑暗的“狭的笼”的过程中，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寻找更具叛逆个性的榜样时，娜拉的最后动作——挑战般地猛关房门，成为他们反对家庭制度束缚的斗争的先声。……‘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这句话铭刻在五四青年的心上了”。有了娜拉的鼓舞，才有了“五四”时期逃出封建旧家庭的阴影笼罩，奔赴恋爱与婚姻自由的叛逆的“女儿”们。前有《伤逝》中的子君，“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后有丁玲笔下的《梦珂》，在接到父亲来信之时决然不会接受旧式的婚姻和旧式的家庭，硬要自己闯出一条新路。然而等“娜拉们”真正从旧家庭中走出，已经或即将与自己所爱之人组建成新的小家庭之后，苦恼和愁闷再次笼罩了她们。做一个本分的妻子或是母亲并不是她们所想要的最终归宿，于是等待她们的命运，只能是又一轮的苦痛与挣扎。

中国“娜拉”出走的不彻底，究其原因，在于女性在与以男性为中心的启蒙主体合谋完成历史上的“弑父”之举的过程中，自身的性别特征和性别经验被有意无意地遮盖了。王德威曾提到，“五四”一辈文艺家对主体性自我地辩难，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萌芽。“我”不论是个体小我或是国家社会的大我，是有性别之分的，而不能以一中心（男性）的修辞叙述，一语带过。然而不久之后女性意识与阶级意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却被混为一谈，女性运动即失去了原本主体诉求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在涉及特定问题时的“失语”，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诸如婚姻、生育等等的“被遮盖”，造成了女性在攻占“个性解放”这一堡垒时并没有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女性获取自由独立，“成为我自己”，力图获得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的声音被淹没在了更为宏大的叙述声音当中。同时，在历史上的“弑父之举”完成之后，曾经结为同盟的妇女们与启蒙主义者们则因为目标和方向不同分道扬镳。出逃的“娜拉们”便不得不面对经典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事实上，困住中国“娜拉们”的第一道门槛毫无疑问是封建旧家庭、旧道德的压迫和束缚，是“父权制”权威逼迫下的禁锢与枷锁。然而当她们跨出这第一道门槛，紧接着成为她们追求真正个性解放与自由的第二个绊脚石，是社会性别制度，或者更为具体一点，是婚姻和家庭制度。盖尔·卢宾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对婚姻制度进行了颇为有趣的解读。她指出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而女人则是最珍贵的礼物。“‘女人的交换是个诱人而有力地概念。它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她将妇女压迫置于社会制度而不是生物性中”。在婚姻制度中，女人是作为“礼品”而非“伙伴”而存在的，既然礼品有着“赠予”的性质，即意味着在婚姻制度中女性是作为半客体而非真正的主体而存在的，也即意味着在婚姻以及由婚姻而建立的小家庭制度中，女性似乎很难真正完成所谓的“为我主义”“成为我自己”。

从这一点出发，也就不难理解丁玲在作品中对于妻子、母亲身份屡屡发出的质疑。这种客观冷静的审视贯穿了从其处女作《梦珂》，到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革命加恋爱”小说《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二）》中。梦珂仍是未长大的女儿，没有像莎菲那样刻骨又灼热的爱情体验，对于社会中女性将要经历的苦痛也并没有太多的认知。但其在肉欲的社会中仍时刻感受到女性作为物化的存在，男性常用一种占有的目光看待女性，并因此对“做本分的妻子和母亲”持有了悲观的态度，隐隐约约流露出“丁玲”式女性追求自由的期待。而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这种挣扎于婚姻、爱情与自由之间的苦痛表现得更为炽热且真诚。正如她在作品中所呐喊的：“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家庭、地位都不是她所希望的，自由和自身主体性的确立才是莎菲所真正追求的。莎菲的挣扎不仅是因为在灵与肉之间绝望徘徊，更因为在这样一种灼人的爱情中，她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变成了他人的附属品、爱情的牺牲物。莎菲最后被动又主动的出走，也是保存个体独立性的一种无计可施。

而在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中，这样的主题和反思却未被“革命”这一宏大的叙述话语所掩盖。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中，美琳所发出的也正是这样的呼喊：“然而她该知道她一住在他这里，便失去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现在她一样一样想着，才觉得她除了他，自己一无所有了。过去呢，她读过许多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小说，她理想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但是她仿佛觉得他无形的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中的玛丽也是如此，作为一个革命的“反叛者”，她对于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所受的禁锢却也是清醒自知的：“她知道女人一同人结了婚，一生便算终结了。做一个柔顺的主妇，接着便做一个好母亲，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儿女，所谓的家庭温柔，便剥蚀去许多多余的幸福……这有什么意义！”所以她只愿意爱自己，并且永远保持着青春的王位，永远维持着现有的、自由的生活。

对于婚姻和家庭的反思和质疑最终导致了“娜拉们”的再度出走。正如有学者提到的，这几篇小说中均包含着一个“出走”的情节模式。“五四”小说中的“莎菲”在伤心中南下，美琳和玛丽也都选择了离开恋人。“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出走”模式是对“五四”恋爱小说中“出走”情节的一种变奏。两者的目的看似有着显著的区别，莎菲更多是为了逃离在灵与肉之间的苦痛挣扎，而美琳则是为了“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但她们所要最终达成的目的却都只是“替人间争得了她渴慕的自由”。丁玲十分关注女性个体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从“五四”恋爱主题到“革命加恋爱”，丁玲笔下的女性对家庭、对婚姻都保持着一种冷静客观之距离。即使是身处令人迷眩的爱情中，也力图在挣扎与苦痛中找到自我、回归自我。而在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中，女性力图获得个性解放的声音也从未被“革命”的叙述话语所淹没，而是与“革命”“恋爱”等时代话语相伴而生，共同构成了丁玲笔下独特的“革命”想象。这一点在与其他无产阶级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对读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丁玲的独特性。如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宫本百合子的处女作《贫穷的人们》，深刻展现了农民的悲惨命运，反映当时黑暗的社会图景，初步萌发的阶级意识和强烈的人道主义也成为其最终成为“左翼”作家的基点。然而丁玲对于革命的最初想象却是有些“五四式”的。丁玲书写“革命加恋爱”的几篇作品，体现了其“向左转”的过渡姿态，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几篇作品并未将触角伸向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艰难困苦的工农生活，相反，这几篇作品中的“革命”是有些“个人化”甚至“理想化”的。“革命”不光是某种流行的“主义”，也是女主人公们实现“自由”理想，尝试在更广阔的社会中进行主体性确立的一条“新”出路。“革命”的外衣之下，“娜拉们”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也在熠熠生辉。

三、女性与恋爱：作为革命叙述的代码

上文从女性视角、女性意识两个方面着重分析了“革命加恋爱”小说中被遮蔽的女性。事实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中，不少作家只是将女性与恋爱当作了革命叙述中的一种工具，正如《茅盾小说中时代女性形象的衍化及其功能分析》此篇文章中作者写道：“（新女性）这类形象开始并非作为‘新生事物予以正面表现，她们更多的是服从于作家刻画人物之外的需要，即让她们充任某种代码，进而成为叙述结构中的一个方面而起作用。”女性在结构功能上的意义大于其本身在形象塑造上所蕴含的内涵。丁玲《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二）》中，从女性隐现的视角或话语中仍可以瞥见女性追求自由及独立的光彩，革命进程并未完全覆盖女性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光彩。然而在同时期不少男作家的笔下，由于对另一性别缺乏理解，同时也急于书写在当时社会更为紧迫的革命热潮，女性便在革命中“失声”，仅仅成为有些枯燥的革命叙事增光添彩的佐料或添加剂。

试以茅盾《幻灭》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为例。虽则茅盾本人在《从牯岭到東京》中说，《幻灭》是为描写现代青年在革命浪潮中所经历的“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作品的本意并非是描写恋爱与革命之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幻灭》此篇文本中，恋爱与革命恰是作品中两个较为重要的要素。主人公静女士对于爱情的幻灭也恰恰映衬着作者对于革命和时代的失望怅惘。作品的重心在此，自然静女士在两性关系中的姿态便并非作者集中用力之处。在笔者看来，静女士“新女性”的形象并不彻底，她的“新”只体现在所接纳的思想，然而对于个体的自由与独立却未有深刻的体悟。虽然在作品的开头作者借静女士之口对女性之处境做了绝望之预测：“处女的甜蜜的梦做完时，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从你头顶罩下来，直到把你压成粉碎。你不得不舍弃一切的理想，停止一切的幻想，让步到不承认有你自己的存在。你无助地暴露在男性的本能的压迫下，只好取消了你的庄严圣洁。处女的理想，和少妇的现实，总是矛盾的。”静女士对于女性可能的遭遇有清醒的认知，并从慧女士的经历中隐约瞥见男子的负心与自私，但仍对于爱情抱有来自本能的幻想。两者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其苦闷彷徨心态的产生，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对于这苦闷的消解方式，《幻灭》中的作者提供了两种：其一，是像慧女士一样，如受伤的野兽进行复仇的反噬，用他们（曾经伤害过慧的男子）对待她的方式回敬他们，如此便使得许多无辜者做了献身；其二，是如同静女士一样，向母爱的温馨中去寻求对于黑暗社会的解药。在苦闷与彷徨中，对于母亲的回忆，使得她“觉得温暖和光明到底是四处地照耀着，生活到底是值得留恋的。……就是这母亲的爱，温暖了社会，光明了人生！”然而这样一种“冰心式”“爱与温情”的探寻并不是面对黑暗社会的最终解药，如慧女士一般“复仇式”的恋爱也只能是伤人伤己。女性在面对如此境地时只能求诸自身。然而颇为遗憾的是，慧女士与静女士既没有像丽嘉或是美琳那样，在对自身处境有了清醒认知之后，努力寻找自由，确立自身主体价值。这其实也是静女士在爱情中感到“幻灭”的根源。

同时，《幻灭》中对于静女士“革命”情节的描写与丁玲相比也有着较为显著的不同。上文提及，丁玲作品中的革命进程大多伴随着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姿态，两者并非是割裂和分离的，这一点在丁玲后期的作品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在《幻灭》中，作品中的“革命想象”较之于丁玲的几篇作品显然更为具体也更加贴近实体，然而女性的呼声却被淹没在了更为宏大的叙述话语中。静女士之所以求革命，并不是像美琳一样要找寻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是为着新的理想的到来，“人们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努力来决定”，也是因为责任心的觉醒，“现在是常识以上的人们共同创造历史的时代，你不能抛弃你的责任，你不应自视太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其革命往往是以自身的自由和价值实现为基础的，而静女士则在一次次幻灭中最终与“理想”“责任心”等位于个人话语之上的、更为宏大的叙事话语所合流。个人话语与革命话语被严格区分，当静女士从个人（恋爱）进入家国（革命）视野时，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能是为了更具有权威性的集体。这显然更符合革命话语的叙事逻辑，但女性与革命便从此成为无法联系的彼此，并且终究无法通过合流来成就彼此。

实际上，正如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到的，他写《幻灭》，只是为了“写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一般人对于革命的幻灭”，“革命未到的时候，是多少渴望，将到的时候是如何地兴奋……（然而）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废票，而新的痛苦却一点一点加上来了，那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不禁叹了口气：‘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来了幻灭”。而女性与恋爱则是表达这种情绪、反映整个时代怅惘情绪的绝佳工具。恋爱中的从狂热到失望，正与革命中从憧憬到迷惘的情绪表达相同。静女士在与抱素一夜欢愉过后，发出了“原来不过如此”的感慨，这样的表述正与作者创作谈中的表述完全一致。用“恋爱”这种青年人普遍接受和认同的话语来进行叙述，显然更易激起同情和共鸣，同时，“恋爱”也是表述“革命”的一种委婉的方式。由此，在恋爱与革命同构的叙事中，女性自然不可能成为两性关系中的主角，其情绪的偶尔流露也只能成为使作品进一步丰满、更易引起读者共鸣的“工具”。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女性视角与话语的被遮盖，女性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声音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再一次被淹没。

通过以上对比，便可进一步发现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独特之处。茅盾用恋爱来反衬革命心理，情节流畅，描写细腻，并无可指摘之处。然而丁玲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试图展现在革命背后被遮蔽的话语和视角，给我们提供了女性在社会浪潮中的别样风景。

综上，本文以丁玲几篇“革命加恋爱”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着重探究了丁玲笔下“去力比多化”的男性形象，在呈现出“五四”恋爱主题变奏的同时也体现了女性对于革命的最初想象；从“娜拉们”的再度出走入手，分析其作品中与革命进程相伴而生的女性解放的呼声；同时，以茅盾《幻灭》为对读文本，窥探在革命和恋爱同构的模式下女性作为革命叙述代码的存在。

男性原本即是“五四”启蒙与文学革命的主体，在经历“向左”的思潮与转向后，他们仍然站在聚光灯下，以引领者的姿态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对于丁玲来说，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叙事的焦点和中心固然从女性转为了男性，但在这浓郁的革命话语的遮盖之下，当祛除了政权、主义等一系列宏大的声音之后，我们仍能听到女性为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所发出的真实的呐喊，紧承“五四”“娜拉们”的脚步，在革命洪流与社会潮流中找寻着属于自己的位置。

面对着“去力比多化”的男性所带来的“革命想象”，“娜拉们”有着“无处抛洒的热血”和使不完的激情，但当她们从小家庭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时，仍需要与社会性别制度乃至文化观念进行新一轮的较量。但无论如何，丁玲笔下与革命话语相伴而生的、女性为争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独立的呼喊，便如同“娜拉”出走关门时“砰”的一声响，闪耀着弥足珍贵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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