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女性与革命，这两个词往往是无法联系的两极。男性作为启蒙和革命的主体，常被置于聚光灯下，被书写、被探讨，而女性则成为退居幕后直至消失不见的群体。本文将以丁玲《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这几篇“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的小说为例，力图探究被“启蒙”“革命”等宏大叙述声音所遮蔽的女性视角和话语，探究女性在社会思潮中所站立的姿态，并通过与茅盾《幻灭》这一小说的对比，从而挖掘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独特性。

關键词：“革命加恋爱” 丁玲 女性

在《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作者写道：“当民族群体要挣脱一个旧的父子秩序的束缚时，女性与它在利益和目的上都是合一的。但是，一旦民族群体趋于安顿于一个新秩序，而这新秩序又带有明显的父权标志时，女性便成为排斥者和异己。”两番弑父之举中，“娜拉”们离经叛道的勇气和追求自由解放的诉求曾与革命者们相契合，然而“五四”之后，“她们”却成为在革命与恋爱冲突时被牺牲掉的伴侣。以往对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研究往往会从男性入手，探究革命（政治）与性（欲望）间相互转换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聚焦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女性，探讨其在革命中被遮盖的视角与话语，以此来重新审视女性与革命之间的张力。

一、“去力比多化”：女性眼中的男性与革命想象

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重新阐释了“力比多”一词。“力比多”原来由荣格提出，荣格认为所有欲望都出自于同一本源，将一切的力量来源都称为“力比多”，但弗洛伊德认为，如此一来则仍需要对性和非性的力比多进行区分，因为性功能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无法被人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