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运

从1948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伴随着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共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同样，如何争取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一件“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的事情。

经过中共不懈的争取，像叶圣陶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发出了“招待我人如此隆重”的感慨，普通知识分子发出了“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的感慨。

1949年中共争取知识分子支持新政权，赢得对知识分子的争夺战的做法有以下四种。

军纪严明和民主宽容的政权形象影响了知识分子

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攻城时尽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进城后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居民家，竭力不让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这些细节无疑给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有人表示：“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

不仅如此，中共积极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早在1948年，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可谓“一呼而天下应”，民主党派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还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因为“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

在理论层面，中共也强调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资本家都有一席之地。

1949年3月，叶圣陶等人北上解放区参观国民党被俘高级军官收容所时，感受到了新政权的“宽大政策之道”，他们见到被俘的王耀武称“在此学习，读书讨论，大有兴味。……